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奇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级法硕1班法律硕士；专业方向：经济法。

【收稿日期】2013年 5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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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樊彦芳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是伯尔曼的呼唤，语出《法律与宗教》。此言既出，流传甚广，影响颇深。其主张法律与宗教不应分离，且应被信仰。两者互为支撑，法律赋予宗教社会性，宗教则给予法律神圣性。不惟此，法律易于僵死，宗教则易于狂言。

年久月深，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种浩然的法律权威所感染。时至今日，在中外不同语境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应该作何解读，恐难一言蔽之。此中缘由，必须理性分析，方能深悉。

回顾这句法律名言，其产生、发达与流传，有其深刻的时代特性和文化背景。《法律与宗教》的英文原书出版于1974年，其作者伯尔曼，出生于1918年。此间，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全球性经济崩溃，并有各种思想、主义等价值观纠葛万千，难解难分。四十多年的风云变幻，影响了人们对一切秩序与信仰的怀疑。伯尔曼身处其中，亦难逃这种集体性的思想危机。法律标榜秩序，当遭遇非理性的战争暴力时，变得脆弱不堪；宗教意味信仰，在面对生死冲击时，似乎也变得不那么神圣。人们置身于这种从未有过的思想危机中，不知从何处来，亦不知何处寻，又何处去。百转千回之后，伯尔曼似乎想以其精智，力图在人们思想中再建一种秩序，重塑一种信仰，诚如《法律与宗教》所言道。

作者个人的生活时代特性，自是其思想阐发的直接动因。追而溯之，"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的提出，又岂是一己一代的环境所能造就。法律与宗教，秩序与信仰，宏大命题的背后必然有着绵延长久的历史、文化做奠基。

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中，法律与宗教不可分。《摩西五经》是为证。其所记载的内容，"即是上帝的诫命，又是人间的法律"。此期间，"法律与宗教共享同一种仪式与传统，且具有同样的权威与普遍性"1 。只是后来，先有文艺复兴，又有宗教改革，再经岁月蹉跎，西方法律的神秘性日趋凋零，流形于功利设计；与此同时，西方宗教的社会性也日愈淡化，限缩到教堂仪式。法律标榜的正义与宗教寓含的神秘出现分离。人们的法律感情陷入了信赖危机之中。两者回归的重任，在上世纪落到了伯尔曼的肩上，于是便有"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反观中国，既无法律与宗教一元交融的历史传统，又无法律与宗教二元分离的危机现状。民众于法律的感情，相去宗教式的精神皈依极微，自不会有"信仰"之言。

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可称之为"礼法"。我们的精神价值架构，实以儒家教义为核心，又辅以他家，诚如法、道、墨。而儒家教义又极力倡导礼。礼表征着一种秩序，体现在法律方面即为"礼法"。儒家的"礼"即法。"出于礼则入于刑"是为此说。其是道德化的法律，又是法律化的道德。相比之下，礼取代宗教，与法融而为一。法因礼而神圣，而权威，而被遵守。但儒家的礼却没有西方宗教的神秘性，与西方基督教义归属超验的价值范畴不同。相反其却有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其以模糊的边界、开放的思维包罗万象。月深日久，其溶于骨髓，浸于血液。时至今日，礼的价值影子，于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外在的世俗社会，依然影影绰绰，隐约可见。如此以来，何谈对其心系宗教式的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判断在中国语境中似乎缺少了合理的存在。

解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命题，定要在一定的语境范围内。我们不能概而言之地讲用"信仰"对待法律是对抑或是错。法律本身就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而"信仰"一词，又属一种超验的价值。用"信仰"搭建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实难客观。与其说信仰法律，毋宁讲信赖法律。

然而，在中国语境里，古时今日，对法律从不曾有过宗教式的信仰，也不曾出现确切的理性信赖。民众趋于通过"关系"而诉诸"权力"来解决纠纷，而法律却往往被束之高阁。此中关涉民族的文化价值传统和固有的思维习惯。对于法律，信赖难见，遑论信仰，又谈何容易。

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困境之一。如何破解，路在何方？我想通过在不同语境下对"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命题的分析与解读之后，这一问题似乎明晰了。在法律往往被忽视的情况下，要想建立民众对法律的信赖关系，一言以蔽之，即"非过正不能矫枉"。中国语境下，要想矫正民众忽视法律之态度，实现对法律应有的信赖关系，必须以宣扬信仰法律的力度而为之。具而言之，如若"信赖法律"是一个社会应然的"正态"，而中国民众现在"忽视法律"则是一个社会实然的"枉态"。要想矫此"枉态"而至彼"正态"，实现从 "忽视法律"到"信赖法律"的转变，则不得不以"信仰法律"之力，来抵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碍"信赖法律"之力。"信仰法律"虽有过于"信赖法律"，但在一个民众易于忽视法律的社会中，宣扬法律信仰，必然对实现理性的法律信赖大有裨益。是为不能激情地信仰，则不会客观地信赖。

如此，"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实属该当！

注释：

1 伯尔曼认为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是法律和宗教共享的四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