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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刑法立法70年

作者:焦旭鹏

摘要:经过三十年的理论和实务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出台于1979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刑法深受工具刑法观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驱动型刑法。随着市场经济确立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刑法实现从革命驱动型刑法建设驱动型刑法的现代转型,古典自由主义刑法观产生深刻影响。1997年全面修订的刑法典于此具有标志意义。2012年以来,在工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中国的风险社会侧面日益凸显,某种特定的风险刑法观更适应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在建设驱动型刑法继续完善的同时,风险驱动型刑法”已成为新的立法发展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时代课题要求我们就未来的中国刑法发展作出理论展望。

关键词: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刑法观;刑法类型;社会变迁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刑法立法70年的实践发展和观念变迁,颇有鉴往知来、承故纳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学界当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发展所做的理论阐释中,惯以某种或显或隐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两分的转型社会学来说明刑法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而径直以风险社会”“信息社会为语境讨论刑法问题的研究也日渐增多。本文则拟从科技革命影响社会整体变迁的角度,把社会形态区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风险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明相应的刑法类型、刑法观。这样的理论解释框架似乎更具区分度和针对性,也有利于避免把“风险社会”泛化为“社会风险”并对刑法发展做一体化解释。本文旨在促进一种区分不同社会语境、刑法类型以及刑法观的兼顾全局并更注重专门化研究的解释进路,以达致对中国刑法发展的更好理解。

 

一、过渡社会中的刑法:革命驱动型刑法的滥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即进行了少量刑法立法,但当时所孕育的刑法草案频遇挫折,未能正式颁行。这一时期的刑法立法适应了当时的革命需要,积累了立法经验,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刑法立法

1949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后所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巩固革命成果的紧迫需要,从军事、经济、法统等方面做了全面努力。国家在法统和组织上进行改革,废除民国政府六法全书,把旧法人员清除出司法系统。为了配合19507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2月出台《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了维护国家货币稳定,19514月出台《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对以反革命为目的伪造国家货币和以营利为目的伪造国家货币等行为作出专门规定;为配合1951年底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19524月出台《惩治贪污条例》。在这一时期,国家没有出台刑法典,制定了个别单行刑法,办案主要依赖政策。{1}P1)刑法的地位不高,随时可代之以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已开始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组织专家论证提出了两个刑法文本:195072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1954930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初稿)》,但这两个文本都未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未进入立法程序,停留在草创阶段。{1}P11954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此后由全国人大办公厅法律室负责刑法起草工作,至1957628日,已草拟出第22稿。但由于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运动影响,刑法起草工作又停了下来。直到19623月,毛泽东针对立法工作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在第22稿的基础上重启修订工作,至1963109日,已写出第33稿刑法草案。{3}P31)然而,由于新的政治运动开始,这一稿刑法草案被搁置,刑法典的制定工作再次遭受重大挫折,一拖就是十几个年头。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刑法立法的经验与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刑法立法,与当时的政治需要、科技水平、社会形态存在密切关联,积累了一定立法经验,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如前所述,当时的中国由于革命思维主导,政治逻辑优位于生产逻辑,仍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农业社会,科学技术并没受到多少重视,工业社会建设颇为薄弱。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刑法规范,主要是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巩固革命果实的政治需要,而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常见的犯罪,因与革命并无直接关联,就不能优先受到国家重视,没有正式的刑法规范作为明确惩治依据。既然这样的刑法服务于革命需要,或可被称为“革命驱动型刑法”。

虽然当时的刑法立法较少,但某些重要立法经验仍值得后来的刑法立法活动依循或借鉴。首先,刑法立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并服务于当时的核心政治任务。当时的几个单行刑法以及刑法草案,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出台或起草的。其次,刑法立法的目标是进行法典化立法。虽然囿于历史条件刑法典未能及时出台,但制定刑法典的目标被明确提出,在后来有条件推进立法时才可实现。最后,刑法草案反复酝酿之立法工作方式值得肯定。刑法草案的提出和修改颇为慎重,先后完成30多稿,是经由立法机关负责、邀请专家参与、听取人大代表和有关方面意见而写出来的,较为务实和稳妥,因而成为后来在重启、推进刑法典立法工作时的重要基础。

必须指出,这样的刑法立法还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存在着规范覆盖面过窄、工具刑法色彩过强等缺憾。当时近乎单一的农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农业社会本身正常发展所提出的刑法规范需求受到政治挤压,反而不能得到国家层面的承认。除了杀人、抢劫等自然犯无法可依,农业社会中较具典型性的破坏生产经营行为也没有刑法规范进行调整。撇开政治运动频仍造成“无法无天”的状况不谈,在刑法可以发挥作用时,刑法规范作为革命驱动的产物,主要存在于针对反革命相关犯罪的场合。这种“革命驱动型刑法”,实际上把刑法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犯罪分子被作为阶级敌人,其刑法观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工具刑法观”。由于刑法规范的单薄与政策的优先地位,罪与非罪的界限并不明晰,法的确定性难以得到保证。应当看到,当时的中国处于百废待兴的过渡阶段,刑法也具有某种过渡性特征,这种“革命驱动型刑法”对后来的刑法立法造成颇为重要的影响。

 

二、农业社会中的刑法:革命驱动型刑法的系统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法迎来新生,1979年刑法典(以下简称“79刑法)的颁行使革命驱动型刑法得以延续和系统化,工具刑法观发挥主导作用,在刑法典中被全面确立。由于79刑法较为粗疏,后来国家又频繁通过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以补充、提高刑法的社会回应能力。这一时期的刑法类型与刑法观,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渐又滞后于时代要求。

(一)刑法立法的重启与新生

在历经频繁政治运动之后,法制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受到重视。1978年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开始考虑修改宪法的工作,并拟制定各种法律法规。邓小平在197810月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到刑法草案被政治运动耽搁,应组织起草有关法律。{1}P2)中央开始组织力量对刑法草案第33稿进行修改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12月召开,中国步入实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并在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1979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在彭真的主持下又回到刑法草案第33稿上来,参照各国刑法特别是苏联刑法,对草案作了较大修改,累计写了38稿,终于在197971日获得人大通过,并在198011日施行。{3}P31

79刑法的通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法治中的一件大事,可谓刑法立法的新生。刑法典的出台,不仅使国家惩治犯罪有法可依,还为刑法的立法模式提供了一个法典化范例。79刑法一共有192个条文,129个罪名,既吸纳了犯罪成立的一般原理,又使刑法规范具有较大的覆盖面,使惩治国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发生的犯罪有了明文依据,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79刑法的制定主要借鉴的是苏联刑法,在刑法类型和刑法观上与之具有一致性。学者指出:新中国初期进行了刑法起草工作,所完成的刑法草案主要移植了苏联模式,具体体现在强调刑法的阶级性,明确规定刑法任务、犯罪概念和刑罚目的,排斥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确立类推制度和规定刑法具有溯及力等方面。”{4}P120)所谓刑法的阶级性,是指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刑法的阶级本质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统治工具,旨在把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与资本主义国家刑法相区别。191912月通过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规定:刑法的规范首先是依照1918年宪法揭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条件下与犯罪作斗争法律规范的社会阶级本质。刑法的任务是保护工农兵的国家。”{5}P31192261日生效的苏俄刑法典规定:保护工农国家免受犯罪的侵害被明确地公开地宣布为刑法典的任务(第5条)。”{5}P35)我国79刑法第2条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强调刑法的阶级性,较为集中地反映了79刑法的刑法观,即刑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再考虑到犯罪概念、类推制度、反革命罪的相关规定,可以说,79刑法仍是革命驱动型刑法

(二)刑法立法的补充与提高

79刑法的通过,适逢国家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的一大成果是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发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开放则使新中国逐步在政治、商业和社会等方面不同程度地融入国际社会。这对刑法产生了两个方面影响,一是新的问题需要用刑法应对,二是原有的某些刑法规范不再符合新的国家建设需要——由此中国刑法迎来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补充、提高阶段。

79刑法实施以后,国家陆续又制定了25部单行刑法,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附属刑法规范,新增加刑法性质条文572条,新增罪名133{6}P21),罪名总数达到262{1}P3。除1981年通过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是在79刑法通过前一并规划的外,其他单行刑法均是在新形势下为补充79刑法不足而出台。{6}P21)这些单行刑法和大量附属刑法规范提高了刑法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能力,适应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初期应对犯罪态势的要求。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杂交水稻技术,成功解决了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农村生产人口日渐富余,全国交通、信息方式不断进步,由此取得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重要的基础性条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则从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上松绑,使对内搞活自由配置劳动力、生产资料、商品等资源变为现实:中国社会从此踏上从农业社会为主导转向工业社会为主导的快速发展轨道。

像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样,在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初,中国遭遇了一波犯罪高峰。中国的暴力犯罪在改革开放之初呈快速上升态势,国家出台了一批旨在“严打”犯罪的单行刑法。有学者指出,凶杀、伤害、抢劫、强奸“这四种暴力犯罪占整个刑事犯罪的比例,从1981年的9.45%上升到1988年的27.71%,呈逐年增多的趋势{7}P102)犯罪形势的恶化与刑法立法的严厉化如影随形。19816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把部分犯罪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下放到各高级人民法院;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对“两劳”人员逃跑或再犯者严惩不贷;19823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特别是198392日发布《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成为严打运动的标志性立法。{8}P22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一些79刑法中未作规定的新的犯罪类型不断出现,推动国家出台了一批单行刑法以惩治犯罪。新涉及的公司犯罪、金融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在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没有存在空间,通过单行刑法对公有经济、私有经济均进行保护,保障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对外开放对刑法的补充、提高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门打开以后,鉴订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条约并承担了惩治条约所确定的国际犯罪的义务,这要求国内刑法对相关罪名作出规定。我国先后加入《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1978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80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器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1980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87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91年)和《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89年)等国际条约。这就要求我国在反恐、禁毒等方面的刑法规定必须与之相适应。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发布《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19921228日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1228日通过)等单行刑法对于非法劫持航空器和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行为、毒品犯罪行为作了专门规定。此外,对外开放还带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要求刑法规范的补充和完善。对外开放后国内兴起出国热,而属于非法出境的偷渡现象日渐突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199435日通过),为更全面地严惩偷渡相关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还需指出,79刑法中有的规定因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已不能再适用或受到广泛质疑。例如第120条规定了伪造、倒卖计划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