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虽然中国政治民主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必须看到，与时代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那么多的官员带病提拔，那么多的腐败大案窝案发生，足以警醒我们：内部监督的效果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流于形式的。

若干年前，在党校学习时，观看了影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是关于苏共特权对政权垮台的消极影响的分析。后来，在该影片的解说词基础上，出版了《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该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谈到中国目前也面临“特权阶层”重大挑战时指出，有效预防特权阶层，不能光停留于惩治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等表面现象，更要注意在政策制定、法纪监督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

想一想，一面是民众的公民意识在觉醒，另一面却是特权阶层照样肆无忌惮地自行其事，并以掠夺底层福利、藐视草根权利为能事，焉有不撕裂执政党和民众的血肉联系、造成彼此之间的巨大鸿沟之理?

中国是一个封建特权思想和观念源远流长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政党、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染上特权思想。因此，我觉得首先应该在全社会特别是从政者阶层普及民权思想，树立平等意识，建设平民文化。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任何一个群体和个体，都会在骨子里喜欢权力、喜欢高人一等。

我最近在荷兰国会参观。来到一个议员办公室，办公室墙上有一张这个党派议员在国会开完会后的集体合影，大家很随意，总理站在第二排的最右边。当我问她为什么总理没有居于核心位置时，她对我的问题似乎有点费解，摇摇头说她也一时没有准确的答案。再看看那位总理的笑容，我相信决不是为了收买人心而装出来的。

反特权最关键的是要祛除政治生活的神秘化和暗箱操作，推进公权力行使的透明化、阳光化。我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旁听过他们的议会开会(包括一些州和县的议会)。记得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县议会旁听时，议员们正在就该县新修一所监狱的预算进行讨论，工程承包方要到现场来回答议员们关于各项开支的详细质询。与此同时，电视向全县现场直播。这事过去好多年了，但我依然记得自己当时的感慨：不是美国人比中国人廉洁，而是他们的这种制度挽救了某些潜在的贪官。

在荷兰，我正好也遇上国会下议院在开会。我出示护照、通过安检后，即可到二楼的旁听席旁听，周围还有专门的媒体席位，看着那些记者们长枪短炮地对准正在接受议员们质询的总理，联想到外面的电视和网络也在现场直播，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那些看重个人隐私和自由的国外人会不愿意从政，因为在媒体的监视下，从政者会无处遁逃。记得我曾经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韩国首尔大学某位教授主动放弃总理职位的报道，后来我到首尔大学开会，就问他们这位教授是谁，结果他们说在首尔大学这样的教授不止一位，不知我说的是哪位。

为什么官本位会盛行?因为当官就有一切，范进中举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官本位文化的必然结果。这与宪政民主社会当官就意味着受监督、当官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牺牲个人隐私，确有天壤之别。

我也旁听过许多国家的法院开庭。即使一个外国人，即使正在审判的是他们的前国家领导人，只要出示证件(护照)、通过安检，就可以到旁听席上去听审，更不用说本国公民了。一切证据都提交法庭，一切证人，包括办案警官、鉴定人等，都要到法庭上来接受质询，法官定案的唯一根据就是法庭上根据证据所得出的结论。可以想见，在一个如此透明的司法环境里，司法腐败的念头自然就会难以滋生，腐败的几率无疑也就大大减少。

反观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应当承认，公开化是远远不够的，有的即使表面公开，真正的、实质性的决策过程或内容还是没有公开。与之相对应，我们动辄把本来应当属于公民的知情权盖上国家机密的大印，这就为权力的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间。

政治生活的不透明，特权大行其道，根源还在机制上。虽然中国政治民主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必须看到，与时代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那么多的官员带病提拔，那么多的腐败大案窝案发生，足以警醒我们：内部监督的效果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流于形式的。我们要更多地寄希望于外部监督。现在我们的干部为什么只对上不对下?就是因为他们的升迁不取决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而是取决于上级满意不满意。哪一天我们的官员如果能真正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老百姓，真正体认到自己的权力是老百姓赋予他的，相信他也就不会有特权意识了，也不敢耍特权了。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曾经说过;“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对比现实，令人忧心的是，中国各种特权现象似乎有增无减，一些公权力部门的人士“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思古今，览中外，党内的有识之士必须尽快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反特权，赢回民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

（原题：《特权阶层与官本位文化》）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