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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前，没有真正的民法。我1962年考上西政，所学习的专业课程只有宪法学和婚姻法学有正式教材。作为专业基础课的民法学，已经改名为"民事政策学"，刑法学改名为"刑事政策学"。薄薄的两小本，是当时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资料汇编，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理论。

毕业后，分配到昆明的一个小国企。直到1978年，全国开始招收研究生。法学专业，仅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两个单位招生，我填报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学专业。当时民法就招了两个研究生，另外一位同学后来做了律师。1985年开始起草《民法通则》。佟柔、江平、王家福和魏振瀛四位教授作为立法机关的咨询专家，他们后来被称为“民法四先生”。这四位老师把草案拿回本单位讨论，我在这样的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魏振瀛先生提出，要把“法无禁止即自由”写进《民法通则》里，这句话让江平老师都很震惊。那个时候，连物权都不能提，很多法还没制定。在法律起草过程中，不断面临是“资产阶级法律”的攻击。改革开放需要这样一部法律，《民法通则》在1986年获得通过。1987年修改《经济合同法》，我参加了修改小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参与了几个重要的立法，消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 最重要的就是统一合同法的制定。我78年成为王家福先生的研究生，是最早研究合同法的，硕士论文就是合同制度研究。我的同学给我取个绰号，就叫“梁合同”。 

改革开放以后，法律的研究首先是研究合同法。我先后参与撰写了《合同法》、《民法债权》等著述，这为后来合同法的起草准备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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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宪法把国家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改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背景下，立法机关马上启动了合同法的制定。统一合同法的制定，在我国的立法当中有很多经验。它是先由立法机关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小型专家会，讨论制定合同法的方法。当时推荐了8位学者、专家来设计立法方案。8个人开了三天的会，讨论民法发展的趋势，国际上合同法理论的发展，也讨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讨论形成一致意见，我执笔完成立法方案。立法方案拿出来以后，94年1月就召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会，有11个单位、10个大学、1个社科院，先是讨论通过立法方案，然后分头承包起草，94年的下半年完成。这些草案汇集到法工委，法工委委托我来统稿。我邀请本所的张广新教授、博士生傅静坤，在法学所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统稿，早上8:30到下午5点，中午就在法学处旁边的沙滩后街小馆子吃饭。当时没有用国家一分钱，法工委胡康生同志说：“这样吧，给你们报销3000块钱的饭费。”结果这3000块钱的饭费需要拿发票去报，我们在小馆子里吃饭，不好意思让人家开发票，最后还是法学研究所自己解决了。合同法当时采取这种立法方式，水平是很高的。正式进入讨论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公布了，有了中文本。在讨论修改的过程中，又大量地采纳了上述合同通则的内容，所以合同法的商法色彩特别浓厚。立法方案指导思想第一条就讲到，要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并且要与国际公约和惯例协调一致，还有要充分地结合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现实当中的法律问题。 合同法的制定，把原来的工商局管合同全部废止了。改革开放初期，工商局推行合同制度，工商局可以见证合同，可以认定合同无效，等等，后来把它全部取消了。工商局猛烈地反对，称合同法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什么合同法第五条没有用“合同自由”，而是说“合同自愿”，就是因为被批得太猛烈了。但我们肯定不能再继续对合同搞行政的那一套，这个改革是阻挡不了的。还有另外一个争论，就是国家科委在1987年主持制定了《技术合同法》，为了推行技术的生产力，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支技术合同的管理队伍，有点像工商机关管理队伍一样，他们强烈要求合同法中的技术合同是特殊的，不能够合并。 三法合一还是两法合一？李鹏委员长主持专家讨论会进行讨论。大家比较坚定，市场经济要求交易规则的统一、完善和现代化，保留了特殊合同，交易规则就不统一了。最后李鹏委员长主持确定了“三法合一”的原则。合同法的争论很多。但整个民法学界都没有预见到，后来制定物权法，会受到更严峻的"意识形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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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我来报告物权法的立法方案。我报告了以后，王利明教授说，我不赞成梁慧星教授的意见。争论在什么地方呢？叫国家财产特殊保护。我的想法是平等保护原则，一体保护。物权法草案在设置规则的时候，不区分所有制作为标准。在这个草案上，没有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国家所有权。王利明教授提出要严格按照所有制来划分，并且提出了一个关键原则，叫国家财产特殊保护。学术届争论愈演愈烈，概括为三分法还是一元论？这个争论也是非常厉害，直到04年、05年，学界慢慢统一。三分法，但是不再特殊保护。因此虽然不是一元论，原则基本上是一样了。05年，常委会议审议后，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后没有料到，马上出现了社会上的剧烈争论。北京大学法理学教授巩献田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并将一封名为《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的信在网上公布。他给物权法加上了四项罪名。一是物权法违宪，认为物权法规定平等保护原则，违背现行宪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二是物权法奴隶般地抄袭资本主义的法律；三是物权法与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没有本质的区别；四是物权法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巩献田教授代表了一大股势力，他组织人搞了一个上书签名，这个签名分成了一个方阵，有3000多人，从高层干部到普通学生。为什么巩献田他们要反对物权法？这有一个国际背景。当时拉丁美洲好多国家兴起国有化，强调国有化社会主义，他们打出了一个旗号：反对新自由主义。巩献田的背后是好多经济学家，也有法学家，他们认为要按照拉美的经验，我们的改革方向要往后退，中央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至少要停顿。当时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发生了两个严重社会问题，一个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另一个是两极分化的扩大。正是这两大社会问题，使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产生怀疑、动摇，抓住物权法草案公布征求意见这个机会，指责物权法草案所谓违宪、所谓背离社会主义、所谓搞私有化，其实质是，挑战改革开放的既定方向，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对继续改革开放。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开了一个会，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专题汇报物权法。最后常委会一致意见：改革开放不能倒退，要确保物权法通过。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法工委的同志分赴各省，给人大代表人手发一份草案，给予讲解。委员长把常委中的党员召集起来，开特别会议，贯彻中央的意图。

民法学界也召开了一些会议，驳斥巩献田等人对物权法的指责。但我们民法学者大都不善于论战，太过于书生气了。学术讨论要讲道理，而论战是不讲道理的，而是讲事实。因为各有各的道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事实只有一个，事实是明摆着的。论战的规律是，你砍我一刀，我一定要还你一刀，一定要针锋相对！当时我就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谁在曲解宪法、反对宪法？》，副标题是“正确理解宪法第11条、揭穿个别法理学教授的谎言！”，并在文章前面写上“著作权声明：欢迎一切媒体免费转载！”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民法学界经受住了考验，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来自意识形态的考验。没有动摇，没有分裂。物权法通过后，《南方周末》发了一篇文章，《中国物权立法历程：从未如此曲折，从未如此坚定》。所谓"从未如此曲折"，当然是指立法进程；所谓"从未如此坚定"，当然是指中国民法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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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首先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说：就是制定一部先进的、科学的、完善的民法典。只有一部先进的、科学的、完善的中国民法典才能够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已达到她的高峰。这是我的老师谢怀栻先生去世之前所讲。1990年是民法通则5周年，当时某刊物发表了一期文章，批判民法通则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这之后的一个讨论会上，我讲到了中国制定民法典这个目标不能放弃。我申请了一个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从国家社科基金得了6万块钱的资助，完成了一个草案，1900多条，9卷，约400万字。这个草案做了20年，2013年完成。2010年，我的眼睛黄斑穿孔，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以后看书就很困难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还统稿。草案后来出版了出来，也翻译到了国外。1998年，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同志，找了我们几位民法学者开会说：“这届期满我就要退休了，退休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他在内部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指定了9个人负责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就叫“民事立法研究小组”。20年过去了，这个小组的9个人，王家福不在了，王保树不在了，魏振瀛不在了，魏耀荣不在了，一多半都不在了。国家的事，我尽了我的职责。我最担心的是将来子孙后代说，别人不懂，你懂，别人不知道，你知道，你不敢说。留给后人说短长。

讲述：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瞰法”微信公众号，2020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