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古代比較成熟的王朝法律文本，唐律立法精微，言簡意賅，往往其中隱含的法律信息或法律邏輯，很不容易被當代研究者察知和理解。其中"赦前斷罪不當"一條，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律後所引貞觀九年三月十六日赦書文字，"常赦所不免、十惡、祅言惑眾、謀叛已上道等，並不在赦例"，從文字表面上看，似乎存在邏輯不通。但根據文本深入分析，該句之邏輯關係便可豁然開朗："常赦所不免"是總的籠統類別，"十惡"屬於邏輯上更進一層，"祅言惑眾、謀反已上道等"則應屬再進一層的罪行舉例。因此，該句應屬"遞進+列舉"的邏輯關係。這樣的文法表述在古代法典之中比較常見，雖與我們今日現行法律思維或許有所不同，但反映了當時法律人獨特的法律思維和邏輯認知，亦無可厚非，更不能因為這點不同而指責當時法律人的思維處於混亂狀態。此外，我們在唐人文集《文館詞林》中發現該項赦書的全文，將之與唐律中所引文字詳細對比，可以發現，前者比後者內容更為豐富，文字也更為全面。赦書真正所指"不在赦例"的罪行，要比唐律多出"劫賊殺人，故殺人，謀殺人"等多項，而且描述更為具體，指向也更為明確。由此，我們體會到，唐律該條立法的真正意向，在當時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儘管有些文字引述不算完整，但其中隱含了一種清晰的法律思維。進而，這樣一個發現足以引起我們研究者的注意。它告訴我們，對於唐律文本內容之研讀，應該從更為複雜細微處入手，廣征資料，全面思考，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助於把握唐律疏議的主旨。

××吾兄：

昨接信詢問《唐律疏議》卷第三十"赦前斷罪不當"條下第三項"疏議"（短信誤為"第二條"）所涉"十惡"與同句"謀叛已上道"之間邏輯是否衝突問題，因忙於他事，匆忙之中，未便率複。今日特詳閱該書，審視多遍，微覺可作如下解釋：

"疏議"第三條中所引貞觀九年三月十六日赦書文字，雲："其常赦所不免、十惡、祅言惑眾、謀叛已上道等，並不在赦例。"① 竊以為，該句應作整體看待，方能明白其中邏輯關係。

（1）"常赦所不免"，顯與"常赦所得免"或"常赦所應免"相對，皆為極籠統之分類。同樣，"十惡"亦為極籠統之分類，所涉案件之定罪量刑，雖非盡是"嚴刑重法"（揆其明文，重者可至斬梟，輕者亦可至杖一百），但"十惡"之罪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為"常赦所不免"。② 然在事實上，"常赦所不免"者並不僅為"十惡"之罪。是以，後者可以視為前者在邏輯上更進一層，屬於一種遞進關係。

（2）按諸"名例"，"謀叛"在"十惡"重罪中位列第三，系指"謀背國從偽"之罪行，則"謀叛已上道"更屬"十惡"重罪之特別例舉，此義甚明。--此有深意存焉，稍下再論。

（3）該法文中較難者，為"祅言惑眾"（即"妖言惑眾"），因為該項"罪行"在概念上比較模糊。遍翻唐律，與"祅言惑眾"較為相涉者，主要集中在兩處：其一，卷第十七《賊盜》門"謀反大逆"條。該條首先言道："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其次，又言："即雖謀反，詞理不能動眾，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斬。"所謂"詞理"，揣其字面含義，大約可將"祅言"包含在內，但在效果上"不能動眾"，即無法達到犯罪預期。同時，該條法文"小注"特別指出，此處所指"雖謀反，詞理不能動眾，威力不足率人者"，系屬"結謀真實，而不能為害者。"相應地，"若自述休徵，假託靈異，妄稱兵馬，虛說反由，傳惑眾人而無真狀可驗者，自從祅法。"③

由此，又導引至第二處直接涉及"祅言惑眾"罪行者，即卷第十八同屬《賊盜》門的"造祅書祅言"條。該條規定："諸造祅書及祅言者，絞。傳用以惑眾者，亦如之。其不滿眾者，流三千里。言理無害者，杖一百。即私有祅書，雖不行用，徒二年；言理無害者，杖六十。"④ 雖然造作"祅書祅言"，亦可能蠱惑和危害人心、違禮背德，觸犯法律，但檢查"名例"對於"十惡"的罪行列舉，一般的造作祅書祅言行為並未納入其中。所以，本條所舉"造祅書祅言"之罪行，從文義上分析，理論上應該可以歸入"常赦所得免"或"常赦所應免"的範疇。因此，在"赦前斷罪不當"條下"疏議"--"其常赦所不免、十惡、祅言惑眾、謀叛已上道等，並不在赦例"--之中，所謂"祅言惑眾"，亦非指此也。之所以這麼肯定，另有一證。前處"謀反大逆"條下"疏議"有雲：

【疏】議曰：即雖謀反者，謂雖構亂常之詞，不足動眾人之意；雖騁凶威若力，不能驅率得人；雖有反謀，無能為害者：亦皆斬。……若自述休徵，言身有善應；或假託靈異，妄稱兵馬；或虛論反狀，妄說反由：如此傳惑眾人，而無真狀可驗者，"自從祅法"，謂一身合絞，妻子不合緣坐。……

由此可見，所謂"自從祅法"，罪名上仍屬"謀反大逆"之舉，僅是在量刑上，因為"祅言惑眾"的行為效果實屬有限，而刻意有所區分--尤其是，對於相關連帶"責任人"（或近親屬）的刑罰適用範圍有所收束。

綜合上面所論，關於"其常赦所不免、十惡、祅言惑眾、謀叛已上道等，並不在赦例"中之"祅言惑眾"，我比較傾向認為，是指"謀反大逆"之類的"祅言惑眾"，並非一般的"祅言惑眾"，或"造祅書祅言"。既然此"祅言惑眾"屬於"謀反大逆"，即應歸入"十惡"之中。進而，該句之邏輯關係就更為明朗："常赦所不免"是總的籠統類別，"十惡"屬於邏輯上更進一層，"祅言惑眾、謀反已上道等"--即為"謀反、大逆、謀叛已上道等"--則應屬再進一層的罪行舉例。因此，該句的邏輯關係，應屬"遞進+列舉"--這樣的文法表述在古代法典之中是比較常見的，反映了當時法律人獨特的法律思維和邏輯認知，雖與我們今日現行法律思維或許有所不同，但似乎也無可厚非，更不能因為這點不同而指責當時法律人的思維處於混亂狀態，厚誣前人也。

進而，我們再看該條"疏議"餘下之文，中雲：

據赦，十惡之罪，赦書不免。"謀叛"即當十惡，未上道者，赦特從原。叛罪雖重，赦書定罪名合從輕，不得引律科斷，若比附入重。違者，以故、失論。⑤

由此可見，一方面，上述從"常赦所不免"到"十惡"，再從"十惡"到"祅言惑眾""謀叛已上道"的列舉，並非一般性的列舉，實含有"列舉以作例外"之意--即將"祅言惑眾"（並未實現預期效果）、"謀叛已上道"（並未產生謀叛之結果）等行為犯，特為標出，將之納入貞觀九年三月十六日的這次大規模赦罪範圍之中，以顯示皇恩浩蕩和"上天好生之德"。另一方面，若赦書中僅明言"謀反已上道"者不在赦免之列，即可自然得出"未上道者，赦特從原"的推論，則顯示當時人實已具有一定的"法無明文不為罪"的意識--即非在赦書所不免之列者，即屬赦書適用之範圍，皆可輕減其罪刑。

另，揆諸《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七，恰好收錄有當日赦詔之文。謹錄之如下：

貞觀年中為山東雨水大赦詔

門下：天地播氣，垂生育之德；皇王禦曆，弘覆燾之仁。故能裁成萬類，光宅八表。朕祗奉慈訓，嗣守鴻業，承百王之季末，屬四海之凋殘。晨興夕惕，毋忘兆庶。克己勤躬，思隆政道。欲使陰陽順序，干戈載戢，庶幾前烈，致茲刑措。而山東之地，頻年不稔，水雨為災，饑饉相屬。蠢爾四戎，屢擾邊境，事不獲已，遂勞兵車。良由誠未動天，德不被物，興言念此，撫己多慚。加以澆偽尚繁，刑典仍用，雖複留心聽斷，明懷庶獄，嘗恐縲絏之中，含冤靡訴，□□所及，弗辜致罪。一物有怨，責深在餘。今歲惟暮春，時屬生長，宜順天布澤，與物更新，可大赦天下。自貞觀九年三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系囚見徒，罪無輕重，皆赦除之。其常赦所不免、十惡，妖言惑眾，語及國家，情理切害，劫賊殺人，故殺人，謀殺人□□□叛，已上道及降死從流，並流配上道者，並不在赦例。⑥

由此更可見，該次大赦是因為山東雨水和邊境擾攘而起，含有"罪己詔"的意味。所赦免的罪犯類型，比《唐律疏議》所引內容，則更為豐富--"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系囚見徒，罪無輕重，皆赦除之。"另外，"其常赦所不免、十惡，妖言惑眾，語及國家，情理切害，劫賊殺人，故殺人，謀殺人□□□叛已上道，及降死從流，並流配上道者，並不在赦例。"對比《唐律疏議》所引相應文字，可以發現，有將近30字漏引--而這其中包含了更為豐富的內容。

（1）"妖言惑眾"（即祅言惑眾）後面，有八個字--"語及國家，情理切害"，大致是對於"妖言惑眾"的補充限定，更可佐證前面的推測--"祅言惑眾"，系指謀反大逆而言。

（2）多出三項"不在赦例"的罪行--劫賊殺人，故殺人，謀殺人。

（3）"叛"前至少有三字無法恢復和識認，但結合《唐律疏議》所引，應該可以肯定的是，所缺三字中，大致會有一"謀"字，以成"謀叛"一詞，與下面"已上道"三字連書。

（4）"及降死從流，並流配上道者"，並未在《唐律疏議》引文中出現，但大致可歸入"等"的範疇。

至此，我們更可以發現《唐律疏議》點校者的一點訛誤。即本處貞觀九年三月十六日的赦書原為截取引用（間接引用），並非照錄原文；但點校者將之視作直接引用，而以雙引號進行標識。雖然，對於點校者劉俊文先生所完成之巨制言，此處訛誤自屬"瑕不掩瑜"。但這樣一個發現，卻足應引起我們研究者的注意。對於該條"疏議"之內容，我們也應該從更為複雜細微處入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理解"疏議"的主旨，包括其中"比附入重"的問題。但所涉甚繁，此處暫不便展開。

拉拉雜雜，言不及義。至此打住，容後再敘。

耑此　即頌

冬安！

（注：本文刊于韓國國立慶北大學亞洲研究所《亞洲研究》第17輯，2013年6月）

注释：

①【唐】長孫無忌：《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卷第三十，頁608-609。

② 此前在拙文《論唐律"子孫違犯教令"條款與不孝罪的區別與聯繫》（《法制史研究》，2010.12）中，曾將之概括為"刑罰延伸"。

③ 《唐律疏議》卷第十七，頁348-350。

④《唐律疏議》卷第十八，頁373-374。

⑤《唐律疏議》卷第三十，頁609。

⑥【唐】許敬宗：《文館詞林校證》（羅國威整理）卷第六百六十七，中華書局，2001年，頁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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