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高兴在2008年获得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之后，今年又获得了这个奖项的一等奖。站在领奖台上，我很激动。我欣慰的是，我的法学研究成果得到了社会认可，两次钱端升奖以及其他多种奖项给了我荣誉。这些荣誉对我是鞭策，是激励，我还将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继续努力。

站在领奖台上，我首先想说的是，我为什么两次申请了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喜欢参加评奖，我认为评奖是一个社会评价和社会检验的过程。因为搞竞争法，我喜欢竞争，也喜欢自己的成果得到社会的检验和评价。另一方面，我申请钱端升奖，不仅因为钱端升先生是中国伟大的知识分子，是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和教育学家，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中有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我看重这个奖项的含金量：它的评审委员会由中国一流法学家组成，它有严格的评奖程序，它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它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在此，我衷心地感谢钱端升奖评审委员会给我的荣誉，也给了我一个社会评价的机会。

站在领奖台上，我想说几个感谢。我首先感谢我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特别是感谢邓小平先生。我是一个老三届，1966年高中毕业。如果不是邓小平1977年提出恢复高考，我不可能上大学；如果不是国家的改革开放，我更不可能出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是国内从事反垄断法领域最早的学者之一，又适逢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需要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天时地利使我有条件在法学研究中多出成果。我迄今出版了专著18部，其中个人独著7部，发表了论文200多篇，其中法学研究10篇，中国社会科学5篇，外文论文近30篇。回想我的学术历程，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对社会充满了感激之情。

回想我的学术生涯，我对引我走向反垄断法研究的德国导师Ernst –J. Mestmäcker教授充满了感激之情。Mestmäcker教授作为德国经济法学界的泰斗，他不仅带我走进了上世纪80年代对很多中国人还是一个陌生的法学领域—反垄断法，而且始终热情地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关心我的学术研究，关注我的学术成果。Mestmäcker教授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榜样。他今年86岁，仍然笔耕不缀，不断地发表论文，并且仍然活跃在欧洲竞争论坛。与他相比，我总觉得自己的学术成就还不够，我还要努力。

回想我迄今的学术生涯，我对所有支持和鼓励我的老师、同学、同事和学生们心存感激。我尤其感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王家福教授，他作为我的老领导和老前辈，提携后学，近三十年来始终关注和支持我的学术研究。前几天到医院看望他，他还对我寄予厚望，要我再出成果，出好成果，这使我非常感动。

我还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年近90岁的老母亲，他们是我一生最坚强的后盾。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我多次应邀到中国政法大学参加学术研讨，昨天还做了一个学术讲座。中国政法大学有我的同行和好朋友，他们和我志同道合，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为钱端升奖项的设立和运作做出的巨大努力。我认为这个研究奖项非常重要，它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政法大学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更重要的是为中国法律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最高的学术平台。我认为，一个学术研究奖的含金量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学术界的参与和认知程度，即存在一种“外部效应”：参与的学者愈多，社会认知度就愈高，奖项就愈有含金量。为此，我呼吁，我们大家以钱端升先生为楷模，为中国的民主法治、为中国法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而努力，多出成果，多出精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