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曲相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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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樊彦芳

宪法以保障人权为价值目标，实施宪法才能保障人权。实施宪法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方法。虽然保障人权的方法很多，包括国际人权保障制度，但实施宪法仍然是最基本的方法。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宪法具有根本法的地位，不仅任何其它法律都在宪法之下，国际人权法要发挥效力也首先需要获得缔约国在宪法上的肯定和支持，以纳入或转化的方式在缔约国得到直接适用或间接适用。况且，国际人权法发挥作用的方法也常常就是督促缔约国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各种措施和手段履行缔约国保障人权的义务，而这些措施和手段都绕不开该国的宪法。即使像英国那种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典的国家，其各种宪法性制度在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否认。在现代社会，如果一个国家连宪法都不能良好地实施而梦想保障人权，那才是真正的缘木求鱼。

人权当然为宪政基本。宪法对人权的保障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是价值宣告，即明确宪法保障人权的目标。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章第1条規定："人性尊严不可侵犯。国家一切权力均有义务尊重并保护人性之尊严"。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二是把人权宪法化，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权利。例如美国的《权利法案》，我国现行宪法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成文宪法都明确规定了人权或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三是规定保障人权的各项制度，其核心是权力分立和各项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平衡。人们往往把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看作是人类的第一份宪法性文件，就是因为它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以契约的形式限制了王权，从而奠定了人权保障的基础。美国宪法最初也只是规定了这些制度而没有将人权宪法化，就因为这些制度对保障人权来说至关重要并十分有效。

在中国，把保障人权确立为宪法的价值目标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近代意义上的人权与宪法都是在19世纪末期传入中国的。就目前资料所证，康有为最早把日文汉字"人权"语词介绍到中国。大约1897年康有为编写的《日本书目志》中包括了《人权宣告辨妄》一书，刊行于1902年的《大同书》中也大量出现"人权"语词。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权"语词已经十分流行。人们畅言泰西之盛强与人权发达的关系，宣传天赋人权的主张，呼吁社会变革。而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一词则最早出现于1893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1905年清政府派5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其考察报告中也提及宪法。但是，在当时，不仅清政府把宪法视为维持统治的新工具，并没有把保障人权作为宪法的最终价值目标，即使是开风气之先的梁启超等人，也把宪法与人权都视为救国图存、强国富民的工具。从清末的《钦定宪法大纲》到中华民国时期接二连三出台的一部部宪法，虽然都规定了一系列的宪法权利，但是这些宪法都成为了权力的附属，没有一部宪法得到良好的实施，自然也就没有一部宪法真正有力地保障了人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的人权派和张君劢、萧公权、吴经熊、王世杰、钱端升等宪法学者，都对人权与宪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准确的阐释，并强烈要求民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宪法以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也响亮地喊出人权的口号，要求推行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执政时期即苏区、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在人权立法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都规定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一些革命根据地则制定了专门的人权保障方面的法律文件。

30年代中共中央曾两次发布指示，要求推进宪政。其第二次指示说："我们对宪政运动的立场，分为根本主张与临时办法两方面。我们的根本主张，是要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主张立刻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民主权力。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决不会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也还是要实现的。"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话，提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集中地表达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人权宪政主张。1944年7月20日的《新华日报》转载了一系列评论人权、民主、法治与宪政的文章，指出法治的真义，不在人民是否有法为"守"，而在政府官员之是否依法为"治"。还指出，真法治有下列几个特征：第一是国家必须有一个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宪法，而从这个根本法所派生出来的一切法律，也为全国上下所一体共守；第二是宪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其滥用权力。第三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法律，其制定权、修改权及废止权，应当掌握在人民手中，或委诸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同时，政府当局不仅要受人民的监督，而且人民应有选举及罢免之权。可见，制定和实施宪法，推行民主和法治，推动宪政，保障人权，是当时共产党的明确主张和要求。

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权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口号，中国的宪政建设也历经坎坷。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人权保障的一个新"原点"，公报指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982年通过了现行宪法，规定了公民广泛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及各项自由，为保障人权提供了基础。其中，经济自由使公民的经济活动获得了1949年之后前所未有的保障，个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1982年宪法通过之后的若干年里，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及政治权利也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社会焕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4年修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了宪法，这标志着保障人权正式成为中国宪法的价值目标，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也首次把人权事业的发展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党代会报告里加以总结。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也增写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1999年和2012年中国政府又分别通过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人权发展确立了明确和具体的目标和计划。

宪政是一个过程，实施宪法是宪政的起点和基础。在1954年宪法颁布之时，毛泽东曾经就宪法的实施问题指出"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但遗憾的是，1954年宪法很快就被束之高阁，成为具文。人治模式之下权力肆虐，公民的宪法权利惨遭践踏。直到90年代末期，法治才开始获得重视。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中国的基本方略。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 依宪治国，要求宪法至上，任何主体包括政党都应该遵守宪法，受宪法的约束，否则法治就不成其为法治，人权也得不到保障。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指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要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他还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

保障人权需要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首先要实施宪法，因为只有法治才能保障人权，而法治的确定首先就要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法。纵观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想认真保障人权而不认真实施宪法的，也没有哪个国家不认真实施宪法而能够良好地保障了人权的。美国在人权保障上有很多污点，而且有一些污点还是通过宪法判例形成的，但同时，其在人权保障上的诸多进步也与实施宪法密不可分。例如在著名的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依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宪，隔离本身就是不平等，从而为废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捍卫公民的平等和尊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同性恋者、少数族裔等等争取平等权的运动中，宪法都是最有力的武器。我国宪法也规定了公民一系列宪法权利，落实这些权利需要切实实施宪法，也只有切实实施宪法，才能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