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汇纂叙论的方式。经典其实是历代不断推衍而成的。经学数千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感悟，各表词义，繁简不一，发挥、产生不同的影响。广阅群书，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尽可多地展现历代经学家的各种见解。汇纂，在于戒己利人，在叙论过程中，转述或详，或略，或省，理解难保准确，恐有不当，或有断章取义之嫌，因此采用汇纂，便于查考。在明清，汇纂是经学的治学模式之一，有不少专门的汇纂书籍，汇纂的范围各有不同。今人顾颉刚、刘起釪所著《尚书校释译论》也是汇纂，只是通过对正文的注解显示。本书与其近似，但稍有区别，作为叙论引用的脚注。

另一方面，是本书经比较，鉴别，以探觅其善。此中过程冗长，枯燥、烦躁与乐趣交加。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要论》，作为上篇，包括穆王吕王之争、吕国所在歧义、改刑诸说异同。第二部分是《句解》，由于篇幅较长，依据段落分为两篇，即为中篇《古训》，包括书序、古训上、古训下、天牧；下篇《详刑》，包括详刑上、详刑中、详刑下、敬刑。中篇、下篇的篇名及其下一级标题，按《尚书》之例取名，以第一个实词命名。

《要论》各部分均有诸多分歧，“穆王吕王之争”，有春秋战国说、炎帝文明说、魏刑说、综合说；“吕国所在歧义”，有新蔡说、南阳说、山西说、山东说、江苏说。“改刑诸说异同”，有适时说、尽心说、仁爱说、衰世说、敛财说。诸说中又有所歧义。而《句解》的字、词、段、句，大多又有歧义。

“穆王吕王之争”，起因于今人对传统结论的质疑。“吕国所在歧义”，大多为古人之争，有些争议起于今人。“改刑诸说异同”及《句解》均为古人，上至战国汉魏，下至明清，主要是唐宋，尤以宋人为多，解说者官学合一，加入了自己执政、司法中的经验教训和为政的理念。宋人解说夹杂理学，带有些许神秘之感。明清大多是汇纂。晚清官、学开始分流，解经多以训诂，而《吕刑》叙述的是为政、刑罚，晚清的解说不如唐宋。今人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汇集有诸多晚清之说，刘起釪也仅从史学角度解说，本书间有采用。

何以为善，出于笔者的判断，包含了学术的感悟。善解，也许并非确实为善，仅仅是笔者以为善，他人可能会有不同见解。笔者虽非愚顽，却聪明不足，深恐思虑有所不至，非敢自善，也难以尽善，仅只希翼减少遗憾。常有此感，以为自己所论相当得体，得意未久，而继续翻阅文献，古人早已说过，并且更为适宜。重读书稿，发现原有论点有错，断句有误，而自我纠错。句解最难，首先要读懂，字词解说都要体现出来，给出如此采信的理由。语言发展演变，又是多义，常有词句百思不得其解，而后顿悟。有论者作长篇幅评论，有助于原文的理解。不少字词没有恰当的解说，只得不断地查阅文献，这是本书完稿延误时日的主要因由。

思维方法、视觉角度、经历理念的不同，是导致歧义出现的缘由。笔者判断的标准是，《吕刑》全文的宗旨、段落叙述的内容、上下文衔接是否相符。解说难以确认是初始含义，只是尽力使其接近初始含义。有不同论者，解说角度不同，均为合理，就互补，并众善合而为一。见解相同或近似的，采用行文较为贴切的解说；行文相同的，以先前者为准。

“穆王吕王之争”成文较早，并由于自身的特点，体例不同，笔者的评论夹杂在诸说之中。其余部分，体例相同。“吕国所在歧义”、“改刑诸说异同”，先以诸说分述，再作叙评总述。《句解》是每句诸段分述，再作叙评总述。一般读者可读叙评总述，学者可读分述，专门研究者可读引述汇纂。

《吕刑》宗旨就在于使民归善。道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问题。以邪恶欺诈为荣，良善诚信为耻，人们以为是道德沉沦，实际并非如此。良善诚信、邪恶欺诈并存，古今中外，盖莫如此。人心归善，而空怀善心不敢为。善恶不明，祸福不测，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为善得福，为恶得祸应是社会的尺度。

人本善良，竞相为恶，其因何在？《吕刑》在《古训》中对此作了叙述。上古民风淳朴，蚩尤开始作乱，平民仿效成为习俗。三苗国君不分轻重、有罪无罪，滥用刑罚，杀戮无辜。民众对于滥刑习以为常，人心转变为恶，奸邪良善无所分别，一同作恶，违背诚信。随后，叙述帝舜使民归善。放逐三苗国君，增修德政，定民居、厚民生、正民心，用刑中正得当。君臣敬天、敬民，百姓效仿，行德为善。帝舜的司法官杜绝威虐，拒绝贿赂。最后重申，告诫要以此为鉴，勤勉敬刑。

在《详刑》中，除了叙述具体的断狱用刑的方法外，强调择人、敬刑、度及。择人是最重要的，断狱要选择善良纯洁温和的人，而不使用花言巧语的人，才能保障用刑中正。其次是敬刑，用刑要谨慎。再其次是度及，即指忖度情罪相及，罪法相及，不诛连无辜。三者被视为用刑的大纲。此外，强调重申克己私意，告诫徇私枉法必将受到处罚，出入人罪，与犯者同罪。《吕刑》用词最多的是“中”字，是详刑要实现的目标，是德政的重要内容。

论《吕刑》者，虽对赎刑毁誉参半，但大多认同存有“恻隐怜悯”，并以善为说。天道福善，使善者有所恃，恶者无所肆，为善者得福，为恶者得罪，迁善远恶。就是说，用刑得当，善恶分明，祸福可测，民众自然向善而诚信。“刑期于无刑”，正是经学长久的话题。《吕刑》论及的问题，也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吕刑》导人向善的宗旨应为司法的尺度，在现代社会，包括民事司法。有《吕刑》论者说，恶运之极，治原之开。此说甚是有理。有论西学者将当今司法的弊端简单归因于中国传统，恐在于未知国学。事实恰好相反。

国学复兴，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的声音渐弱，支持的声音渐强，障碍已基本消除，而国学复兴的意愿正在扩展。这是与当前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相适应的。国学有各种流派，各自表述。

笔者以为，国学是探讨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和应用的学科。历史学注重过去，国学着眼当今，重在经世致用。国学一定是历史上存在的事物，而历史上存在的事物并非皆为国学。国学是实践的学科，现实之学。历史学是既往之学。

复兴国学，并非简单复兴儒学，儒学是帝王之学，等级制度不符合现代社会，而且圣人道德只是虚幻的，独尊儒术已不可能重现。国家大多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必须建立大众道德体系，而墨家是平民之学。在传统文化中，当代最容易被接受的是兼爱。利他是圣贤之心（有心难为），利己为小人之行，兼爱才是凡俗之举。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预测说“当知墨子之学当复兴”。梁启超认为“非孔教之诸子，其学派实皆本于六经”，而“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见于用”。1 梁启超对六经的评论，虽有夸张之嫌，却也不无道理。唐人韩愈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只是儒学不认同兼爱。2 墨、儒、法、道各家可以互补。国学的核心结构应为民本、诚信、兼爱、法制。

西学与国学仍会有长期的争议。而事实上，论西学者也当属传统的沿袭。明人王守仁有“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诗句。3 唐人李白有“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诗句。4 “东家丘”，隋人顔之推《顔氏家训》有记载，说是“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邻近的贤哲，“每相狎侮，不加礼敬”。对于他乡异县，“延颈企踵，甚于饥渴”。鲁人称孔子为东家丘。5 可见外寻贤哲，本身就是民族性格。

梁启超称说“当知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梁启超主张融合中西，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对论西学者也有所评论。6 融合中西可为至论，而对论西学者的评价，虽事出有据，却稍嫌刻薄，有失宽容。笔者以为，国学的民族特色结合时代精神，兼容民主和科学。而国学可以增进民主自生能力。

笔者所指的应用国学合墨、儒、法、道各家之善，而不排斥西学。《墨子》被视为先秦诸子中唯一引用《吕刑》的著述，《吕刑》也将成为应用国学的主体。在此仅是顺题而谈，随后将有专述。

愿人心归善，善者得福。请为善者祈福。

注释：

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 见《读西学书法》１８９６年时务报馆本。

2“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唐韩愈《读墨子》《墨子》，《钦定四库全书》本。

3明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二十《咏良知四首示诸生》，《钦定四库全书》本。

4唐李白《李太白文集》卷十三《送薛九被谗去鲁》，《钦定四库全书》本。

5“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少长周旋，如有贤哲，每相狎侮，不加礼敬。他乡异县，微藉风声，延颈企踵，甚于饥渴，校长短，核精粗，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隋顔之推《顔氏家训》卷上《慕贤篇第七》，《钦定四库全书》本。

6“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藉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谓希腊拉丁）、英、法之文，亦未上口，声光化电之学，亦未寓目，而徒“三传”束阁，《论语》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压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中，此两种人几居其五”。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 见《读西学书法》１８９６年时务报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