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大中小学几乎所有的课程中，英语都是设置最普遍、学程最长的科目之一。因此，其所引起的争议也其来有自，广泛而热烈。支持者认为，英语是国际语言，为了了解世界、融入世界，必须加强学习；反对者认为，全民学英语应走下神坛，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学英语，也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需要用到英语。温和的教育专家们，则更关注英语课程的设置与考试是否科学、合理。除了实用主义的讨论外，近年来在知识界最响亮的声音则是出于“文明的焦虑”，担心强制或半强制的全民学英语是否挤压甚至威胁到了母语？有些甚至有些民族主义（并不一定是贬义）的味道，“强大的中国不需再对英语卑躬屈膝”，“我是中国人，我不学外文。”的言论也开始流行。

争议无异会带有情绪，对于有血有肉、食五谷杂粮的个人而言，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可能涉及到一项教育公共政策的改变时，我们就更需要多方位的理性视角，总得好好“算计算计”。

首先是功能的视角。这涉及到学英语对个人、社会以至于国家的作用。毋庸讳言，在英语文明仍属强势文明的今天，英语是最为通用的国际语言，许多科技、文化资料和信息都以英语为载体发表和传播，因此，无论是个人视野的开阔、就业的选择，还是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英语都是有益的工具。实际上，不仅接引国外新知需要英语，将中国科技与文化向国外推广也需要英语。于我有益，为何不学？与国家发展有利，为何不广泛推行？

但收益的另一面是成本。为了使用英语这个有益的工具，我们需要投入多大的公共资源和个人资源？是否需要政府在义务教育、高中、大学教育阶段都强制推行，是否需要在所有领域的就业、职称上都要强制性地考核？这中间不仅涉及国家公共政策的制订与财政经费的投放，还涉及到公民人生（时间、金钱）资源的分配。

成本和收益的中间则是方法与技术，也就是科学问题。当前，英语考试太突出“选拔”的功能，而选拔的另一面是“筛选”，就是为了将一部分人淘汰出去，而这导致了英语教育的异化。因此，如果一定需要在义务教育阶段、甚至在高中和大学阶段推行英语教育，如果中高考仍然需要考英语，那么，那么怎么教育、怎么考，才能使英语不是仅仅为了应付考试的“死知识”，而是真正成为能熟练运用的“活工具”？我们的国民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英语？如何以对英语的真实需求为导向，才是英语教育改革的一个真问题。

其次是对公民个体选择的尊重。现代义务教育是普惠性的、普遍性的，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是强制性的；而统一的选拔考试，因为事实上的“筛选”和“淘汰”功能，也存在强制。但教育的本义不是为了强制，而是为了通过赋予知识而给孩子们的人生更多的选择。那么，问题就来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学习英语的天分？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学习英语？是不是所有行业都需要用到英语？仅仅为了适应选拔和筛选，孩子们是否一定真正掌握能灵活运用的英语工具，而不仅仅是应试英语、哑巴英语？如果以上答案都“不是”或不一定是，那岂不是严重的浪费？

因此，这里面就有国家对公民选择的尊重问题。对于那些对英语不感兴趣或者天分不在英语的人，对于那些不需要用到英语的人，是否一定要强制他们学英语？尤其是在成年之后，是否一定要他们在大学里还要学习英语，评定职称时一定要考核英语？就有疑问。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应该尊重个体的选择：消极方面，对不需要使用外语的行业和领域，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不要强求学英语，评职称时不要强求考英语；积极方面，对于在中小学阶段实在不喜欢英语的孩子，可否给他们提供别的语言选择？比如鼓励孩子学习其他外语，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感兴趣的孩子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学习外语，也需要汉族多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习国语。倘能既尊重个体的自主选择，又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岂不一举两得？

而这就可能要改变我们当前中小学教育千校一面，普遍性、机械性地设置语言科目的现状，在设置英语课程的同时还鼓励设置其他外语语种或少数民族语言；相应地，全国一统或省内一统的中高考也要有足够的制度弹性空间，或者允许高校自主招生，或者设置其他语言的考试科目，来鼓励和培养学生多样的语言兴趣。给需要学英语、愿意学英语的孩子充分的选择与保障；给不愿意学英语、不需要学英语的孩子自由与空间。

第三个视角是文明的竞争。近世以来，强权即真理，落后就要挨打的情况下，“西学东渐”与西方文明的强势输出，成为世界现象。与之相适应，西方中心主义及其线性史观，成为深受其影响的发展中世界部分知识精英不自觉的思想底色，并引起强烈反弹，也是当前民众反感普遍性强制学习英语的一个背景。但这种“文明的焦虑”不应导致封闭，而恰恰应该更开放。一种看法认为英语“危及”了中文，但问题的关键究竟是我们对英语太重视了，还是对中文太不重视了呢？实际上一切外语都不应是中文的敌人，过于功利的教育才是。恰恰相反，中国如果真正要成为文明的重镇甚至新的中心之一，就恰恰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全世界的语言与文明。因此，不仅应该学英语，还应该学习更广泛的外语。不仅仅是周边、拉美与非洲的现实利益，需要我们如此；睦邻友好与怀柔远人也同样需要如此。就像今天探究世界各类文明的研究中心几乎都在美国一样，为什么有一天不能英美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东亚、南亚研究的中心中国，拉美研究的中心在中国，西欧、南欧、东欧研究的中心在中国？我们有足够的好奇、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资源、足够的人力，当然，以及足够的自信！而经略天下的事业，最起码需要更多的中国人学习更多的外语。

大体上讲，在可见的较长时期里，我们仍然需要英语，也需要英语的教育。但这不是为了“英语”，而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英语教育与考试的改革，不应该是“关窗”，而应该是“开门”；不应该是政府粗放的强制推行，而是允许公民审慎选择的精明算计。如果对英语教育改革的思考能够使我们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打开视野与心房，使我们对更多的外语（及本国少数民族语）学习持更开放的态度，最终将会有助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

原刊发于《南方周末》2013年10月24日，第29版“方舟评论”栏目，刊发时题为：《一刀切弱化英语教育不可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