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我收到张文教授寄给我的签名版《刑法的人道主义情怀：张文刑法学文集》平装本和精装本各一册。他微信告诉我，这是北大刑法学科为祝贺他80岁生日而动员他整理出版的一本个人文集。我当时眼睛正有些不舒服，表示等眼睛好些后，希望能为他的八十大寿写点什么，他急忙回复道：“老朋友千万别写了，干我们这行的眼睛最重要，您把眼睛养好就是给老朽最好的礼物了！”

对于一个年龄相差27岁的晚辈，他竟以“老朋友”相称，而且一如既往地用“您”，确实应验了身边一些同事和朋友对张文教授的评价：“平民教授，精神贵族。”他的为人，以我多年来的接触和了解，正如储槐植先生在文集序言中对他的评价：“爽快耿直，热情谦和，简朴低调。”这也正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我对张文教授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数十年来坚持冬泳。记得去年冬天，我还收到他发给我的一个视频，是他本人在颐和园冬泳，身边都是冰块，岸上有人在给他叫好。这个视频对我和我的家人都是一种励志，我跟家人说，这位老师80岁了，还坚持冬泳，而我们平时出去锻炼，身上衣服穿得单薄点，都怕冷。或许这就是相对论的作用吧，自那以后，每当外出遇到寒冷天气，想一想张老师的冬泳，也就不觉得冷了。

张文教授1959年考入北大法律系，1964年毕业后又考取北大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专业研究生（当年北大法律系录取2人，另一人是法史专业），1967年肄业留校工作（1981年国务院下文，这批研究生按毕业生办理，学校补发了研究生毕业证）。1978年北大法律系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招收“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其中北大刑法学2人，即他本人和后来同为北大教授的郭自力，社科院法学所1人，即后来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罗锋。张老师告诉我，他是从北京大学保卫组经“回炉”考试重回法律系在职读因“文革”而中断的研究生学业的，为此他要感谢导师杨春洗教授的再造之恩，“没有导师杨春洗先生赐予我的恩惠，就没有我后半生的刑法学人之路！”他对导师的感情是相当深的，我曾读到过他发给我的一篇缅怀恩师的文章，里面提到，每年8月31日（恩师的忌日）或清明节，他都要到万安公墓去凭吊恩师，在他的墓前表达深切的思念之情，读来让人动容。这次他的这本八十寿诞文集，也在扉页里写上了给导师的献词。

我与张文老师性情相投，许多治学理念不谋而合。例如，几年前《方圆》杂志对我有过一个专访，题目就叫《人道主义：刘仁文的刑法情结》，没想到此次张老师的文集也取名为《刑法的人道主义情怀》。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代序”标题为“变动不居的刑法面孔”，而我晚近主编的两本书也用过“刑法面孔”这个词：《网络时代的刑法面孔》《网络犯罪的司法面孔》。张老师提出我国未来的刑法面孔应当是“人道宽和”，而我前不久在同济大学的一个讲座中使用了“慈父严母：刑法的面孔”这样一个标题，表达的基本也是和张老师一个意思。我知道在削减乃至最后废除死刑这个问题上我们早就持有相同的立场，但让我有点惊讶的是，他对我的“立体刑法学”及其最新发展“关系刑法学”也给予欣赏和肯定（参见文集第83页），足见他对学术动态的关注和不分门户的胸襟。

在北大法学院党委书记的位置上历练多年，张文教授的大局观和处事格局令我钦佩，我听说过不少他关心和爱护北大师生的温馨故事，也听说过不少他对工作全情投入、甘为人梯的感人事迹。我本人也有过一些切身感受，记得有一年，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学科举办一个论坛，因北大刑法学科原定参会的教授临时有事来不了，有着完美主义者情结的我不想北大缺人，于是临时给张老师打电话，说明原委并请他来救个急。他不仅毫无芥蒂地来担任了一个单元的主持人，还充满深情地在自由发言阶段发了言。另有一次，一个朋友转来一个截图，原来是张老师对我写江平先生的一篇文章给予高度评价，他能背地里对我的文章和所写的人物点赞，让我很是感动。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半点文人相轻的影子。至于平时，他分享给我的一些修身养性、感怀时事的信息，也常令我感到善意和温暖。

张文教授的学术标签是人格刑法学。追溯人格刑法学的诞生和发展历程，本身就能给人很多启迪。时光回溯到1997年，57岁的张文教授在卸任北大法律系党政职务、“无官一身轻”后，一门心思坐下来读书，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刑法学名著和新著。有意思的是，他最感兴趣的两本书既非德日，也非英美，而是法国斯特法尼等著的《法国刑法总论》和意大利菲利的《实证派犯罪学》，正是这两本书开启了他研究人格刑法的大门。从此，他“像着了魔一样，心无旁骛，一门心思投入人格刑法学的研究”。他还走出书斋，带领课题组多次深入监狱对犯人进行人格调查，并苦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在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之后，他的人格刑法学研究也终于结出硕果，并从“人格刑法”发展为“犯罪人刑法”，提出犯罪人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存在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二是存在犯罪危险人格。张文教授的这一“犯罪人成立二元机制”不但能消除借人格危险扩大犯罪人打击面的担心，相反，还能大大缩小犯罪人圈，有利于克服刑法膨胀的制度性危机。尽管“犯罪危险性人格鉴定标准”还未能如愿以偿，但如他所言，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难关终将被攻破。

张文教授在文集的后记中指出，当前我国刑法学界最关键、最困难的是刑法观的转变，刑法学者的主要使命是做刑法的设计师，即把准刑法的发展方向。他的这一判断我也完全赞同，正如人生观对人生的意义，司法观对司法的意义，刑法观对于刑法的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正是基于对刑法观的推崇和追问，张文教授二十多年来甘于寂寞，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地深度思考刑法学上的一些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他自谦地说自己是“自不量力，斗胆提出‘犯罪人刑法观’”，旨在“向平淡无奇缺少学派之争的刑法学界抛出一块石子，以期引起一点波澜”，在我看来，这块石子对我国刑法学的贡献和影响，将不是一点波澜，而会是一场风暴！

法国历史学者勒高夫曾言：“我希望历史在变得更加学术化的同时，仍旧能够保持为一门艺术。它滋养人们的记忆，它对品味、风格、激情的要求与它对严格和方法的要求同样多。”张文教授的独立思考、坚强毅力和学术成就，让我们意识到，刑法的学术化和其艺术性也是不矛盾的，“它对品味、风格、激情的要求与它对严格和方法的要求同样多”。

作者：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检察日报》2020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