《法治指数评估方法与实践》，田禾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从2009年起，法学研究所就开始研发政府透明度、司法透明度指数，并于2010年初开始连续发布透明度指数报告，在实务界、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2年春，法学研究所连续迎来了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高官们，他们分别隶属于奥巴马政府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大使馆。来拜访的还有欧盟使团和欧洲一些国家。美国政府代表团对透明度如此关心，我们以为是中美贸易谈判使然——美国需要了解中国的政府开放程度。后来回头一看，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方向所致。2009年1月21日，美国迎来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新总统甫一亮相就提出大国新政：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就任当天，奥巴马签署的第一份总统备忘录是《透明和开放的政府》（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具体阐述了奥巴马的执政理念，强调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公民参与、多方合作的政府。签署的第二份总统备忘录是《信息自由法》。文中提到：“当我们有所怀疑的时候，公开是第一选择。我们不能因为公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官员陷于难堪的境地，或者会暴露我们的错误和失败，或者因为莫名的担心和害怕，而把信息打上‘保密’的标签。”这位黑人总统的施政要点是上述官员频频来访的主要原因。

美国政府代表团到访法学研究所

信息时代降临，民众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径也趋于多元化，这对公权力机构的行为方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凸显出政府公权力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和地位。不管愿意与否，公权力机构的一举一动都处在被“监视”之下，“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成为现实，任何隐瞒真实行为和现状的做法都具有丧失公信力的巨大风险。实践中，公权力制作、掌握和获取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静态的，如某个规范性文件，或权利运行中的决策、过程、结果性信息，还有的是因某种目的搜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公民有权利获取不危及国家、社会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的信息，公权力机构有义务公布这些信息。

信息公开有很迫切的现实需求。公民、企业都处在一个巨大的网络之中，获取信息是生活和工作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没有任何人能生活于信息系统之外。传统社会信息对个人的发展虽然也很重要，但信息的存量和传播手段的落后性使信息的重要性大打折扣。今天，信息和数据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要素，获取信息和保护信息便凸显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公权力机构向公民公开信息，一方面可满足其生活和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自证权力运行合法合规的手段，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得到落实，而不至成为一句空话。

今日之中国和十年前之中国的信息透明程度有了天差地别。公权力机构信息公开推进迅速，不断向纵深发展，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成为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以政务公开为例，各级政府正在积极推行“五公开”，即决策公开、过程公开、执行公开、结果公开、服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也促进了其他领域的公开，立法透明度、司法透明度、检务透明度、警务透明度水平均有提升，形成了各领域你追我赶的大好局面。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遭遇前所未有的公共健康危机，这对信息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国相互指责对方隐瞒疫情，然而这并不能改变疫情疯狂蔓延的现实。在尚未看到疫情结束希望的今天，中国以强有力的制度优势和控制手段有效地抑制了疫情的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度。中国应对疫情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疫情信息的精准搜集、密切追踪、全面公开。中国政府在疫情信息的公开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引起了一些质疑，特别需要明确的是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利益保护权衡的界限。毫无疑问，在危及公共安全的情况下，个人让渡权利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权利冲突时需要优先保护更高层次的利益。这里有两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限度，一是公权力机构在搜集、使用公民信息时应当做到最小范围限度。二是公权力信息公开则必须采取相反的角度，即最大限度原则。知情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知情权的基本价值观就是最大限度公开。

这同时也引申出一个问题，中国努力与其他国家沟通，由于沟通的方式和方法缺陷，很难将自己的理念和成果传播出去，让世界理解真实的中国。结果是说得越多，越没有说服力。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对话，不限于疫情，你说你的，我打我的，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其中有西方故意抹黑的成分，也有我方沟通时缺乏有力的证据和周延的逻辑的因素。各行各业都应该对此进行反思，其他领域暂且不说，法学研究最应该反思，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坚实进步，为何在法治领域却屡屡被人诟病。

除了政府信息公开，司法公开也是争议不断。司法实务界有的人认为，做好审判就行了，公开有什么用？理论界则认为司法本应奉行保守主义，新科技则对保守主义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司法公开使原以被动立身为命的司法行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破坏了保守主义的原则。有人对民事裁判文书的公开颇有质疑，认为违反了民事司法中的平等意愿、意思自由原则；还有人对庭审直播的公开提出质疑，认为与几十年前的公审几乎如出一辙。对公众而言，普遍欢迎法院司法公开的建设，认为目前的推进还不够，但对诉讼当事人而言，当然是不公开为好。

2013年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报告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新时代的法学研究改变思维方式极其重要。就法治建设而言，无论有什么样的争议，有比没有好，百家争鸣比万马齐喑好。实践先行，理论研究总是在其后蹒跚追赶，自以为是学者们的通病，于是总是会义无反顾地掉入陷阱。随着信息化大数据时代的降临，法学研究渐渐拥抱多元化，数据治国理念润物细无声地走进法学领域，默默地改变着法学研究的领域和方法。用数据说话的新研究模式将改变传统法学中字斟句酌的理性优先选择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从而使法学研究具有了更多的“实证”色彩，也使许多法学工作者感觉到了自我，进而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实用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个贬义词，在理论体系中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但实用主义确实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是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洛克、贝克莱、休谟都是实用主义的践行者，康德更是将其引进哲学，在思想和人的行为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实用主义也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三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一书至今不衰，其中观点经胡适引入中国后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理论与实践是不可分的，否则便是伪科学，不论其体系有多么完善、价值有多么普世、逻辑是否无懈、语言是否精湛。中国思想史对思想与行为之间的论述则更早，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格物致知”源于《礼记·大学》，讲的就是探索事物原理，获取真实知识。而中国哲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提出“知行合一”也是对其的最佳注解。

法学研究应当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法学是一个应用学科，封闭的法学是没有前途的，走向社会深入实践是取得进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与实践深度融合才可能抑制法学研究的滞后性。法学研究应该摆脱和抛弃文化中心论，迎接多元社会兴起。不仅要摆脱和抛弃西方法学文化中心，还要摆脱和抛弃法学故步自封的中心主义，使法学研究成果深入人心，人人易懂，人人能用，而不是知识分子书斋里的小摆件、期刊里的故纸页。法学应当拥抱新技术，接受新思维，摆脱“世上已千年，洞中才数日”的困境。新技术催生新学科和新领域，只有直面时代的要求，走出庙堂，法学才更有生命力，而不是要求时代和实践反向符合法理的旧窠臼。

中华民族正走在复兴的大路上，法治指数研究对此将大有作为。让数据说话、让事实说话，将打破西方世界的封堵，告诉世界人民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是不战而胜的软实力，获取法治话语权则是获取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在国际如此，在国内亦如此。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多年的研究成果合集，这个研究团队由核心人物和研究人员组成。

其中，《中国立法透明度指数报告（2017）》《中国立法透明度指数报告（2018）》由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研究员周婧执笔；《中国立法透明度指数报告（2019）》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雁鹏执笔。

《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2016）》《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2017）》《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2018）》《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2019）》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吕艳滨等执笔。

《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2016）》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梅执笔；《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2017）》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昌明、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田禾等执笔；《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2018）》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昌明执笔；《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2019）》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祎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田禾执笔。

《中国检务透明度指数报告（2016）》《中国检务透明度指数报告（2017）》《中国检务透明度指数报告（2018）》《中国检务透明度指数报告（2019）》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栗燕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田禾执笔。

《湖州法院执行规范化指数报告（2019）》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田禾等执笔。

《前海法治指数评估报告（2017）》《前海法治指数评估报告（2018）》《前海法治指数评估报告（2019）》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雁鹏、副研究员栗燕杰、研究员吕艳滨等执笔。

此外，自2009年以来，参与过此项目的学者和学生达数百人之众，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我们已经记不清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容貌和性格，但他们在沙滩北街十五号来去匆匆的身影、坚守法治的决心、让我们印象深刻。每一个评估报告发布时引起的社会反响以及实际推动法治某个领域的进步都使参与者倍感自豪，不少的同学离开学校多年，还充满感情地说，在小院的三年是他们进步最快、受益最多的三年。老师要求他们要广泛读书、要勤奋写作、要不惧大众演讲、要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使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多年后仍然游刃有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马铭泽、王巧、艾卓成、李卫、李亦辰、刘玉娇、刘烨宁、刘静怡、许奎、汪玉池、张国宁、胡景涛、袁晴、袁紫涵、常丽、彭馨宇（按姓氏笔画排序）等同学参与了稿件的校对，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人数众多，本书不再一一表示感谢，在此谨共同祝愿所有关心过我们的领导、支持过我们的同事、帮助过我们的各界人士、参与过我们项目的同学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田禾

2021年6月20日于北京

作者：田禾，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中心主任、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本文为《法治指数评估方法与实践》（田禾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0月）一书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