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与情树的认识应当是2000年10月。在他的《储槐植先生给我一封亲笔信》一文中，他提到自己当年9月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硕士，10月参与人大法学院50周年院庆活动之一的刑法会议的服务工作。正是在那次活动中，我记得在签到处，一个小伙子热情向我作自我介绍，并说他是西北政法王政勋老师的学生（可能他知道我与政勋教授比较熟悉）。我记不清接下来有什么具体交往，但他的名字和形象我却记住了，而且后来也知道他去了华侨大学。

应当是在2008年吧，我应武汉大学莫洪宪教授之邀到武大参加一个会，并给武大的刑法研究生做一个讲座。记得那次有一个开车的学生来宾馆接我，他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刘老师，晚上有一个人肯定会来听您的讲座，他经常在我们面前夸您。到法学院楼下才知他说的就是情树，原来他现在在武大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他乡遇故知，格外高兴。

后来华侨大学与社科院法学所合作，本所王敏远教授受法学所委派前往担任华大法学院院长。有一次敏远教授回来，我们一起小聚，我问起吴情树在那边怎么样，他说很优秀，是法学院的几个新秀之一。

这些年，我与情树见面不多，但常有电子邮件联系。我们经常彼此交换信息。例如，2011年的某一天，他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他收到了储槐植老师的一封亲笔信，数千里之外读他的邮件，我都能感受到他的那份激动。

就在这之后没多久，他的博士导师马克昌先生去世，一时明显感到他的脚步加快，飞往武汉，参与组织吊唁事宜。从武汉回去后，他带着哀伤发给我他的一些日记摘录，里面追溯了他与导师的许多谈话内容，让我也受益匪浅。我后来在悼念马先生的文章中，曾经提到“马先生去世后，我从他的一个弟子口中得到两个重要消息”，这个弟子就是指吴情树。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陆续在《检察日报》、《南方周末》等媒体上看到情树的文章。记得有一次，我与北大储槐植教授通电话，说华侨大学有一个叫吴情树的就他的《刑法契约化》一文在《检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呼应文章，储先生问我这个人多大了，当我告诉他是个年轻人时，他还显得有点惊讶。显然，储先生已对吴情树这个名字不陌生。

由此，我想到，一个学者如果能在撰写学术专著和长篇论文的基础上，适当通过报纸发表一些言简意赅、短小精悍的文章，确实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一本著作可能印三、五千册就不错了，一本学术刊物的发行量一般也不出一万册，但一份报纸，动辄数十万份，其受众面要广得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出名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学者的思想能在多大范围内传播、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季羡林的梵语、巴利语专业估计绝大部分人都不懂，也没看过，但他的随笔、散文对他成就大师地位绝对是起了作用的。事实上，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这些人，我们都是通过他们的随笔和散文来认识的。当今西方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贝克尔、斯蒂格列茨等，都是开专栏、写短文的高手。

另一方面，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一个学者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每一个想法和灵感都写成一篇长篇论文，但这些想法和灵感却是珍贵的，如果能借助短平快的形式写出来与读者分享，也是一个贡献，因为它很可能启发别人去作进一步的思考甚至研究。中国古人有“不朽才消一句诗”的说法，其实，法学界的许多名言警句，有时就来自一篇短文、一个演讲甚至是一封通信。所以，我们决不要低估短文的价值。

当然，短文的写作与学术论文的写作在方法和技巧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常听人讲，一个动辄下笔上万言、引注数十个的专家，不一定写得好一篇千字小文。我前后出过四本法学随笔集了，其中有一本曾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原社长兼总编辑陈早春先生作过一个序，他在序中委婉指出，行文如看山，当有起伏，而我的一些随笔和散文似乎过于控制了自己的感情，把学术和文学界限得过于严苛。他还以先秦诸子的散文为例，说到诸子大多是政论家、哲学家、法家和杂家，在他们那些析理论道的经典名作中，感情激越，文采飞扬，以致清代评论家章学诚惊叹道：“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想到自己的随笔中竟屡有“首先”、“其次”、“再次”这样的表达法，不禁汗然。

我翻阅情树的这本集子，里面不少文章令我惊喜，有的颇具学术高度和问题意识，有的闪亮着思想的火花和文字的美丽，还有的让我看到他追求美好人格的人生境界。但这些文字中，是否也有前述我的随笔所存在的欠缺呢？甚至在某些方面更甚呢？我以为是有的。

我希望，热情、好学、上进的情树不断锤炼自己，在各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另外，也善意提醒一下，在写好短文的同时，也要写好长篇学术论文，甚至专著，做到在两种文体中长袖善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却是完全可能的事。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