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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卫生问题频出，从“三聚氰胺”、“问题酸奶”、“瘦肉精”、“速生鸡”到“毒生姜”、肉毒杆菌甚至假羊肉，不断冲击公众神经。一系列食品卫生安全事件，使得公众对“舌尖”上的问题前所未有地关注和不满，也使得人们对莫名其妙突然闯入视线和餐桌的转基因食品疑窦丛生。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如何，它究竟是全世界成百上千万饥饿者的天使，还是给人类生存与繁衍带来不测风险的魔鬼？人们莫衷一是，也因此彷徨不定，质疑者义愤填膺，支持者高亢声辩。
但很明显的是，仅仅社会公众之间的争议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看似枪林弹雨，实则离靶万里。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已经证明，在群体中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会比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或保守，向某一个极端偏斜，从而背离最佳决策，是谓群体极化现象；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也提出了有趣的“戈德温法则”——在公共讨论或者辩论中，人们如果缺乏理性和慎思，往往就会走向极端，上纲上线，难以达成共识或者找到一个妥当的方案。那么，为什么在许多事关社会普遍性关切的问题上，公众的争论热烈但效果不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权威以适当的方式介入。
权威既包括官方，也包括专家；适当的介入方式，则不仅要吸引公众参与讨论，更要充分吸收公众参与，并慎重地做出决断。因为现代社会所争议的许多事情都需要大量专业而复杂的知识，非专门研究者实在难窥堂奥而多人云亦云。比如在转基因问题上，在6月份农业部批准三种大豆进口之后，公众已经普遍性地表现出质疑和焦虑，但相关部门却轻飘飘地以“民众质疑源于不知情”而打发过去；专家系统则由于与相关利益介入太深，一定程度上已经难以取得公众的充分信任。可谓公共辩论失效、专家权威失灵、官员言论难以得到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政府的公共决策能够推行，也必将严重损伤政府公信。在我国当前的复杂的转型期，还有可能影响到政权形象及其与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尤其在转基因问题上，除其安全性问题外，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转基因作物不同于传统农作物的小规模生产，它是大型跨国企业的超大规模生产，在生产、运输、储存、营销上都具有相对于传统农作物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公众完全有理由担心其垄断、冲击本国农业，甚至利用其庞大的资金量进行游说、公关甚至行贿，并在产业政策上获得不正当地位。比如，2012年，仅仅为了抵制美国加州一部要求转基因食品标注的37号提案，孟山都等两家大公司就斥资4400万美元。一盘散沙的民众，哪有力量与他们对抗？
因此，政府必须严肃对待并认真回应公众的关切。而在现代法治政府与透明政府的背景下，就要相关部门必须进行更大幅度与更深程度的公开。一是信息公开，相关部门应尽可能就公众所关切的主要方面，主动、全面地开放政府信息，比如，究竟开放了哪些转基因作物与食品、安全性如何保障、相关负责人或责任人信息、转基因食品如何鉴识等。二是程序公开，也即公共决策程序对公众开放的民主决策，因为信息公开所能公开的主要是一些已成定局的信息，公开的主要是结果，只能满足人们部分的知情权，如果人们只能被动接受信息或事后查询信息，那么他们顶多能看到“开放”，但却难以看到“公平”。没有公共参与和广泛民主的公共决策，特别是在事关公众普遍关切的情况下，必然引发广泛疑虑。尤其是转基因食品涉及千家万户甚至民族未来，它的安全性如何、我国当前有无开放转基因食品的必要、转基因产业应该主要面对国内市场还是国际竞争、跨国公司申请程序和条件如何以及是否应经过公共辩论与听证、转基因产业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公众如何实时了解相关信息并进行监督等等，在不涉及国家机密与保护相应商业机密的情况下，都必须全面、全程吸收公共参与和监督。
而更深程度的公开就需要法律的保障。目前我国没有一部法律专门规定转基因作物或食品，相关法律《种子法》只有三处涉及转基因问题，而且有两处授权国务院具体规定。但在很大程度上，国务院好像又授权给了农业部。目前专门规范转基因生物与食品的法律法规，国务院只颁布了一部《农业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条例》，其他除《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由质检总局颁布外，其他几乎都是以农业部令的形式颁布的部门规章。因此，相关部门所言的进口转基因玉米合“法”实际上不过是符合部门规章的合“规”而已。难道社会普遍关切的转基因问题仅仅是某一个部门的事？而且，这些法规、规章绝大部分都已颁布10年左右，是相关部门有先见之明，还是这些年转基因问题时光停滞？
更重要的是，由于制定在数年以前，那时对法治政府与透明政府的要求还没有那么高，因此在关系到转基因相关公共决策中如何公开信息与吸引公众参与，这些规章中几乎没有任何具备可操作性的规定。就连这些规章本身的制定，也鲜有广泛吸收公共参与和讨论的。社会普遍关切、事关全民食品卫生安全的转基因食品问题，成了某些部门可以关起门来自己决定的封闭决策，这既不合理，也必然会引起公众质疑。而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日报的权威报道所带来的启发是，在涉及公众普遍关切的问题上，公开是硬道理；不仅应信息公开，还包括公众的广泛参与。而且，这种深度公开也要求，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仅规章治国，是时候启动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了。
原刊于《法制日报》2013年9月18日第7版，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