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印度《经济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印度政府可能会进一步封禁275个中国互联网企业应用软件（以下简称中国App）。

6月29日，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已禁用59款中国App，包括TikTok（抖音国际版）、微信和UC浏览器等。此外，印度道路和运输部兼中小微企业部部长还表示印度将禁止印中合资的企业参与公路建设。更甚者，与中国相关的设备、投资、贸易、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致使企业损失惨重。

自2014年莫迪担任印度总理以来，印度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营商环境明显改善。在外商投资领域，“莫迪经济学”重视吸引外资，开展“营商便利度评比”以调动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双渠道审批和负面清单等准入制度设计让印度引以为豪。在多双边场合，印度一再强调要加强投资便利化。例如《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2019年）倡导加强透明、有效和投资友好型的营商环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联合公报》提出要优化营商环境，为扩大相互投资创造良好条件。换言之，印度向世界描绘了一幅改革初见成效、市场高度开放、经济欣欣向荣的景象。由此，中国对印投资由国企主导转向市场驱动，互联网、手机等行业企业大举进入印度。

然而，投资实践则描绘了另一番场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企业投资设限，已成为印度政府的惯常做法。此前，联想、华为、中兴、海尔等公司的投资多次被印阻止。根据2019年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ervice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STRI），在印计算机服务行业的限制指数为0.38，高居全球第2位，该指数以量化的方式客观展现了服务贸易壁垒的严重程度。本次封杀中国App，则完全限制了以计算机服务为主的经营方式，致使在印多年正常经营的企业投资收益中断、投资价值归零。这一行径与印度政府的承诺背道而驰，其指向明确地针对中国，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实际上，印度的封杀措施不仅使其营商环境严重恶化，而且违反多项多双边投资条约。

围绕中印关系，中国政府提出了“三个伙伴”理念，即“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共同实现民族复兴；中印两国要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携手推进亚洲繁荣振兴；中印两国要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对于曾经与中国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来说，如果跳不出零和博弈的格局，采取违约措施，终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作者：任宏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洋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原文刊载于《法治日报》2020年8月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