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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恐怖主义以及人们对待恐怖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是人类文明与发展面临的两个同等重要和危险的问题，克服现代性的局限有助认识和应对恐怖主义。哲学上的普遍主义及与之对应的国际霸权和国内强权是恐怖主义产生的两个重要根源。弄清作为事实的恐怖和恐怖主义的界限，对于把握恐怖主义实质及制定恰当的对策以及警惕反恐旗帜下可能的种种不端都是必要的。
关 键 词：恐怖、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国家利益
“9.11”之后，恐怖主义成为世界范围的核心词之一，并且不管是在高举反恐大旗的美国和欧洲，还是在亚洲和被视为恐怖主义主要来源地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等中东国家和地区，恐怖主义非但没有随着十几年来全球一致努力的反恐斗争而削减，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益之势。
有趣的是，一个屈屈身处美国反恐和情报非核心职位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的美国监听爆料，却把美国这个“全球反恐领袖”推向了并不比恐怖主义逊色多少的舆论核心。尽管，没人愿意能由此得出美国监听等同甚至比恐怖主义更糟糕的结论，但美国的监听及对监听的质疑都是在反恐的平台或旗号下展开却是事实。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不仅在美国本土，2013年的4月15日发生了由美国人自己在波士顿国际马拉松赛上制造的恐怖爆炸事件。在中国也有，2012年8月 至2013年5月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就发生了多达7起飞机“诈弹”或其他航空威胁的“假恐怖”事件[1]，不可谓不恐怖。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美国4月15日波士顿国际马拉松赛恐怖爆炸事件刚刚发生8天后的2013年4月23日中午（“当地时间”只相当于上午），我国新疆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镇15名警察和社区人员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袭杀。而和恐怖主义发展同步严重的却是美国反恐旗帜下实施的监听，特别是对包括其坚强盟友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在内的几十个国家领导人的监听丑闻的曝光，更使恐怖和反恐之间的关系“趣味”倍增：二者究竟是不是猫和老鼠，监听是否真的是发生在猫捉老鼠中的那些事......
国内外的种种迹象表明，恐怖主义活动似乎正在走下其神秘和“专业化的”神坛而成为一种人们不得不面对的寻常、普遍的威胁。于是，这样一幅场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当任何一个人，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地发出诸如“打倒恐怖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不惜一切代价地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声音，并因此即使不至抬高但至少也不会降低其道德位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事实时，促成此一场景出现的那些根本问题却并不会就此终结。诸如，为什么会有一种东西被叫作恐怖和恐怖主义，何为恐怖和恐怖主义，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到了21世纪，恐怖主义何以反而成为如此突出和重要的问题，等等。这既是事实学，也是规范学和哲学、历史等学科都必然面临和需要思考、回答的问题。
（一）恐怖和恐怖主义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毫无疑问，人们同样可以不假思索地认为，恐怖和恐怖主义的主要问题是给社会或他人带来恐惧和恐慌。其实不然。即，与恐怖和恐怖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相比，或许“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恐怖主义袭击，也不是国家间冲突，而是我们对待暴力和战争的根本态度。”[2]由于人们对恐怖和恐怖主义会有多种层面或角度的主体认识和感受，因此，也会形成相应的诸如社会学、现象学、原因学（发生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多种学科和方法的分析、解构路径。“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问题存在，是现代性对规范不懈追求的结果，但国家与非国家的概念对垒则使传统的合法化模式受到冲击。”因此，“知识界只有获得了真正独立的地位，只有超越现代性所造成的局限，才能正确认识恐怖主义问题”。[3]显然，当我们致力于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罚和控制时，从上述层面建立起对恐怖和恐怖义作为事实的本体性认识是极其必要的。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立场----对待恐怖主义事实的态度却并非如此。人们依据这样或那样的先验或经验的普遍主义的主体性认识，在看到、看清本原的恐怖主义之前，就已经认定了恐怖主义的极端危害和极其邪恶。这恰恰是当今我们对恐怖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即，人类应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基础---现代哲学遇到了现代性的困扰。
现代哲学中，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与确定性等共同成为（现代）知识的标志。在这样的思维、逻辑和认识体系中，恐怖主义完全地被置于客体、个别和“他者”的地位。固然，普遍性哲学思想的建立，在人类认识自身、认识自然和建立人类知识体系，并指导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取得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历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作用。正是以普遍主义为代表或领衔的哲学思想和方法，把人类从古代带入了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4]但是，进入现代化社会，现代性占据西方社会的主要统治地位，并深刻影响和引领东方世界也开始全面走入现代化之后，现代性的局限也开始显现出来，诸如普遍性对多元化的遏制、主体之“我”对客体“他者”的冷漠、“我们对他们”的排斥和霸权等等。[5]
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上述局限带来的威胁和障碍，已经把人们带到了脱离恐怖和恐怖主义作为事实本体的危险边缘，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恐怖主义认识的割裂或分裂。首先是恐怖主义与“恐怖”的割裂，其次是恐怖主义与其他暴力活动之间关系的割裂，再次是恐怖主义与“合法”暴力活动之间关系的割裂，还有恐怖主义与整个社会背景之间关系的割裂等。[6]因此，在我们寻求建立打击、预防和控制恐怖主义的各种对策之前，确立起正确、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是必要的。改变对恐怖主义认识的“双重标准”，不管是“我们对他们”形式的双重标准，还是“国家对非国家”形式的双重标准，[7]进而回到对以恐怖为基础的恐怖主义作为事实的本体性认识上来。先看清和明确恐怖、恐怖主义是什么（样的事实），然后再来认识和思考什么是恐怖和恐怖主义，最后再来寻求应对恐怖和恐怖主义的对策，而不是相反。
（二）如何看待和应对恐怖主义
当我们把恐怖主义置于作为事实的本体性认识时，首先需要厘清的是理论、学术和学者如何看待和对待恐怖主义。在以现代性为基础的知识、理论体系下，[8]“现代性、主体性或理性既是现代社会几乎一切建设成果的逻辑起点，也是很多问题的根源”。[9]显然现代性无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尽管从本体论上看，“现代性不一定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但也不一定是解决恐怖主义的办法，反而有可能在很多方面使得世界暴力系统化、组织化，使分散的、间断的暴力活动转变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常状态。”[10]而从认识论上讲，现代性则可能成为人们正确地看待和对待恐怖主义的障碍。因此，在理论、学术和学者方面，建立一种对恐怖主义的“保持中立”或不持立场的态度，给予恐怖主义“同等问题”的“学术地位”，即给予恐怖主义和其他研究对象或认识客体同样的尊重，是十分必要的。显然这并不代表赞同恐怖主义的观点和行为，同时也不意味着先验而断然地反对恐怖主义，即保持中立或不持立场，而是首先着力于理性地弄清楚在事实上到底恐怖主义是什么和究竟什么是恐怖主义。
实际上，不论在我国，还是国外，我们已经面临理论界、学术界和部分学者面对恐怖主义问题时脱离科学立场，甚至无条件、无理由地只是简单、坚决地反对，却不问缘由、不分青红皂白的危险。特别是由此立场出发还进一步提出了对恐怖主义可以采取法治框架外的“特殊规则”，比如，提出了突破某些刑事程序正当的“理论建议”，值得警惕。这种背离科学的“我们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态度，不仅无助正确认识并合理应对恐怖主义，反而会助长简单粗暴、不求甚解，不负责任之风，为当局制定科学的恐怖主义对策制造障碍和麻烦，同时也丧失了理论、学术和学者的独立品格与学术品行。退一步讲，就理论研究本身而言，其中的学术和道德风险也是不堪承受之重。
毫无疑问，在应对恐怖主义问题的系统工程中，国家和社会对待恐怖主义的立场居于核心和基础地位。事实上，国家和社会也正是恐怖主义攻击和侵害的主要目标。因此，在现代性和普遍主义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下，国家和社会对恐怖主义采取的“我们对他们”、“国家对非国家”的敌对立场是自然而然的，合乎逻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在科学、合理地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上就无所检讨和作为。恰恰相反，不论是从原因学、结构论、存在论，还是从发生学、过程论和对策论角度讲，国家和社会对待恐怖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是比恐怖主义本身更大更根本的问题。比如，恐怖主义因为（被认为）“不恰当”地反抗国家和社会而发生，进而以极端方式实施破坏和危害，[11]然而由此引发国家和社会的应对策略时，面对产生于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压力或暴力的恐怖主义[12]，往往采取的是更加强力和专门的斗争、暴力与镇压。人们有理由相信，基于来自国家、社会“普遍压力”和问题产生出来的恐怖主义，在种种专门用于打击、遏制恐怖主义的“礼遇”之下，同样和只能合乎逻辑地更加恐惧和疯狂。因为恐怖主义只能产生于滋生它的原因和土壤，而不可能产生于必然和只能置于其后的（缺乏）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与镇压。否则，我们会得出一个极其荒唐的结论：恐怖主义的产生和日益严重，是由于国家和社会没有（在其实际形成和发生前就预先地）对之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和镇压。因此，在采取必须的应对和处置恐怖主义措施的同时，致力改善和消除导致恐怖主义发生的原因，才是唯一正确的国家策略和社会政策。如同《“情妇反腐”：以恶制恶辱没正道人心》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制度，健全的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对策，[13]而这也正是当今国家和社会应对恐怖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果对待恐怖主义简单地采取以恶制恶、以毒攻毒、以邪去邪、邪邪为正的思维方式，一味地用更强有力、更加“恐怖”的对应手段来惩罚和遏制恐怖主义，那么，至少在方法论上，实际上和恐怖主义源于同样的思维、逻辑和方法。其结果到底是以恶（遏）制恶，还是以制（造）恶，值得思考。尽管时间和事实最终必定会给出答案，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将过于沉重。因此，人们既往应对恐怖主义只“集中研究了恐怖分子做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做的，以及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保护我们的社会，防止那些可能的死亡、大规模破坏和恐慌的行动”，而“没有花时间去分析是哪些政治和经济条件构成了产生恐怖主义的天然磁石”[14]的局面，如果得不到根本的改观，那么，用比恐怖主义暴力更加强大的暴力和让恐怖主义感到更加恐惧的方法来制服恐怖主义的反恐模式就会继续，反恐斗争就会疲于被动防范和应对，就难以建立起标本兼治的长效良策。
从国际或世界范围看，国家主体关系间的霸权主义，则是我们对待恐怖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障碍。毫无疑问，具有“国际性”，“冲出国家，迈向国际，走向世界”，发展成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恐怖主义特别是“高级”恐怖主义的普遍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而当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不同国家间可以协同作战和斗争的公敌时，其指向的往往是国际恐怖主义。但是，不论在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上，还是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中，霸权主义恰恰是我们认识和解决恐怖主义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障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的恐怖主义研究学者指出，在事实层面看，恐怖主义或至少国际恐怖主义，也可以称作一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反抗形式，且不论这种反抗形式是否恰当或正当。正是因此，在林林宗宗的恐怖主义当中，才产生了源于殖民主义，专门针对霸权主义的“反霸恐怖主义”和反抗美国霸权主义的反美恐怖主义。[15]
同样，“反恐”、特别是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往往也成为国际“霸权主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一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是21世纪乃至更长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17]霸权主义仍是威胁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霸权主义者依据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价值标准等，给他们要打击惩罚的目标和对象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使其种种国际霸权主义活动取得合法性。可想而知，这必然是导致在反对恐怖活动、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国家等根本问题上，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借此推行霸权主义自己的价值观念，攫取其国家利益；[18]必然导致在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大旗下巩固、扩大其势力范围，“以反恐的名义”----在这一当今世界不容置疑的至高道义下大肆推行霸权主义之实。这意味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警惕名义上的反对恐怖主义，实质上的霸权主义，和反对恐怖主义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这种霸权主义的反恐其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激起了新的恐怖主义高潮”、“恶化了国际局势”。[19]显然，霸权主义的“反恐斗争”已经不是反恐策略的“失策”，更是直接制造和导致新的更加严重的恐怖主义的根源。由此而言，如何消除国际生活中的霸权主义，或许才是人类社会克服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本所在。
恐惧是人类的本能，恐怖根基于人类的恐惧本能，而作为恐怖的“有组织形式”，[20]恐怖主义的存在和发生则是对人类恐惧本能即“恐惧原理”的实际运用。同时，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其广泛、深刻的客观基础。
（一）恐怖主义与社会
首先，恐怖主义根基于社会的自然属性和社会自身的不完善。作为滋生恐怖的社会自然属性，首要的是社会是人和人群的组织、集合体。社会之人和人群的多样性以及人为群居动物等社会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恐怖有自身生长的土壤和空间。社会的成立源自人为群居动物，在人群中相互依存的本性。因此，人群聚集的社会能够提供人所需要的基本安全感。当人群所寄存的社会都被攻击甚至击溃或失去安全时，人们的恐慌和恐惧便不可避免，而这正是恐怖主义追求的目标和效果。由于人类社会的群居性特点，在社会有机体中的突发事件特别是令人恐惧的恐怖类恶性事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容易在社会组织和人群中传导，进而放大遭受恐怖攻击的恐慌程度和范围，放大公开的社会影响。这和新闻中的各种灾难、天灾人祸远多于喜讯喜，以及中国文化中倡导的“君子问灾不问福”等等，根基于同样的社会学原理。这些都构成恐怖主义得以立身和显现其“存在”的社会自然属性----基于社会某一个点的恐怖行为，便可以使众多的社会成员都处于恐怖气氛之中。[21]进而使恐怖成为一种效率极高的社会攻击手段，是恐怖主义者最便利和最容易倾向的选择，也是恐怖主义实质和核心所在。比如，《美国法典》就把恐怖主义定义为“经过有预谋的，有政治目的且针对非军事目标的，由非国家的集团或秘密组织进行的暴力活动，其目的通常是影响大众”。[22]
和社会是人的群居体的自然属性相对应，社会之人及人群或组织的多样性是社会的又一自然属性。这种多样性基于人普遍的本能和本性而存在。因此不允许多样性存在的社会必定是有违背人性和必然失败的。恐怖主义无疑是社会多样中极具个性和另类的一种，这恰好与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者宣示自己的存在和表现，表达自己的极端形成契合---社会是多样的，而恐怖是极端的。“我极端故我存在”是恐怖主义存在哲学的普遍思维方式。这种极端的存在达成了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者普遍的成就感和发泄不满的双重欲望。
同样，组成社会之个人和群体多样性的情形同样存在于恐怖组织当中。然而，恐怖主义组织特殊的团体性特点决定，一方面，“他们要求一致，不容忍异议”，[23]另一方面，为使其团体及恐怖活动得以保持和发展，每个成员都必须表现出其恐怖组织特有的价值----在团体的恐怖活动中，为达成团体的目标极尽个人之所能。因此，在恐怖主义组织的恐怖活动中，往往是“人才济济”，分工明确而精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是恐怖主义组织成员迫使自己身怀绝技，进而使恐怖活动独具杀伤力的重要动力源泉。
（二）恐怖主义与国家
如前所述，恐怖是对人们心理上“恐惧原理”的运用。人的本能、人性和社会的自然属性中，寻求安全的恐惧因子或“基因”为恐怖和恐怖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或可能。但是，恐怖主义由可能变成为一种事实，则需要国家存在这一条件，是国家这一存在的必然“反应”而不论这一反应是否恰当。由此而言，恐怖主义是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伴生物。如同马克思指出的，犯罪这种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现行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社会条件一样，[24]恐怖主义也和现行国家的存在共存亡于相同的社会条件。
从普遍意义上讲，不论依据什么标准、对恐怖主义进行何种类型的划分，恐怖主义行为的实际产生和发生都与国家内在关联。不仅在本质属性上二者都是暴力，并且从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思想渊源”上讲，“其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也许是流传于欧洲的一种思想传统，即臣民有反抗暴君的权利”。[25]“早期的基督教教父提出，暴政必须抵制，因为它违背了神圣之法与自然之法。”[26]统治者的任务就是维护正义，因此暴君没有权利得到遵从。而事实上不违背基督教之神圣之法、自然之法的国家似乎并不存在。如果说国家是最为典型和极端的合法和正式的暴力形式，那么，恐怖主义正是与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的另类暴力。虽然恐怖主义并不都针对国家或与国家直接关联，但这不影响它是恐怖主义者对国家的“反制”这一实质。恐怖主义行为攻击的总是国家的软肋。其秘密隐蔽、残暴无度、不确定、不可预期、超出预期、以小博大、以少博众、滥杀无辜、疯狂狂热等等，无不击中国家之七寸。国家最怕最痛的，正是恐怖主义者最想追求的目标和效果。根据而言，不论成因如何的恐怖主义，其恐怖行为危害的指向客体或对象正是公共安全。[27]而这正是国家统治的命脉之所在。
在恐怖主义者看来，恐怖是他们能够用来对付国家的唯一手段，也是最佳选择。正是国家暴力的存在为恐怖主义者实施恐怖提供了合法理、合理性的根据和理由，使恐怖在人之本能、本性和社会自然属性等，赋予其产生可能的基础上成为现实。而恐怖主义则进一步在利用国家自身不可避免的天然弱点，比如官僚制度的缺陷等，[28]不断地制造恐怖和国家的不断镇压中愈益强盛。特别是“9.11”之后，各种类型和形式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几乎每个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种种发因于民族、宗教、政治、文化和其他现实利益的恐怖主义行为，无不集于国家之上。[29]哪怕是渗透着国家利益、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各种国家因素艺术和科技，国家同样必须负有责任。所以，在貌似无涉国家的事务中，国家虽然充当了恐怖主义全面的攻击对象，却并非无辜的替罪羊。针对一国内部和不同国家间的恐怖主义都是如此。
（三）恐怖主义与政治
政治是国家的一个方面，是国家事务的核心特征。恐怖主义实施恐怖行为过程中，政治是助长恐怖主义疯狂的发动机，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则具有特殊意识形态的心结，其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实质是一种极端政治势力。”因此，“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超过法理的残忍”、“极度的隐秘”一起，被认为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三大基本要素或基本特征。[30]
国际恐怖组织通常都要制定自己一定的政治纲领，确定相应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且大多情况下他们会把自己的政治诉求传达给自己的敌人，同时也公诉于众。不管这种国际恐怖组织是因为民族、宗教，还是国家或其他因素形成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往往是凝结恐怖组织成员的精神支柱，也是确保其严密的组织性、极度的隐秘性的坚强“思想保证”。坚定不渝的政治目标是国际恐怖组织保持疯狂的热情和“超过法理的残忍”的精神策源地。
虽然一般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不都像国际恐怖组织那样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其实质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特殊的政治斗争，但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行为的发生却无不与政治密切相关，并且这种内在关联的直接和紧密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犯罪，作为孤立的个人反对现行统治关系的斗争的程度。毫无疑问，恐怖和恐怖主义行为有别于其他犯罪，哪怕是极其凶恶、残暴的刑事犯罪，不仅在于其结果的严重或手段的残忍，更在于其动机往往并非出于发泄私愤，目标也并非其确定的报复对象，而是基于各种原因通过报复社会来表达对政治的极度不满和反抗。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如此，从当代真正的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国际条件也是如此。基于对国内政治的不满和反抗而发生的个人恐怖行为，是个人表达对社会不满和反抗的极端形式。从国际范围讲，“恐怖主义行为的真正形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在此期间，恐怖主义行为的活动热点主要是殖民地、附属国或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等殖民地地区。[31]通常殖民统治也被广泛地认为是当代恐怖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传统恐怖主义和新型恐怖主义的演变分析中，政治压迫、政治目标、现存制度等政治因素，是贯穿二者始终的主要共同内容。[32]
（四）恐怖主义与宗教和民族
在多种类型的恐怖行为和恐怖主义中，不论从哪个方面讲，宗教恐怖主义都当属典型和极品。宗教与民族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的结合、叠加和共振，使得恐怖和恐怖主义更加狂热，进而宗教恐怖主义、民族恐怖主义历来都是恐怖主义的主要组成形式。宗教矛盾、民族矛盾也被认为是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33]
宗教恐怖主义、民族恐怖主义除了具有其他恐怖主义的共同特点外，狂热是其显著特征。宗教恐怖主义和民族恐怖主义的极端狂热，来自其对自身正当性、合理性的内心确信。与世俗的政治原因导致的恐怖和恐怖主义，也坚信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诉求是正确的，但需要证明不同，基于宗教和民族原因导致的恐怖和恐怖主义，不仅更加坚信只有自己是正确的、神圣的，关键是这种坚信和正确是无需“证明”、不容争辩的。“事实上，他们都是‘真正的信徒’（‘true believer’），对于很多恐怖主义分子而言，不属于他们群体的人们都是恶魔，他们渴望通过暴力释放他们永恒的愤怒”。[34]
宗教恐怖主义和民族恐怖主义是被称作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者所为，正是其“极端”必然招致狂热。在宗教恐怖主义的极端狂热中，其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其极端和狂热的重要根源。反过来，宗教的狂热又对宗教恐怖主义活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宗教极端恐怖分子追求的往往是一种超自然的目的，他们把从事恐怖活动看成了一种神圣的职责，从而为自己的恐怖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35]而民族恐怖主义的极端和狂热则是可与宗教恐怖主义对应的世俗恐怖主义的典型。“民族主义乃是恐怖主义的最为持久的根源之一”，也是“恐怖主义最强有力与最致命的根源之一”。[36]民族极端恐怖主义将民族作为自己最高和终极目标。民族恐怖主义往往因民族分离、分裂而发生。“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化的产物，也是产生恐怖主义的基础”。[37]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宗教极端主义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合在一起，从而严重地加剧了恐怖活动”。[38]这使二者也成为各国和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的主要对象。
（五）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及其他
除国家、政治、宗教和民族等因素是促成恐怖主义实际发生的基本成因外，社会本身的不完善也使恐怖日益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趋势，而随着全球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程度的日益提高，国家间和不同国家民族、种族间的文化冲突、经济利益的矛盾等必将不断加剧，“文化恐怖主义”、“经济恐怖主义”、“金融恐怖主义”等，成为与宗教恐怖主义、民族恐怖主义等传统恐怖主义并列的新型或新兴恐怖主义形式，或可期许。与此相适应，霸权主义也将更加全面、广泛和深刻地成为引发国际恐怖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成因之一。因为在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上，二者如出一辙。霸权主义是普遍主义最大范围和程度的现实表现。“恐怖主义也是一样，它表现出来的极端残忍和不宽容，除了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原因之外，其背后的普遍主义文化传统因素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普遍主义者会把自己的价值视为唯一合理正确的价值，从而不善于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善于与其他文化交流与共存。当普遍主义者处于弱势地位时，他很容易封闭自己的文化窠臼，不愿意接受甚至敌视其他文化和价值。当反抗压迫的激情与这种普遍主义的冲动相结合时，其不宽容性和极端性就会充分地表现出来。”[39]
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就事实而论，在共生于普遍主义的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恐怖主义首先是作为客体和“他人”、“他们”而“被普遍主义”的。即由国际关系而论，恐怖主义不仅由霸权主义原生、原创，而且其更加霸权的“反恐”努力，也导致恐怖主义更多更大更加疯狂。因此，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是实力最雄厚、最强大、影响最广泛和破坏最严重、危害最大的恐怖主义。[40]相信当国内强权与专制统治与国际霸权主义结合、全力“合作”展开“反恐”斗争之日，或将正是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更加强盛和疯狂之时，甚至一副非常风趣和极具讽刺意味的画卷会呈现在人们面前，即：“统计表明，1.在‘国内强权+国际霸权 '的反恐模式下，恐怖主义造成的相关人员及无辜平民伤亡、财产损失等各种危害更加严重；2.国内强权特别是与国际霸权主义相结合的合作反恐斗争，付出的代价不亚于甚至远胜于恐怖主义本身带来的各类损失，而这些代价构成中合于恐怖主义危害特征的部分，比如无辜人员和组织的损失等，更为恐怖”。[41]比如，“据美国国务院统计，在1785至1985年间发生的大约5000起恐怖事件中，只有不到5000人失去生命，而同期死于政府和死亡小组（death squads）之手却高达数万人之多”。[42]
总之，恐怖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频繁出现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是，是否以及将哪些人和组织及行为确定为恐怖主义，则是由现实政治观念、利益诉求等诸多主观因素决定的，是由国内特别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我们只能认为恐怖主义虽然是邪恶的，但更邪恶的则是产生恐怖主义的社会环境和国际体系”。[43]
（一）恐惧与恐怖
恐惧是人的本能，是恐怖得以生成和发挥“效力”的自然基础。科学研究表明，恐惧是人的本能，与安全息息相关。恐惧的程度与安全的级别成正向关系，都取决于人的需要的层次，比如生命、身体、健康等等。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仍然难以对因恐怖而成就的恐怖主义有一个比较明确一致的定义，甚至对其普遍特征都没有取得基本的概括。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恐怖及其极端形式恐怖主义者，“与一些人想像的完全不同，国际恐怖组织的头目绝非偏执症、孤独症、狭隘人格症等心理疾病的患者”，相反，“那些国际恐怖组织和基地的大头目们，都可列入‘心理分析’大师的范畴”。[44]尽然恐怖距离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特别是其高级形态国际恐怖主义还距离遥远。但其原理无疑发端于人们的恐惧心理这一本能。恐怖的过程正是人的恐惧本能和心理，得以成为生活事实和心理事实的生活实践和心理体验过程。而恐怖成功或目的达成的程度恰恰与这一过程的危害程度成正向关系。决定这一过程危害程度的首先是人们的恐怖的恐惧程度。自然，生命受到威胁是其中最为典型、普遍和极端的表现。生命的脆弱和可贵决定了对人们对普遍威及生命的恐怖的恐惧是普遍和强烈的。这正是恐怖之所以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心理基础。由此而言，它与法律、道德等人类行为规范对人的约束和惩罚产生于相同的心理机理----己所不欲而施与人。并且因为生命、身体的需要和安全顺序也决定了对死刑、处死和死伤的恐怖，成为人们敬畏法律和恐惧恐怖的普遍心理基础和心理事实。
当然，恐怖带给人们心理的恐惧程度甚至包括性质，远远不同于一般的害怕，它使人们的恐惧达到极致为目标和特征。这是由恐怖自身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它貌似刺客暗杀等普通的“袭击”行为[45]，也有人将它和偷袭类的突袭联系起来[46]。实质上恐怖与这些行为之间形似神不是。恐怖能够把人们的恐惧推向极致不仅在于其威胁和损害程度的严重性，更在于其不可预期、超出预期及无辜而遭受伤害上。不确定、不可预期和超出预期以及无辜受害等不确定性，才是恐怖区别于战争和其他危害或暴力方式的特质之所在。正是由于恐怖往往让无辜的人“祸从天降”这一特质，才使得它具有远远超出其实际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的杀伤力和普遍性。当恐怖成为一种人们喜好的暴力行为方式时，没有人能够脱得了干系，再也没有人可以事不关己而高枕无忧。其实这正是恐怖能够与毒品、疾病等一起成为人类的公敌和灾难的普遍心理基础----除了恐怖者本身之外，极少有人为恐怖辩护。然而，不仅对恐怖的恐惧无助于应对恐怖，而一味地简单谴责同样于事无补，绝非应对恐怖的良策。因为这在文化和生命及财产等诸方面，并不能就相应在带给人们安全感。[47]
（二）恐怖主义的含义
迄今为止，在人类科学史上，界定恐怖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或许是人类知识界和科学界遇到的最为艰难的课题之一，以致于今天人们再行研究恐怖主义时，多数人已经放弃了对恐怖主义概念进行定义和分析的努力，而不得不按给出恐怖主义概念定义的主体，对恐怖主义概念划分类型进行研究，即把恐怖主义的概念分为词典或词义的恐怖主义概念、官方的恐怖主义概念和学者的恐怖主义概念，甚至有不同国别和机构对恐怖主义概念的定义等。[48]因此，本文也无意给恐怖主义概念进行严格的定义，而侧重提示其内在含义。
无疑，对恐怖主义概念定义的艰难给人们认识和对待恐怖主义带来了困惑和困难。但人们在面对“什么是恐怖主义”这一无法破解的难题时，却不得不了解自己面临和应对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因此，无法回避地回到了必须回答的“恐怖主义是什么”问题上来，尽管这个答案的结果必定是不周延的，然而却是必须的。有学者在意识到这一问题后，便将“应该如何定义恐怖主义”的逻辑命题，转换为“全面把握恐怖主义的最本质或最重要内在特征，确定恐怖主义概念的内涵”，“了解‘恐怖主义’含义和词性的历史变迁，确定概念外延的适当范围。[49]并将据以界定恐怖主义概念内涵的本质特征概括为恐惧性或心理战、暴力性或破坏性、政治性和社会性、宣传性或宣扬性以及违法性或刑事犯罪性等。[50]而在恐怖主义概念外延的确定上，则是在诸多本质因素中，采取统计学相关性的分析方法，对其中暴力、政治性等22个主要因素，以显现频率作为重要性排序，加以罗列。[51]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定义应该是对客观事实进行充分研究的结果。但是，在面对恐怖主义概念定义时，往往是首先确定暴力活动的性质、数量和程度，再由这些暴力活动去论证和确定定义，即由外延来论证内涵。无疑这不合于人们认识的思维范式和逻辑规律。公允地说，“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如同对恐怖主义的描述一样，都是对暴力事件合法性的主观判断。”[52]由于恐怖主义所违反的法则、理性标准等大多由国家主体或国际社会所确定，因此，如果失去“只有国家才能合法拥有和使用武力”的主流话语，我们便很难界定传统的恐怖活动。当然，“国家与非国家”因素并非是产生和划定恐怖主义的唯一“界质”，宗教、种族、文化、经济及其他主观意识和客观利益，都会成为定义恐怖主义的内在因素。
总之，笔者以为，在综合各种因素之后，从事实描述的角度出发，可以对恐怖主义概念的含义进行如下表述：恐怖主义是个人、团体或组织和国家非对称性地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旨在通过在目标群体中造成恐惧、恐慌等恐怖气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其他公共目标。[53]
可见，恐怖主义的内涵不仅包括恐怖、暴力、暴力威胁和压制性话语体系等要素，而且还必须从社会现实中得到其得以实施的前提和心理免责机制，而现代性恰恰为恐怖主义的实施及建立其内在的正当性、合法性根据，提供了支持和条件。
（三）恐怖活动与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概念的上述定义，也揭示了恐怖活动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与国家恐怖主义之间相互关系。对此进行简明梳理是必要的。
第一，恐怖活动是恐怖主义的基本存在形式。这是不言自明的。但和一般的恐怖活动不同，恐怖主义不论其活动主体是个人、团体、组织或国家，无不以恐怖活动作为其存在和表达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即以恐怖活动为作为自己存在的常态。这是一般的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在客观存在方面的根本区别。
第二，（一般的）恐怖活动或行为质别于恐怖主义。“主义”的基本含义就是在某个方面或领域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主张。因此，恐怖和恐怖主义的又一根本界限在于，是否具有和实践其系统化、体系化的主张。[54]既不在于恐怖的程度及造成损害的大小轻重，也不于其组织是个人还是团体、国家和非国家；既不在于其活动方式及是否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不在于其指向目标是否相关和特定或结果超出预期。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的质别在于，后者不仅以恐怖作为贯穿自己的思想、纲领、战略、策略和手段“始终不渝”的主线和主导，而且其各项恐怖活动皆以实现其一定的政治主张或其他公共目标为宗旨。这是一般的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在主观存在方面的根本区别。
第三，恐怖主义与国家恐怖主义本质上并无二致，根本区别仅存于发出恐怖活动的主体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差异。当然，国家恐怖主义的危害和恐怖程度较一般的恐怖主义更为严重。需要说明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恐怖主义，不仅存在于国家主体间的国际关系当中，同样也存在于国家内部，即国家恐怖主义有国家内和国家间两种存在形式。国家恐怖主义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的管理、统治中，可以根据其需要广泛采用恐怖主义的手段，达到自己国内统治的目的，实现其国内社会管理的目标。而且在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种族等项事务中，国家恐怖主义同样会采取恐怖主义的方法，巩固和争取其在国际上的各项利益。霸权主义的恐怖主义应当说是国家恐怖主义在国际范围的典型代表，也是国际反恐斗争面临的和国际恐怖主义需要给予同等重视的问题。因此，把国家排除在恐怖主义主体之外，进而使国家恐怖主义成为不可能的观点，不仅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恐怖主义也是极其有害的。
根基于普遍主义的哲学思想及知识体系，把人类从古代文明带入工业文明之后，当代意义的恐怖主义也相伴而生。而当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恐怖主义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也与毒品、艾滋等一道，同步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现代性的局限，使基于普遍主义一元价值观建立起来的正义、公平、自由等传统普适价值遇到了空前的挑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恐怖主义、如何秉持人类的生存之道，已经成为我们处理恐怖主义时必须思考和选择的问题。
多元化、多样性无异是人类社会面对未来可供替代普遍主义的选项之一，或许这也是我们削减和消除恐怖主义灾难的正确选择。否则，遵照国家利益，今日有反恐与监听，谁会知道明天又会有什么呢？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法学研究所“社会稳定的刑事法治保障研究研究”子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1] 这7起航空安全威胁事件包括：1.2012年8月29日，国航CA981航班受到威胁的信息返航首都机场；2.2012年8月30日，深航ZH9706航班遭遇“炸弹”威胁，备降武汉；3.2012年10月8日，南航CZ680航班因收到威胁信息备降兰州；4.2012年10月9日，国航两架航班在起飞前接到威胁电话重新安检；5.2013年2月20日，深航某航班收到“诈弹”，致使该航班迫降；6.2013年5月15日，深航、东航、吉祥航空共5架航班遭遇“诈弹”威胁；7.2013年5月17日，一男子谎称多地飞往上海的航班上有炸弹。2013年5月22日，《北京青年报》，《航空“诈弹”将按刑案重处，一个“诈弹”能“炸”掉上百万元》。
[2] 张家栋著：《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3] 张家栋著：《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4] 马德普等著：《普遍主义与多元文化：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文化根源及其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66页。
[5]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恐怖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强大与坚持，又何尝不是基于同样的“普遍性”的方法与立场，只是“更换”了主体，恐怖主义者由“他者”而成为“我”、由“他们”而成为“我们”的以毒攻毒的结果。由此而言，也可以说恐怖主义是彻底的、极端的普遍主义者。
[6] 张家栋著：《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7] 依高.普里莫拉兹编：《恐怖主义研究----哲学上的争议》，周展、曹瑞涛、王俊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8] 现代性主要是指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构成的核心要素包括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人文中心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等，其哲学本质是理性或称之为主体性，是个人自由精神。
[9] 张家栋著：《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10] 同上注：第2页。
[11] 此为由事实学上之“原因”角度的事实判断，而非基于规范学之“理由”或正当性、合理性的价值判断。
[12]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并不主张简单地认为恐怖主义是反抗国家暴力和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此处仅仅是从国家和社会对待恐怖主义的强力和镇压立场相对照和比较而言的。
[13] 新华网标题：《“情妇反腐”：以恶制恶辱没正道人心》，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29/c_124777722.htm。
[14] （美）伊恩.莱塞等：《反恐怖主义》（中文版），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5] 董克汩著：《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7页。
[16] 董克汩著：《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17] 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2月11日），引自《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页。
[18] 本文侧重对恐怖和恐怖主义的事实性认识，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国家利益等的价值评判不予论述。
[19] 董克汩著：《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75-82页。
[20] 此处称恐怖主义为恐怖的“有组织形式”，并非指二者之间是简单的主体“组织形式”上的差异。关于恐怖---普通的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的界限问题，下文专门论述
[21] 李少军：“恐怖主义概念界定”，载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中国人的视角（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22] 王逸舟：“如何界定恐怖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0期。《美国法典》的恐怖主义定义将国家集团排除在恐怖主义的主体之外，进而排除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存在。此引并不代表引用者的观点。
[23] 李少军：“恐怖主义概念界定”，载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中国人的视角（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9页。
[25]李少军：“恐怖主义概念界定”，载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中国人的视角（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26]李少军：“恐怖主义概念界定”，载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中国人的视角（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27] 叶海辉：“对恐怖主义犯罪客体的研究”，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6期。
[28] 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中国人的视角（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29] 喻义东：“恐怖主义犯罪原因研究----兼论恐怖主义研究的方法论”，载《行政与法》2005年第2期。
[30] 王逸舟：“恐怖主义面面观”，载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中国人的视角（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31] 阮传胜：《恐怖主义犯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页。
[32] 古丽阿扎提·吐尔逊著：《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9页。
[33] 阮传胜：《恐怖主义犯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34] Http://www.terrorisem.com/bpart.html.
[35] 古丽阿扎提·吐尔逊著：《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36] Donna M.Shlagheck,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Lexington,Massachusetts:Lexington Books,1988,p.31.转引自：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37] 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38]古丽阿扎提·吐尔逊著：《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39] 马德普等著：《普遍主义与多元文化：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文化根源及其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233页。
[40] 董克汩著：《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28页。
[41] 目前关于恐怖主义造成的各种损失及同期或相应“反恐”代价的数据统计还缺乏完整性，难以据此进行量化比较和分析，并且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简单数量对比就能得出截然的危害大小的结论。但笔者依已有相关数据及“应然性”定性分析，勾勒出文中图画，旨在于同样或更加反对制造恐怖主义的国内强权主义和国际霸权主义，并警示如此“反恐”的恶害。
[42] 引自张家栋著：《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同样笔者以为，简单的“数字”和上上述文献中的“总数”对比，并不能直接和机械地说明问题。
[43] 张家栋著：《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207页。
[44]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中国人的视角（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45] 在人们研讨恐怖和恐怖主义的“历史渊源”时，不缺乏将中国史上荆轲刺秦王作为恐怖或恐怖主义的最早历史记载之一。参见：阮传胜著《恐怖主义犯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46]也有人把以偷袭为重要特点的游击战看着与国家有关的恐怖主义的重要形式或来源。参见：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中国人的视角（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页。
[47] 张家栋著：《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61页。
[48] 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概念的定义数以百计，仅1981之前进入学者统计、研究视线的恐怖主义的概念就达109个之多，而1982之后的短短20几年间，有影响的概念定义又达50个之多。参见胡联合著：《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6页。
[49] 胡联合著：《全球反恐怖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6页。
[50] 同上注：第28-33页。
[51] 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表一：有关恐怖主义109种界定要素所占的百分比。
[52] Michael Radu：“Terrorism after the Cold War：Trends and Challenges”，Obis，Spring 2002，P.275.
[53] 张家栋著：《恐怖主义与反恐怖：历史、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54] 不少人将是否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主张作为区别恐怖和恐怖主义的界限，在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召开的“社会稳定与反恐斗争研讨会”大会发言、评论及文集中，更成为接近普遍一致的观点。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是基于对恐怖主义不全面了解的概括，即恐怖主义并非必须基于某种意识形态。而“主义”只是一个逻辑框架和认识体系，其内容则适合于各个领域，不仅是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也适合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