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白中仁于1月4日在家自杀身亡，中国中铁公告认定为“意外逝世”，而家属和同事则称其患有“抑郁症”。这距安徽泗县公安局认定该县人社局局长陈兆才元旦夜晚坠楼身亡系自杀，仅一天时间。 四天之内两位官员非正常死亡，而且一位重要的国企领导还患有“抑郁”，留给家庭的是悲剧，留给舆论的则一如既往地——是无尽的猜疑。

近年来官员自杀事件在媒体上频频出现，而且死亡原因多被相关部门宣布为患有“抑郁”，引发公众疑虑。在民众看来，这些自杀的官员，一个个手握重权，光鲜亮丽，出有小车代步，入有秘书服务，身份尊贵，地位崇高，收入高、福利好，有什么可“抑郁”的？尤其是，在没有医学鉴定、病历证明，而且部分官员抑郁自杀还往往发生在本系统或本人被调查的敏感期，这种情况下宣布他们患了“抑郁症”，其中是否有猫腻，实在不能不让人狐疑。

客观地讲，执掌公权、能够分配社会资源的官员，作为公职人物，其一举一动受到关注都是正常的，无可厚非。倘若适逢敏感的时期、蹊跷的自杀、原因还老是“抑郁”，在没有权威可靠信息公布的情况下，这些关注的视线里就更可能布上猜疑的阴影。尤其是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发展任务重，积累矛盾多，贪腐痼疾又始终难以根除，民众往往就倾向于以“有罪推定”的思维来看待任何官员非正常死亡的行为，不愿意相信别人是清白的。只要社会还在急剧转型、制度体系还不完善、官员贪腐还未得到根治，这种猜疑就会始终存在。虽然可能这种状况并不理想，虽然猜疑对那些的确清白的自杀官员并不公平，但在一个正在建设现代法治的国家，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因此，重要的是对官员抑郁以及非正常死亡之后的应对。最好的办法是公开，让事件暴露在阳光之下，除非个人隐私，应由权威部门调查并详细公布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政府必须以坦诚来换得信任。媒体除了猎奇，也应该普及抑郁的常识，应该认识到，抑郁症在中国已经非常流行，科学统计显示，重症抑郁有近15%的自杀率。而且，抑郁面前人人平等，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会抑郁，盛名满天下的崔永元也会抑郁。既然早已是现代社会的常见问题，官员抑郁又有什么好奇怪呢？公众也应该认识到，在急剧发展和变化的我国社会，随着法治的完善和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日趋细密，在政绩考核、问责制度、维持稳定等实打实工作的重压下，一顶官帽带来的早已不再只是轻松惬意和春风得意，而是沉甸甸的压力。说官员晋升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法纪压力大，环境压力大，所言非虚。

这里面当然有制度的原因，比如官场的封闭性，评价机制单一，就看级别。官员的荣誉、待遇都跟级别有关。然而晋升如登山，越高人越少。工作要求越来越高，监督力度越来越大， 加班应酬又可能导致家庭关系越来越差。不能工作干不好，不能人际关系处不好，更不能在领导那里印象不好。而且，官场难进也难出，从家门、校门到机关门，“一如侯门深似海”，机关坐了若干年，有的锻炼成了弄潮儿，也有不少熬成了废人。

也有风气的原因，特别是官员，出来必须得“端着”，一定要“像个领导样子”，不能举止不雅，不能出言不逊，不能太四平八稳，也不能太锋芒毕露，嬉笑怒骂都会被解读，所以连表情都不敢太丰富。时间久了，不憋出病来，那就怪了。而且官方和民间对精神健康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对抑郁症患者也缺乏足够的宽容，过度竞争下，官员不仅不敢生病，更“不敢”有精神或心理疾病。所以，媒体报道有许多官员偷偷看心理医生，甚至求神拜佛。山西运城市有位官员，2006年就患了抑郁症，但自杀前始终没有人发现。

也许，真正解决民众对官员抑郁自杀的猜疑，要等到整个社会伦理的重建。但对于防止官员抑郁和自杀而言，无论是关心他们的精神健康，还是以明确而非含混的监督规则让他们的权力“进笼子”、“晒太阳”，作用都大于单纯的质疑和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