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我的好朋友今井健一先生意外离世，实难以置信。悲伤之余，草成此文，以寄托哀思。

太意外的消息

2009年2月7日，我和家人正在长沙机场登机回北京，手机突然接到社科院经济所袁钢明教授的短信:“今井出事了，你知道吗？”我赶忙回信:“出什么事了？”再次接到的短信让我目瞪口呆:“经过警方多日搜索，昨日在横滨的海面上发现了他的尸体。”我立即将电话拨过去，问袁老师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得到的消息是自杀。这怎么可能？我们俩都几乎同时问对方：“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

飞机降落北京后，我第一时间再次拨袁老师的电话，却不通，一路不安地回到家中，立刻打开电脑想用电子邮件与今井同一个单位的小林昌之先生联系，结果发现他的邮件已经到了，他说告诉我一个“特别特别令人伤心的消息，今井先生去世了”，我告诉他，已从袁钢明教授那里听说了，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杀。

曾听说他妻子过去几年来一直患抑郁症，不知是否因此承受压力所致？小林先生的回复让我再次震惊:是否自杀目前还不清楚，但今井本人也有抑郁症。今井本人也有抑郁症？这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的，也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随即与在北大访学的今井的同事渡边真理子联系，她说要回去参加今井的葬礼，建议我写一封书信，由她译成日文，在葬礼上宣读。遥想当年，渡边结婚时，今井曾热心地建议我写一封贺信，E-mail给他，由他译成日文在婚礼上宣读。

待渡边回到北京，我迫不及待地联系她，想从她那里得知进一步的情况。她确认，今井真的患有抑郁症，而且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愈发严重，他自己也决心去看医生。据渡边讲，今井接的活太多，压力太大，远远超过普通人的处理能力。秋天他已经极度疲劳，有时连自己约的工作也忘掉。进入新年，他看起来脸色苍白，自己也说特别累。有同事从远处看，他似乎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渡边还从今井家人那里了解到，失踪当天晚上（1月19日），他本已去睡觉，却睡不着，于是起身带电脑出去（为不打扰家人，他有带电脑去咖啡厅工作的习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法医的鉴定结论认为，既然没有外伤，就可以排除他杀；没有留遗书，说明自杀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作了晕倒掉下水的结论。由于没有目击者，真相无从知道。

渡边也认为，如果是自杀，像今井这样有责任心的人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也不可能对手上的一些合作课题不作出交代，故她和她的同事大都相信，应该是意外事故。

往事历历在目

我与今井健一先生相识于1994年。当年6月，他到我们社科院经济所来做为期两年的客座研究员，住在我们法学所的西小楼，与我同一层。我们最初是经他的同事——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小林昌之研究员介绍认识的，小林先生那时在我们法学所担任客座研究员。

今井比我大一岁，是东京大学毕业的。我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常去他的宿舍聊天，印象最深的是他收集资料的能力和方法。他订了许多中文报纸。每天剪报，然后分门别类地放到相应的夹子里，每个夹子都标明主题。有一次，一家报纸约我写一个关于国有企业反腐的评论，我跑到他那里去看有无这方面的剪报，没想到他还真帮我找出一个这方面主题的夹子，给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素材。

今井特别注意田野调查。有一次，他说要与经济所的一位朋友去看北京的“浙江村”，我也好奇，就与他同去。至今记得“浙江村”里卖鞋卖衣服的热闹情景，我们在访谈中也了解到那里存在一些治安问题。当时，我跟今井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将来我们找家报纸开个“经济学与法学的对话”专栏。就是在这一次，我通过今井结识了经济所的袁钢明教授。后来我与袁教授成为很好的朋友，还师从他攻读了经济学博士后。

1995年，我到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挂职锻炼，任院长助理。今井想去那里看看，我请示了法院院长，对方表示欢迎。很快，他就与小林先生两人来到了香河县。

我记得法院院长第一件事就是带他们到当地的公安局去备案，可能当时对外国人的参访还有比较严格的要求。除了参访县法院，院长还让一位副院长陪我们到下面的几个乡镇派出法庭去参观。当地人很是好客，每次都喝比较多的酒，我至今仍然模糊记得今井和小林两人通红的脸。那次，还有个小笑话，陪同我们的副院长好几次把今井先生误叫成“古井先生”（到后来带有开玩笑的性质），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有种叫古井贡的酒，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今井给人一种热情开朗的印象。

今井工作十分刻苦，在法学所的院子里，每天深夜我从研究室回宿舍，经过他的门口都发现里面还亮着灯。他那时有很多去外地开会的机会，但每次一开完会他就回来，有时我提醒他当地有某处景点，应当去看看，他总说时间安排不过来。后来，我曾试图说服他，别人专门去旅游都是为了看那个景点，你到那里开会顺便去看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也是一件很合算的事吗？他点点头，似乎觉得我讲的有些道理。

也许正因今井的这种刻苦精神，他在研究上才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回想1994年他来北京时，才28岁，到1996年他回国，也才30岁，但我那时常常觉得，他的见识和研究水平远在我之上。别的不说，不到30岁就精通英语和汉语两门外语。而我那时连一门英语都没有过关，好几次还就英文翻译向他请教，也从中知晓他的英语功底。至于汉语，他更是流利得很。有一次，北京的一家杂志向他约稿，他写了篇“北京的胡同”，让我帮他看看。我看后简直叫绝，挑不出任何毛病。在专业上，那时他已与樊纲等经济学名流有很好的交往了，我在他的书架上看到樊纲题赠给他的好几本书。中国的一些报刊，如《经济观察报》《改革内参》等，都对他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等学术观点进行过报道。从后来的《今井健一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发来的他的成果清单中得知，早在1991年他就用英文发表了论文，1992年以后，每年的科研成果更是不断递增，可见他的研究才华与潜质。

今井的人缘非常好，他结交的朋友很广泛，我跟着他认识了不少中日友人。他也比较信得过我，即使回国后，仍然会介绍一些到北京来出差或学习的日本友人与我联系。这次，《今井健一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中一位叫丸川知雄的先生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就说:“我还记得在北京和您以及今井、渡边等一起吃饭的那一天。”我当然也同样记得，有今井这样热情而善良的友人牵线搭桥，每次聚会都是那样的轻松愉快，都能让我从中受益。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在中国的交友之广。一次聊天中，他告诉我，他的一位中国朋友推荐他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说该书在社会上反响不错。正是从他那里，我借到一本《文化苦旅》，并饶有兴致地读完。后来，写这种学者式的文化随笔也成为我的一个爱好和追求，我也曾赠送过他我自己的随笔集。

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曾经选修过一段时间的日语，与他成为朋友后，想重新捡起，于是我们开始订一个学习计划。每次，他这个当老师的都认真准备，反而我这个做学生的总是找各种借口，或没复习，或没预习。他给我上课是义务的，每次还要倒贴点心和咖啡，不过一般上完课，我俩会到外面的“东能居”小饭馆撮一顿，此时我大都坚持要请他。多年后，他回法学所来看我，我告诉他，现在中国学者的待遇也有改善，大家已经很少去“东能居”，而是去好一些的饭馆了，但他好像对“东能居”情有独钟，跟我说还是去那里吧。

刚参加工作时，我宿舍没有电话，那时也没有手机，与老家联系很不方便，今井先生知道后，就让我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老家，以便他们必要时联系。好几个清晨，我都被他叫醒，说有老家的电话，我过去接听时发现他的被子还没叠，说明他也还在休息，顿觉内疚。特别是后来得知他睡眠不好，我就告诉老家的亲人，最好不要太早打电话。

今井乐善好施。有一次，我老家一位小学老师为“希望工程”的事来北京，他是全国劳模，今井对能与他相识感到非常高兴，专门跑到王府井书店去购买了一批小学生的课外读物，向他要了地址，邮寄过去。这位山村教师很是感动，逢人便夸其国际主义精神。后来，今井重返北京，正好我老家那位老师也来北京参加一个表彰大会，我把他们请到一起，双方自然是又惊又喜。

但今井也有活得累的一面。一个夏日的夜晚，我们与楼上来自瑞典的马克林小姐约好在院子里喝茶，他第一个到，穿得整整齐齐，我第二个到，拖鞋短裤，他说待会马克林小姐要来，你这样是否太随便了？我赶紧回去换上正装。一会马克林小姐下来，她不仅着装随便，还当着我俩的面往地上一躺，那神情真是十分放松，而此时的今井，反倒显得有点尴尬了。

有段时间，今井的家人来北京看他，我得以结识他的夫人，还有他们可爱的小儿子“文章”。今井的夫人贤惠得很，好几次都在家里做日本料理招待我。得知我会用简单的日语交流，并且还是跟她丈夫学的，她很开心，话也从开始不多到后来逐渐多起来。

今井离开北京时，把自行车、收音机、藤椅、餐具、资料夹、书架甚至运动服、西服都送给了我，这些东西当时对我来说可谓价值不菲，真有点羡慕来自发达国家的他出手如此大方，当然，我也能理解这里面所包含的他对我的友谊。直到今天，他当年送我的那个收音机还摆在我的书桌旁并时有所用。

持续的友谊

今井回国后，仍然不时来中国开会和调研。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差不多每年都能见上一面。有时即使他来的不是北京，也会跟我通一个电话。后来联系少了，直到大约四年前，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一个邮件，说很抱歉，过去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原因是他工作非常忙，而且夫人得了抑郁症，最近总算好点，他准备带家人来北京旅游一次，也算补偿一下多年来对他们的疏忽。我立即回信，欢迎他们来北京，也欢迎他们全家到我家来做客。

终于等到今井的电话了，得知他和家人已到北京，但略感遗憾的是，他只安排了半天时间给我们。那天下午，我和妻子到地铁站去接他们，他的夫人一点都看不出有抑郁症的样子。今井也私下对我说，她今天看起来特别高兴。他们的儿子，当年的小“文章”，当时已经长得跟他父亲差不多高了。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也有六七岁了吧。我们请他们到家里小坐，并拿出一些瓜果来招待，之后就按事先的商定，开车带他们去植物园游览。在那里，大家有说有笑，还不时拍照，其乐融融。可惜时间太短，天色渐晚，接下来本来是计划要在附近一家餐馆请他们全家吃饭的，有点奇怪的是，这次今井没有像往常那样痛快地答应，而是跟我说要去问问他太太，看她累不累。不知是他真的问了，还是根据经验判断，反正很快他就回来对我说，她还是觉得有点累，不吃晚饭了。我们只好惆怅地开车把他们送到地铁站，让他们自己回去休息。此事至今仍觉蹊跷，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他们回去也得吃啊，更何况送走他们，我们也得去吃。回想起来，该不会那时今井本人已有抑郁症了吧。

2007年夏天，我们全家在德国的弗莱堡。有一天，收到今井的邮件，说他现在在北京，给我们儿子带了个乐器，让我与他联系。我立即给他发短信，并让我岳母去他的宾馆取，同时也给他买只北京烤鸭和几盒果脯作为回赠。今井很快回短信：祝你们全家在“自由之堡”愉快!

原来弗莱堡( Freiburg)在德语里是“自由之堡”的意思，我之前还真没留意，再次对他的知识面之广生出敬意。我当时也想，他这次为何不像往常来之前先告知，而是到了北京才联系呢？现在推测，那时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或许已使得他井井有条的习惯受到了影响。

我与今井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上半年。那次，他到北京开会，好像与袁钢明老师在一起，我就请他也约一下袁老师，并说如果有可能，最好帮我把袁师母也叫上，因为我知道袁老师夫妇都跟今井很熟悉。他一会就用流利的汉语给我的手机发短信:“已经搞定，不见不散。”当晚我带着妻儿到地铁站接上今井和袁老师夫妇，一起在我家附近的眉州东坡酒楼餐叙。这么多年来，像这样我全家和袁老师夫妇一起与今井吃饭，还是第一次，大家都很开心。就餐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我和袁老师两个人在海阔天空地聊，袁师母则不时和我妻子做些交流，而今井却与我的小儿子玩得不亦乐乎。当晚我们几个都喝了不少酒，一直到餐馆客人几乎散尽我们才撤。

悲伤说与谁

今井出事两个多月来，我的心中不时涌上一阵伤感和悲痛。一个这么好的人就这样说走就走了，怎舍得，又怎甘心？听渡边说，在今井遗体告别的当天，他的父亲当场昏倒，被送往医院抢救，可见对其打击有多大。而我最担心的是，他的妻子怎么办？一双儿女怎么办？好在渡边告诉我，日本的社会福利不错，今井生前服务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也会给一笔补助金，他的家人生活不用担心。

要十分感谢《今井健一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他们作为今井生前的同事和朋友，发起这么一个纪念活动，并邀请我“赐稿”。读完他们发来的约稿函和今井先生的“业绩一览”，我进一步了解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所做出的杰出成绩，也欣慰地看到，我眼中优秀的今井亦为大家所公认。

约稿函的开头一段说:“2009年1月20日，今井健一先生突然离开了我们。1989年进入亚洲经济研究所以来，近20年的时间里，今井作为一名优秀的研究员，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中许多人与他一同参与过田野调查，出席过研讨会。他真诚、朴实的性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回忆。本想和今井携手共走研究旅途之际，他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今井有那么多未竟的研究计划，九泉之下壮志难酬的他，一定带着深深的遗憾。”这样的文字，让我感到熟悉和亲切，也让我感到无助和心碎。

真诚地希望今井先生的家人节哀顺变，多加保重；希望他的一双儿女能坚强起来，健康成长；祈愿今井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注：2018年赴东京开会之际，曾通过已是教授的渡边联系今井先生家人，希望前往探望，因时间不凑巧最终没能见上面，欣慰的是，听说今井先生夫人的身体尚好，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

作者：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原载《方圆》2020年3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