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竟然也可以成为一门“生意”。近期，因为在电视剧中扮演了讨厌的角色，一些演员成为网民侮辱谩骂的对象。无良网店顺势推出“陪骂服务”，甚至利用“机器人水军”搅和舆论场，还分“畅聊”“重点剧情吐槽”等多种模式，差别定价。

仇视、辱骂、诽谤等语言暴力并非始自今日，但的确是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自媒体环境中出现了爆发之势。网络暴力是现实社会暴力在网络空间的映射和延伸，它植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特性之中，随互联网的迭代而升级，随算法信息分发技术的进步而加剧。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由于匿名、开放和便利，有键盘者即可发声，在方便信息交流的同时，网络暴力便已初露端倪。而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暴力拥有了新工具，具备了新形式。

由于社交媒体群组的存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许多在现实世界找不到拥趸的偏狭甚至极端认识，在网络空间却有可能“一呼百应”。不仅加固了自身的偏见，也会在网络群体中形成“同侪效应”，最终助长“群体极化”现象——持极端观点的人聚在一起，变得更加极端。而人工智能的算法信息分发，则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助长了偏激或者极端的认识，网民成了“信息蚕”，裹在算法营造的信息茧房中，形成“偏听偏信”的同温层效应和回音室效应，使得偏见更加稳固。

已有研究表明，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会增加人们的心理困扰。但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双刃剑效应，虽然助长了社会中的激进或极端认识，却并非网络空间不断充斥暴力的最重要原因。在网络空间，观点激进的网民有之，认知偏狭的网民有之，但这些往往只能构成轻微的网络杂音，很快就在茫茫无垠的互联网信息海洋中消弭无踪。而由于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户生成内容（UGC）成为主流，自媒体开始兴起，并成为网络舆论场上的重要角色。流量成为自媒体的生命线，关系到其估值、融资乃至“钱景”。于是，贩卖焦虑、搅浑舆论、激发争议、制造冲突、侮辱谩骂甚至造谣污蔑等做法时有出现，有意无意地制造和推动了网络暴力。

看到了互联网流量的价值，一些商家也开始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营销或者诋毁竞争对手，围绕演艺人士形成“饭圈”，围绕直播网红、大V也不断形成各种各样的圈层或群组。于是，网络推手、网络打手、网络水军的攻讦，“饭圈”、游戏圈之间的骂战，甚至在西方国家为了选举而进行的舆论争夺，都成了网络空间乌烟瘴气和网络暴力的重要来源。但是，骂来骂去，熙熙攘攘，最终都是为了利益。网络暴力既是某些商家或个体的不正当竞争工具，也是一些违法犯罪分子的牟利手段。这些人目的明确、分工细致、技术先进，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进行有组织的社交媒体暴力活动。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人自动生成数据、语言等内容，利用“机器人水军”搅和舆论场，进行舆论操纵，已不鲜见。

如果说桌面电脑时代的网络暴力多是现实社会暴力的映射，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暴力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有严密的组织，有周到的策划，有高明的话术，有AI的水军，有时候甚至能够形成不小的产业链条。这个商业模式和产业链条已经成为操纵社交媒体的黑手，刺激盗窃个人信息的网络黑产，助长网络空间暴力的生成。

在社交媒体时代，公民个体需要增强自身数字素养，进行更好的心理建设。但如果要更好地净化网络生态，就必须精细化瞄准这些有组织的社交媒体暴力，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打击。

作者：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8月2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