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学时读书，以文学为主，有非经典不看的心态，加之时间充裕，因此得以囫囵吞枣地看过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一些作品——所读均为中译本。大学时蹉跎岁月，四年的光阴并无所得，所幸的是还曾经读过这几本文学书。只可惜当时年少，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到如今在心中更只留下些雪泥鸿爪。所谓的文学，即是人学。人有男女之分，有贫富之分，并无东西之分。当时读西人的这些作品，感觉他们的社会与我们一样，也有贫穷与不公、愚昧与迷信、欺骗与利用、倾轧与伤害，他们的人民与我们一样，也要遍尝屈辱与恐惧、欢乐与悲苦、盼望与挣扎。所不同的是，在腐败堕落的社会、孤独无望的个人之外，从这些作品之中还能觉察到些许亮光与希望，有一种似乎是超然而神圣的东西在若隐若现，让人不会因人事的不堪而陷入全然、漆黑的绝望，这——难道就是罗曼•罗兰所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不过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因着读莎士比亚，知道了世间还有朱生豪。后来在书市上竟然遇到一本他的传记，记忆中是薄薄的一小册。拿来一读才知道，朱少而失母，继而丧父，一生贫苦，三十多岁病殁，毕生中只做了一件事——翻译莎翁全集。读完巴尔扎克，就不得不去读傅雷，找来《傅雷家书》一看，始信世上竟真有这样孤绝、纯粹的人！当时读的译作虽多，译者却只注意到这两位，余者皆无印象，但从此我心里就埋下了对翻译与翻译家的敬意。那些书，语言文字都极流畅优美，行文毫无滞碍，能让人享受阅读的乐趣而并不觉得很累。日前偶尔翻阅钱歌川所著《翻译的基本知识》，见钱氏引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兼批评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说：“如果可能的话，翻译应该做到使读者完全忘记他读的是一篇翻译文，而发生错觉地以为他读的是一篇原作。”不禁想起自己读那些书的时候真是这样的感觉。看来，翻译之作，若能令读者产生这样的错觉，使他误以为“读的是一篇原作”，应该就是近于化境了。

后来因专业与时间所限，读书慢慢地向非文学方向倾斜，几年下来也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法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宗教学方面的书籍——所读仍以译介作品为主。其中许多译著不仅准确地抓住了原作者的思想，而且又以极富表现力的中文表达出来，译笔简直出神入化，读起来酣畅淋漓，确乎常常令人忘掉自己是在读一本翻译过来的作品。读一本好的翻译，与作者一同徜徉在思想的海洋里，同时又能轻松地感受到语言的表达之美，那是一种享受。

但时间长了，也难免会遇到一些读起来不那么轻松的译作。这类书呢，总得来看是翻译过来了一些信息，但由于译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指代不明、逻辑含混、句子冗长、用词不准等问题，读起来总是让人感觉如同裹着层层的迷雾，又好像是隔着一层没有捅破的窗户纸，而且越是关键的地方就越难懂、越晦涩，简直令人抓耳挠腮，恨不能立即拿来原著一睹。当然，这样的译著也是有人能读懂的，不过前提是要读者具备较为丰富的背景知识和较为高超的专业水准——此为批判性阅读，没有相当功力的一般读者是做不来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此类书是读不下去的，就是硬着头皮读完也只能空余遗憾与沮丧，既享受不到阅读的乐趣，也获取不到新鲜的思想，正是高兴而来，败兴而归。我既没有这样的功力，也没有如此的耐心，受过几次挫折之后就痛下决心，以后凡遇到读不懂的译作一律扔掉。三步之内有芳草，一步之内有好书。

有了这样的阅读经历之后，当我自己动手翻译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希望自己所译的东西至少能让别人看得懂，最好，我是说最好，能让人如同在读原著一般。大翻译家严复有云：“译事三难：信、达、雅。”据我的理解，“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达”就是通顺流畅，“雅”就是文辞优美。此为三难，亦为三美，最理想应该是三美兼备。三美之中，“雅”属最高境界，是一个额外的奢侈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正所谓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译文到底如何的“雅”，端看译者个人的文学修为如何。至于“信”和“达”，则应该是对译文的最起码的要求。“不信”有害于对原著信息的传递，“不达”有碍于一般读者的理解，“不信”或“不达”均无法实现借翻译而致交流的初衷。译文能做到既“信”且“达”，应该就算是翻译中的上品了。但说易行难，就是这简单的两条，也并非轻易就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