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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是新的，问题却是老的。多少年来，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但“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仍然成了“中国特色”。年初是名目繁多的任务计划会、远景规划会，年中是灯红酒绿的代表会、协商会、检查监督会、交流培训会，年尾则是觥筹交错的评比会、庆功会、表彰会⋯⋯一边会议过多过滥，文山会海，而另一边却是，不少数会议假大空，上面念秘书的稿子，下面编会议的“段子”：会上“开始是套话，中间是假话，然后是废话”；“上面的得意满足，下面的等待结束。上面的嗷嗷乱叫，下面的昏昏睡觉。上面的观察反应，下面的毫无表情。上面的高喊深入深入再深入，下面的嘀咕滚蛋滚蛋快滚蛋。”结果是空谈误国，下级厌烦，群众失望，办事的人憎恨，只不过大家敢怒不敢言罢了。
不可否认，自从人类进入有组织的社会以来，会议就是人们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会议可以搜集信息、发现问题、表达意见、交流协商、斗争辩论、凝聚共识、形成决定，有时候还能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当前国家处于战略机遇期、发展关键期，也是矛盾多发期，常规事务也多，突发情况多，自然会议多，可以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说，会议和文件是必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会议的规模、次数如何规范？同一件事层层开会，重复开会，层层发文，重复发文，有无必要？在通讯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个文件甚至在一秒钟之内便可以传达到最偏远的地方，但现实中却硬是要一层层开会、一层层报告、一层层传达，一个周期下来，哪怕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从西城区传达到延庆县也少则两三天，多则一个周，甚至更久。文件还在路上旅游，基层早已对内容滚瓜烂熟，但没有见到打印出来的“红头儿”，就是不能执行。不仅耽误事，而且还费时费力、劳民伤财。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法律都早已有明文规定；绝大部分工作，也都有法律规定、有国家标准、有办事流程。但为什么还要文山会海、磕磕绊绊地吃力不讨好呢？答案很简单：上级喜欢！文件传达得再好、落实得再得力，如果不开会、不发文，就会在考核、检查、验收等等台面上或台面下的环节被视为不重视，被点名，被扣分。上有所好、下焉敢不从？所以，虽然早在解放前毛主席就强调“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中央今天也一再要求精兵简政、轻车简从、务实高效、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清新政风，但总是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会议不再仅仅是凝聚共识、决策讨论的需要，而成了重不重视某些工作，给不给某个领导面子的“重大”问题。在某些地方，频繁开会成了某些干部树立官威、敛权耍横、推卸责任的权谋秘诀。
因为，在很多地方和部门，管它宪法、法律、基本法，领导看法才是“法”，而且是“根本法”。这从小的方面看，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看，则是政府行政运行机制存在不足。现实中，上面领导不动，下面就老神在在，上面领导一动，立马一路绿灯，层层“开会传达落实”。原本正常的工作，成了对领导给面子、表忠心。结果，茶杯一端，就是一天；茶杯再端，就是一年。大好时光，就这么开会开过去了。
因此，一年1068个会，暴露的不仅仅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还暴露了我们以前改革的盲点。以前我们关注的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行政体制改革，关注的主要是体制上的政府分工授权、依法行政。这虽然是重要的，但却并不足够。一套科学、合理、高效、民主的政府内部工作分工、工作流程、工作办法、工作细则、信息收集、民意吸纳、责任划分、检查监督、绩效监测、考核评比、奖惩规定的内部工作运转机制，却要么付诸阙如，要么僵化简单，要么形同虚设。简单来说，政府内部工作运转机制上，还不够科学高效：要么没有“规矩”，缺乏科学、合理、高效的工作流程细则；要么“规矩”流于虚文，领导就是规矩。既然该不该干、该干什么、该怎么干、干得如何，都由领导说了算；那么，下面自然是拣领导看见的干、按领导喜欢的办，人民满意不满意，当然抵不上领导喜欢不喜欢。而开会正是将领导重视转化为重视领导，将为群众办实事转化为让某些领导耍官威的好形式。
可见，一套遵循民主法治理念、符合现代组织行为学的政府部门（机关）之间和政府机关内部分工、配合、问责的工作机制与流程，也同样重要。只有如此，才能解决部门利益和轻视民意的问题，不仅约束政府只干它该干的，还要政府必须好好干、干得好；不仅要在工作运转上优化机制、科学高效；还要尊重民众参与，让其有地方说话、说话管用的民主法治。
本文刊发于2013年2月22日《法制日报》第7版“声音”，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