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新就业形态，推动建立多种形式、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关系。”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此项措施，并将其作为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的五项措施之首。

此次政策举措的推出主要有三个背景。其一，灵活就业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就业形态之一，覆盖范围广，参与人数多，在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左右，在解决劳动者生计的同时，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成为吸纳就业蓄水池。其二，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存在制度短板，引发了诸多争议并增大了社会风险。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平台用工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热点，骑手自身损害以及骑手造成他人损害的事件频繁出现，如何保障骑手权益是舆论的主流议题之一。其三，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无法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实现。我国针对劳动的法律框架是由“民法—劳动法”构成的“劳动二分法”，分别针对“独立性劳动的民事关系”和“从属性劳动的劳动关系”。灵活就业早已在我国长期存在，仅非全日制用工是由劳动法调整，其他灵活就业形态均由民法调整。“劳动二分法”的弊端是民法与劳动法的保障力度相差过大，使得处于制度中间空白地带的灵活就业人员无法获得相应保障。人社部在《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391号（社会管理类287号）提案的答复》也说明，“与平台的关系有别于传统的‘企业+雇员’模式，导致新就业形态人员难以纳入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范围。”

如何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发展趋势，突破现行制度的束缚，是摆在政策面前的一道难题。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和酝酿，国务院此次常务会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推动建立“多种形式的劳动关系”，这将突破“劳动二分法”，构建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制度。

应当说明的是，此处的“劳动关系”与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是有区别的，前者泛指基于劳动的法律关系，后者仅指基于从属性劳动的法律关系。在“劳动二分法”的思维框架下，有保障必要性的劳动被限定为从属性劳动，基于劳动的法律关系也被默认为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这使得劳动关系成了法律保障的唯一入口。这种认知在工业时代的流水线作业尚有其正当性，但随着服务业的兴起和社会劳动形态的多元化，从属性劳动越来越不能涵盖有保障必要性的劳动类型，尤其是无法有效回应平台经济下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需求。

灵活就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平台经济推动的结果，互联网平台对个体劳动者予以技术赋能，使之能够不借助组织体而灵活地参与社会服务，进而推动灵活就业从以往小额、零散的劳动方式升级为社会化、行业化的新就业形态。当灵活就业不再是正规就业的补充，就应在制度层面肯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价值，梳理和提炼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特征和保障需求。灵活就业人员具有不同于劳动关系下从属性劳动的自主性，但又因服从平台规则而具有弱者性，尤其是以平台用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与平台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经济依附关系。可见，灵活就业人员因平台用工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与劳动关系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因此，经济上依附于平台的灵活就业人员应界定为“类雇员”，其法律关系应界定为“类劳动关系”，既能明确法律对其劳动权益保障的必要性，又显示出不同于劳动法的法律制度定位。

据此，新就业形态下，“推动建立多种形式、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关系”标志着我国劳动法律框架将迎来重大改革，极有可能推动劳动法律框架从“劳动二分法”转向由“民事关系—类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构成的“劳动三分法”。“类劳动关系”的引入在于开拓立法空间，创设不同于劳动法的劳动保障制度体系，以适应灵活就业的发展趋势和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需求。在“劳动三分法”下，将建立起不同于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职业伤害保障办法，以及工作时间、劳动定额、争议处理等多项配套制度，一个新的劳动法治时代即将来临。

作者：王天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来源：《工人日报》2021年7月19 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