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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尚书 吕刑 周穆王 吕王 刑事法规
中图分类号：D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1020(2012)02-0000-00
研究《尚书o周书o吕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吕刑》的性质。拙文《〈尚书〉所见的法律形式》1 已就《吕刑》几个需要探讨问题，即《吕刑》篇是刑书还是发布刑书的文告，《吕刑》是周刑，还是周刑的修正案，或单行条例；或者《吕刑》是吕国的刑书，从发布和适用的角度进行初步的辨析、论证，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即《吕刑》是规定赎刑的单行条例，而《周书o吕刑》篇则为条例的发布文告。有关观点说，《吕刑》是吕国的刑书，而拙文则认为此说证据稍嫌不足。拙文在当时未及展开讨论，这一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地探讨阐述，现在其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论证。
确定《吕刑》的性质，最重要的是探究《吕刑》的发布主体。就其分歧而言，有穆王之刑、吕王之刑和楚王之刑说。最主要的是穆王之刑和吕王之刑两说。穆王之刑说是传统学说。吕王之刑则起于近代以来的疑古之说。代表人物有郭沫若、傅斯年、杨向奎、刘起釪等，顾颉刚则持楚王之刑说，而钱穆认为《吕刑》为战国晚期学者之作。吕王之刑有多种说法。引起纷争的原因，与先秦史的其他众多问题一样，在于使用主观的推断法，即先主观地假定一个正确的标准，凡不符合该标准的，即对原来的结论作出否定的推断，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由于不同的假定标准或着眼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就产生出众多的分歧。谁也无法保证假定的标准是正确的，即使这一假定是正确的，还有普遍和例外的问题。因此，对古代史的研究，似乎应提倡综合判断的方法，即对各种可能进行综合分析比较，从而得出一个相对可靠的结论。
春秋说以文字为主要判断标准，兼以神话。郭沫若1932年《金文丛考》以"地"为后起之字，认为"地与天为配，视为万汇之父与母然者，当是后起之事"，而《吕刑》篇有"绝地天通"之语，"足知其非实录矣"。2 1945年郭沫若《十批判书》3 第一编《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的第一个问题《古代研究上的资料问题》提出了《吕刑》春秋说：他原先以《吕刑》的文体与《左传》相近，故相信为周穆王所作。而后来由于彝器中有《吕王作内姬壶》，从文字上看是春秋的器皿，认为吕国曾称王，同时，《吕刑》两称吕国之祖伯夷，而位在禹、稷之上，故推翻自己原来的判断，认为非周穆王所作，揣想它是春秋时吕国的某王所造的刑书。这一结论是郭沫若通过自我批判得出的。他认为，他在1930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太草率，太性急，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由于他人的沿用或征引，在古代史研究方面出现新的混乱。所以要谴责自己，自我清算。首先，应当佩服郭沫若自我谴责、自我清算的勇气，但他的前后三种结论都只是依据三种假定的标准。其实，《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依据《吕刑》与《左传》文体相近，得不出为周穆王所作的结论。同时，依据吕国称王和《吕刑》两称伯夷也得不出春秋吕王所作的结论。可以说依然是两种可能性并存，甚至有其他可能。所以后一个结论，即《吕刑》春秋说，也难脱太草率、太性急之嫌。因此，郭沫若也只说是"揣想"。
1989年马小红曾从历史背景、刑罚制度、青铜器铭文、思想体系予以印证，否定春秋说，企图说明《吕刑》出于西周，是穆王之刑。4 马小红的结论不同，在于她设定的判别标准不同。然而，傅斯年、杨向奎、刘起釪等却认为《吕刑》是西周时吕王之刑，致使马小红的论证无法说明问题。同时，也无法排除《吕刑》所反映的刑罚制度、青铜器铭文、思想体系出现于春秋。
战国说则单纯以文字为依据。1931年钱穆的《周官著作时代考》5 认为，《吕刑》是战国后期学者依据《周官》所作。其假定的标准是"法"字，李悝有《法经》六篇，至商鞅时才形成法治雏形。而《吕刑》有"五虐之刑曰法"，被视为晚出的证据。6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M1发掘出804枚竹简，有字简730枚，为竹质墨迹，计13000多个汉字，书体为楚系篆书，包含多种古籍，被认定为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有《缁衣》篇，引用了《吕刑》三处。先后有学者就此撰文。晁福林的《郭店楚简<缁衣>与<尚书·吕刑>》通过对郭店楚简《缁衣》、《礼记·缁衣》、《吕刑》的文字对比，从原始文本到定本变化发展的过程，推测《吕刑》原始文本当在春秋至战国初期，而在战国后期最后写定。7 郭静云的《从不同文本引用<尚书·吕刑>篇试探战国社会思想的多元性》通过五种版本引用《吕刑》的文字对比，认可晁福林的说法，并以其探讨战国社会思想。8 在历史文献引用和传抄的过程中，出现增、衍、减、损、脱、补、改、误，或出于有意，或出于无意，同时，古文字学本身就有诸多争议，另外还有出土文物年代检测是否准确的问题。因此，以文字作为判定历史文献的制作年代的标准，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各自揣测也自然结论多样。而以文字为标准所产生的问题是取其一点（或多点）而忽略其他因素，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
此说以神话为主，兼以文字作根据。1930年傅斯年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都提到《吕刑》，因意图有差异，行文稍有差别。第一篇是为论证姜姓的本原，认为姜姓不是周的分封国。其根据有三点：先秦文献中只有《墨子》引用《吕刑》；《吕刑》讲述南方神话，没有提及周王室之事；吕国称王。对吕国称王，他认为"吕侯受王命"讲不通，以"命"作为吕王的号，吕王称呼为"吕命王"，诸如"周昭王"是一个称呼一样，这样文字才通顺。因此，篇中"王曰"就是"吕王曰"，而这个吕王就是吕命王。他以吕王作大姬尊壶做为吕国称王的辅证。既然吕国在西周称王，谈的又是一些外国的神话，自然不是周的同宗。9 第二篇用于论证姜姓分成两地。姜尚因辅佐周武王而被封于齐后，其故地吕国依然存在，且后代有称王的。10 炎帝文明说是杨向奎的进一步发挥。他引用了傅文的后一篇，用以论证《周书》的《洪范》、《吕刑》不属于黄帝体系，而属于炎帝体系;并以《洪范》为《河图》，以《吕刑》为《洛书》。杨向奎认为，《吕刑》中南方神话指的是楚国，这一段神话故事，春秋时的楚昭王已不能明白，而向观射父发问。其文中引用了《国语·楚语》。11 刘起釪同意傅斯年的观点，只是对"命"的解释持有异议，认为"命"可以作为"明"或"名"的同音假借，显示其英明、盛名之意，即英明之王、盛名之王；甚至不用假借，解释为"膺命之王"、"受命之王"。12 只是刘的这种说法随意性太强,显得牵强，而且"命"当 "受命"又会陷入困境，为何不按传统说法"受王之命"？
《史记》对《吕刑》有一段记载，周穆王以吕侯为相，当时，有些诸侯国内治理不安定，吕侯向穆王提议，修订刑法。《史记》所录为《吕刑》的节选，突出其教导有国有土的诸侯如何运用刑罚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之意，即"告尔祥刑"。《史记》称《吕刑》为《甫刑》。13 据孔颖达疏证所言，吕侯以后改称甫侯，《史记》所称甫侯是以子孙之国号命名。14
《吕刑》出于吕侯之手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而需讨论的是：究竟是周的刑书还是吕的刑书？炎帝文明说从炎帝文明而言，可以说是有道理的，只是忽略了很重要的三点：吕侯在周的身份，周穆王西游、南征及其天子地位与《吕刑》的关系。如果吕侯确实出任周穆王的官职，权高位重，《吕刑》是吕侯建议周穆王修订的，出自吕侯之手，吕侯按照自己的思维，塞点私货是完全可能的;而周穆王西游、南征及其天子的地位与《吕刑》的南方神话、赎刑及其天罚论紧密联系。因而不能说《吕刑》与周王室没有关系。这一点将在后文讨论。
此说以神话为依据。顾颉刚1923年《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认为《吕刑》是可信的15 ，但其后的《读书笔记》却对此提出怀疑，设想出两种可能：一是吕接楚地，使其神话相互串联；二是因吕为楚所灭，楚接受吕的神话。如果是后者，王就是楚王，《吕刑》就是楚的刑书。16 顾颉刚关于《吕刑》可能成于楚灭吕之后的说法，甚至其学生刘起釪都不认同，认为是一种偶然的设想。刘认可其前一种设想，即吕接受楚文化。17 顾颉刚的设想都属于推测，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实，吕受楚文化的影响，或楚受吕文化的影响都是可能的，只是仅以神话本身难以说明"王"是谁人。
傅斯年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姜原》中论证姜姓的本原，使用的是《左传》和《国语》。他认为《左传》和《国语》保留了很多古代的史料，具有世系观念，又有神话，并将世系和神话混为一谈。因此，可以从神话的世系中寻找民族的同异。其中对"姜之世系"的考证基本上用的是《国语》，其中以《周语》为主，另有《晋语》和《郑语》，而晋国和郑国是周朝的封国。按傅斯年引用的《国语》，姜的世系为炎帝、共工、伯夷、四岳。姜姓的来源有两说：一是炎帝生于姜水;一说是四岳佐禹治水有功，上帝赐禹姒姓，给以天下，赐四岳姜姓，以吕为氏，给以封国。因姜尚（或称吕尚）辅佐周武王有功，封于齐。而出于姜姓的封国还有许国和申国。姜姓的区域在今山东东部和河南西南。傅斯年认为周以姬姓而用姜之神话，则姬周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是一更大之族之两支。他所引《周语三》只是中间一段。该篇内容出于周灵王的太子之口，在于劝阻周灵王雍堵河流，说明其危害。周灵王终于壅堵了水流。到周景王时多宠臣，祸乱由此始萌生。景王去世，王室大乱。到了周定王，王室就衰微了。18
按照傅斯年之《周语》周灵王太子以姬姓而用姜之神话的说法，《吕刑》中周穆王同样可以以姬姓而用姜之神话。按顾颉刚的接受神话的说法，吕、楚皆为周之属国，周接受吕楚神话的可能性更大。再者，一个神话往往涉及多个民族先祖，很难说明是属于哪个民族的神话。况且，神话可以增衍改编，东汉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排列的五帝时期的帝王世系就与《史记》有所不同。所以，以神话为标准来确定《吕刑》出于谁之手难以为凭，况且，篇名为《吕刑》，说成魏王之刑书，未免过于牵强。
傅斯年亦引用了《诗经·大雅》和《诗经·鲁颂》来论证姜姓的本原，但引用不全而使之不甚准确。19 姜嫄，并非指姜姓之本原而是周朝祖先后稷之母。《雅》乃周王畿内的乐调。《大雅》大多是西周王室贵族的作品，歌颂其祖先及武、宣诸王功绩。《诗·大雅·生民》记述姜嫄祷告神灵，祭祀上帝，祈求生子，因踩着上帝拇趾印而怀胎，生下后稷，以为不祥而多次丢弃，却被牛羊喂养，樵夫救起，大鸟保暖。后稷从事各种农耕，上天赐以良种，后稷始创祭享礼，用农牧产品祭祀上帝、先祖，祈神佑护，流传至今。20 对诗中"即有邰家室"一语，毛传解释说，姜嫄是邰地人，尧因上帝让后稷生于邰，就将邰作为后稷的封国。《史记·周本纪》记述，周的始祖后稷，其母为姜原，有邰氏女，为帝喾元妃，在郊外踩巨人足迹怀孕而生，以为不详，多次丢弃而受马牛、林人、飞鸟庇护，以为神人，收养长大，取名弃。《说文》说，邰为炎帝之后，姜姓，封于邰，是周弃的外家。21 《史记·周本纪》记述，因弃喜好耕农而百姓仿效，帝尧举弃为农师。帝舜因黎民饥饿，令弃播种百谷。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诗·鲁颂·閟宫》第一段说的也是姜嫄生后稷，后稷农耕之事。22
帝舜令弃播种百谷之事亦见于《虞书·舜典》，作为帝舜对二十二人封官设职的一部分。《史记·五帝本纪》收录了《虞书·舜典》的内容。其中大禹平水土，皋陶为大理，伯夷主礼，弃主稷。禹的功绩最大。从《虞书·舜典》和《史记》收录的尧舜神话看，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神话，其中的人物牵涉到相关的姓氏部落诸侯。这一神话在贵族、士族当中流传，各姓氏部落诸侯自认一个作为先祖，或他人将某个人物作为某一姓氏部落的先祖。在流传过程中，增衍、美化或丑化、修改。对于本姓氏的先祖，当然是不断地美化，如《诗经》中周王室贵族对其先祖神话增添了诸多的内容，而他人的创作则有随意性。总之，神话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加，也就产生出各种各样的版本。
而且，从《舜典》和《吕刑》的比较中，显然是从传说转化为神话，由帝舜所为变成上帝所为。另一个变化是皋陶被排除在外，伯夷由主礼，变成主刑。禹和后稷的职责不变。伯夷、禹和后稷为上帝派来的三后。如果是吕侯奉命起草文告，由于伯夷主刑，自然在前；禹的功劳大，自然是第二；后稷主农耕，也只能在最后。从神话的顺序看，上帝先派重黎，只是部分解决问题，才又派三后。如果确实是魏王刑书，有自己的祖先神重黎就行了。
今人治《吕刑》当以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最详。23 关于《吕刑》的发布，刘起釪自有其说，认为是吕侯本身在吕国国内发布的文告。该书从多角度综合论证，且称之为综合说。
１．书序问题
《周书o吕刑》与《尚书》的其他各篇一样，有一段书序。24 据孔颖达疏正之意，吕侯被穆王任命为司寇，穆王采用吕侯的建议，让吕侯参照夏的赎刑，制定刑书，吕侯以周穆王的名义布告天下。《吕刑》是西周司寇吕侯奉周穆王之命制定刑书而作的发布文告。刘起釪认为，这是吕侯自己在吕国国内发布的文告，即《吕刑》为吕王之作，与周穆王无关，并以此反证本篇的《书序》是谬误的。25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o经学略说》中讲《尚书》，分六讲，其二是删书，孔子删《书》之事，专讲《书序》，讲述《书序》信与疑的历史过程。汉代至北宋，皆认为《书序》为孔子所作。对《书序》产生疑义的为南宋朱熹，朱熹的学生蔡沈所作《集传》不载《书序》，自宋至明读《尚书》皆不重《书序》。在章太炎看来，朱熹对《书序》的怀疑似乎有一定的根据，即因《康诰》之序生疑，成王不应称康叔为弟，周公不应称王，而又非武王时事，所以说其序为伪造。章太炎解释朱熹怀疑的原因是对古今官职理解有误，认为实际上是周公摄政，以成王名义发布文告，并以民国内阁摄政，发布大总统令来加以比喻。其后，章太炎谈到《书序》的必要性，《尚书》主要是叙事，似乎无需有序，但有些篇章无头无尾，尤其是《周书》和《夏书》，王是谁皆不可知，并列举《夏书o甘誓》和《周书o吕刑》为例，因此认为《尚书》无序就难以解读。章太炎强调，《书序》非汉代人伪造，司马迁见过《书序》原文。26
朱熹虽怀疑书序，对《吕刑》本身却无质疑，只是质疑赎刑非夏刑，而是出于周穆王。此点将于后文详说。
２．史料的可信性问题
刘起釪提出的第一个论据涉及史料的可信性问题。先秦文献引用的《吕刑》及《尚书o吕刑》本篇均未涉及周穆王。首先，先秦文献引用《吕刑》达十六次之多，无一次涉及周穆王，同时列举一些先秦文献引用《尚书》涉及人名的事例，由此认为《吕刑》出于吕王，原与周穆王丝毫没有关系。因此将"及至汉代，几乎无不说《吕刑》为周穆王之文，自是历代经师直至现代学者，竟无一不承穆王之说"视为《尚书》经说中的一异事"。27 其次，刘起釪说《夏书》4篇、《商书》5篇、《周书》17篇其作者或篇主无一不在篇文中记载分明，并无歧义，《周书》最后一篇《秦誓》文中并未说明作者或篇主，但先秦文献其文明称《秦誓》，又与《左传》所载该文史事相合，则自可相信《史记》及《书序》所说为秦穆公事。惟独《吕刑》，篇文明载篇主是吕王，与周室任何王无涉，先秦文献引此篇次数不少，亦无一次涉及周王，至汉代凭空扯上周穆王，是完全不应该的事。他还尤其强调《墨子》引用明为吕王之刑。28
如前文所述，刘起釪认为"现代学者竟无一不承穆王之说"就已显得过于武断，忽略了郭沫若、傅斯年、钱穆、杨向奎等的说法，而史料的可信性问题的论据也有些牵强。《尚书》大多为叙事，引用自然涉及人名。但《吕刑》为发布刑书的文告，并非叙事，也不涉及人名，文中未提及周穆王也属自然。在这一点上，刘起釪与傅斯年的说法相同。笔者对此的看法已在前文说明。关于周穆王的事，将在后文专门论述。傅斯年也同样提到《墨子》引文问题，在此特就《墨子》的引用略加探讨。
《墨子》引用《吕刑》有两处。一是《墨子·尚贤中》，并非如刘起釪所说引用明为吕王之刑，而是提"先王之书《吕刑》道之"。先王为何王，似乎应全面考察。该篇的开篇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三代圣王，称其为政兼爱天下而利万民，尊天事鬼，得到天鬼的赏识，立为天子，万民奉为圣王。文中谴责暴王桀、纣、幽、厉，称为政天下兼而憎之，诟天侮鬼、贼杀万民，故天鬼罚之，使之受到刑戮，子孙离散，绝无后嗣。上帝对无能的也不喜欢。《墨子》用《吕刑》来论证上帝使用贤能管理天下。所谓贤能指的是禹、稷、皋陶。从其行文看，先王指周王更为合理。二是《墨子·尚同中》引用《尚书》三处，皆称先王之书。《墨子》引先王之书《吕刑》用以证明要善于用刑。圣王以五刑治天下，而有苗以五刑乱天下，并非刑不善，而在于用刑不善。《墨子》引先王之书《术令》，语见《虞书·大禹膜》，以证善于用口。《墨子》引先王之书《相年》，语见《商书·说命中》，以证建国、设都、立官，在于为万民兴利除害。过去的圣王就是这样做的。《墨子》在此盛赞"圣王"，吕王可能难以成为墨子心目中的圣王。尤其是，《墨子》还引用了先王之书《周颂》。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鲁国是周朝的同姓诸侯国之一，为周公旦的封国，在今山东曲阜。墨子眼中的先王自然是周王。即使有观点说墨子是齐国人，也不至于奉吕王为先王。况且，先秦儒、墨两家都主张法先王，尽管其目的不尽相同。因此，《墨子》先王之书的指向应当是明确的，尤其是《墨子》不认伯夷，而认皋陶，也许是墨子认为《吕刑》为吕侯起草，用伯夷调包替换皋陶，而墨子确认《舜典》的说法。
３．吕王的身份问题
比起郭沫若、傅斯年、杨向奎诸位对吕王身份的简单认定，刘起釪可谓详尽，用了数千字的篇幅来论证吕王的身份。他几乎汇集了近代学者关于诸侯称王的研究资料，包括金文研究和文献资料。其资料的翔实和丰富，令人佩服，认定吕侯称王是没有问题的，在此不加引证。按他的说法，吕是在母系氏族时代即与姬姓结为婚姻关系的姜姓的一支。西周立国后，吕国被封于今河南境内。当时许多封国在自己境内都称王。出土的金文中有好几件吕王之器。其最主要的依据是"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解命为令，金文中命与令同字，而令为善。令王，即美善之王。刘起釪将此句解释为：惟我吕国英明美善之王享国已经百年了。29 吕侯固然在国内称王，却不足以证明可以用《吕刑》的篇名来确认为吕王之刑。此说证据稍嫌不足，既不能证明吕侯为周穆王司寇以周穆王的名义发布文告为伪，亦不能证明吕侯在封国内发布文告为真。且刘起釪考据"命"字有三说，解命为令只是其中一说。尤其是《周书·吕刑》的行文，诸如"以诘四方"、"有邦有土"是否适合封国国君，刘起釪并未说明。按孔颖达之意，"以诘四方"是治天下四方之民。据二孔之说，《吕刑》发布当在周穆王晚年。30 "邦"，刘起釪亦解为国。按其译文，"有邦有土"为"有国有土的各级领主们"。31 吕国在南阳西三十里。32 据刘起釪考证，商周之世地方诸侯国仍小，大都只有几十里，最大的不过百里。吕国称王，领土应有所扩张。33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封国内是否还有下一级的国？此说似当存疑。
尤其是《吕刑》中"王"以得天命自居，宣扬天罚论，是强调德与刑及其与天命的关系。《吕刑》中的神话讲述的也是天命和刑罚的关系。其论述天命，是为其轻刑（主要是赎刑）提供理论依据。这在该篇的前部、中部、后部反复强调，几乎占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其所用之词皆天子口吻。 如，"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34 "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35 这与《尚书》中誓诰的天罚的表述是相一致的。如《夏书o甘誓》、36 《汤誓》、37 《周书o泰誓上》、38 《泰誓下》、39 《周书o牧誓》40 。《周书o泰誓上》、《泰誓中》还阐述了天罚和民意的关系。41 《周书o泰誓》三篇大量阐述天罚。《吕刑》完全与其相似。尤其是，《吕刑》有"以奉我一人"，《泰誓下》有 "奉予一人"。但出自春秋时代秦穆公伐郑的《周书o费誓》，就没有天罚之说。《商书o仲虺之诰》用于宣示天命，通篇讲述商奉天命取夏而代之，最后强调崇天道，永保天命。42 《商书o汤诰》以伐桀视为天命而诰示天下。43 《周书o大诰》以占卜的方式，宣示奉天命东征。44 《周书o康诰》宣示天命，内容包括依照天命获得封国，应施行德政，以顺天命；文王依据天命作罚，康叔只是奉天行罚。《周书o召诰》主要宣示德政与天命得失的关系。
刘起釪引用了丁山师《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对《诗·六月》"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等句的评论。丁山师认为，"王国、天子自是周天子"，所谓诸 "王于出征"明系诸侯称王者。45 尽管刘起釪自己也说，虽然在国内自称王，仍是周王朝的诸侯，46 却忽略了"以匡王国"、 "以佐天子"的重要含义。吕侯在吕国内称王，但在周朝作为诸侯只是佐天子而已。如果《吕刑》是吕王之刑，强调明德慎刑，自然没有问题，要是自称受命于天，等同天子，就不免有僭越之嫌。吕王恐怕不至于犯此之错。《吕刑》出自吕侯之手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但作为周穆王之刑显然更为合理。
４．神话和祖宗功德问题
这是刘起釪认为《吕刑》是吕王之刑铁证的两大次要理由。关于神话，郭沫若、傅斯年、杨向奎、顾颉刚诸位均已提及。只是刘起釪论证相当翔实。笔者的看法已见前述，关于吕姓先祖的神话不再评论。对楚国神话，刘起釪还提及周诸诰的谴责对象和引为戒鉴的总是殷商和商纣，而《吕刑》所谴责的是苗族和蚩尤，以说明《吕刑》是吕王之刑。其根据是推测吕国临近三苗之地，吕国曾与之全力斗争。47 其实，刘起釪忽略了时代的变迁。周诸诰的历史时代在开国之初，征讨殷商，自然以殷商和商纣为谴责对象并引为戒鉴。周穆王晚年离开国已150年，征讨楚国，自然以苗族和蚩尤作为谴责对象并引为戒鉴。这一问题将在后文关于周穆王之事中继续讨论。
至于祖宗功德，刘起釪列举了《周书》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文侯之命》，颂扬文王、武王功德，而于《吕刑》无一语提及。48 在此，刘起釪忽略了文体的不同。《吕刑》是发布刑书的文告，这在《周书》是唯一的一篇。刘起釪列举的《周书》诸篇则重在叙事。且前文已经提及，《吕刑》在论述天罚论方面，完全与《周书》相同。主要的是周昭王伐楚丧身汉水，周穆王对此难以启齿。这在后文详说。
傅斯年、杨向奎、刘起釪均将《吕刑》讲述南方神话而没有提及周王室之事作为《吕刑》为吕王之刑的重要理由。马小红论及《吕刑》的历史背景，但只是三言两语。《吕刑》的重点在于赎刑，讲叙神话只是为了表明天罚论，以提倡明德慎刑，为赎刑创造理论依据。赎刑的施行以及对蚩尤和三苗的谴责，均与周穆王之事有很大联系。
１．周穆王与赎刑问题
关于赎刑，《吕刑》序说是夏刑。49 杨伯峻认为未必为禹所作。50 他用《赎刑》反证《禹刑》，似乎有些牵强，但有一定道理。笔者撰有《象刑歧义考》一文，引述了南宋朱熹、元人吴澄、陈栎的评论。51 朱熹认为，赎五刑始于穆王，夏《赎刑》是周穆王托言而为。周穆王巡游无度以致财匮民劳，其末年无以为计，借用赎刑敛财，充实国库，却以轻刑作为托词。52 吴澄亦同意赎刑始于穆王说。53 陈栎则引述朱熹之文。54 另有《文献通考》引朱熹门人蔡沈的评述，实际上也是朱熹的观点。55 元人王恽亦引朱熹之文。56 将赎刑与周穆王联系起来始于朱熹。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朱熹和刘起釪同样疑书序，结论却完全相反。朱熹认定周穆王而疑书序；刘起釪否定周穆王、认定吕王而疑书序。两者谁更合理？答案在周穆王的经历之中。
２．周穆王与南方神话问题
周穆王与南方神话问题主要是蚩尤和三苗问题。三苗，又叫"苗民"、"有苗"， 古族名，其后裔分布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神话有许多版本，大多认为，蚩尤为九黎族首领，三苗族先王。刘起釪引用了许多文献资料，也认可此说：《吕刑》是最早纪录蚩尤的。《吕刑》的记录显然蚩尤与苗民先后同属关系是明白的。57 《战国策·秦策》称黄帝曾与蚩尤大战于涿鹿而擒之。而其注则称蚩尤为九黎之君。《吕氏春秋·荡兵》的注58 、《吕刑》的解释和传，皆称蚩尤为九黎之君。59 三苗为九黎之后见《国语·楚语》注。60 《吕刑》孔颖达疏引郑玄注，说郑玄认为苗民就是九黎之后，因数次为恶，先后受到诛杀。颛顼（诛杀九黎，分其子孙为三国。高辛衰弱，三苗再次作恶，帝尧兴盛，又诛杀三苗。舜时流放三苗。大禹摄政时，三苗在洞庭湖抗命，大禹又一次征讨。
尧舜时两次征讨三苗，见于《尚书》和《史记》，只是记载略有出入。《尚书·虞书·舜典》的记载较为简略。三苗与欢兜、共工、鲧合称为"四罪"，三苗被舜迁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载，因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而为尧舜迁于三危，后成为西戎。三危之地位于何处？有诸多观点。若为西戎，应在西部。《尚书·虞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又有舜"分北三苗"之说。刘起釪引苏轼《书传》说，苗国在洞庭湖和彭泽湖之间，为南方之国。流放西部的只是其君主，而其民并未流放。而帝舜大功告成后，苗民仍不服，就将其分开。但三苗之国在洞庭彭泽之间，苏轼之前早已见于《战国策·魏策二》61 、《韩诗外传》62 、《淮南子·齐俗》注63 及《史记·吴起列传》64 。《淮南子·修务训》载，在将三苗放逐之后，舜再次南征三苗，死于征途之中。《帝王世纪》亦载其死于鸣条，葬于苍梧。
大禹讨伐三苗之事，《墨子》中《兼爱》和《非攻》作了论述。《兼爱》用其论证先王亲行兼相爱，这些事记录于竹帛、金石、槃盂之中，并以《泰誓》和《禹誓》为例。说《泰誓》颂扬周文王，而《禹誓》是禹征有苗之事。禹在出征前发表誓言，说并非他胡作非为，而是苗民蠢蠢欲动，上天对他们降下惩罚，于是他率领众邦君主去征讨有苗。墨子认为，禹不是为了追求富贵、福禄和享受而是为了追求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这就是兼爱。墨子说，他所说的兼爱就是从禹那里学到的。《非攻》用其论证不要攻伐侵略。有喜欢攻伐的国君非难墨子，说大禹征讨有苗氏，汤讨伐桀，周武王讨伐纣，都被立为圣王，是何缘故？墨子以天罚论来解释，说他们是奉天讨伐诛杀，而非攻伐侵略。以前三苗大乱，上天下令诛杀。他列举了一些现象作为上天的旨意：太阳晚上出来，下三天血雨，龙出现于祖庙，狗在市上哭叫，夏天结冰，土地开裂，五谷不熟，因而百姓大为震惊。大禹受命，拿天赐玉符，征讨有苗。一位人面鸟身的天神助战，射死有苗将领。大禹战胜三苗后，划分山川，节制四方，神民依从而天下安详平静。从三位圣王的行为来看，则并非攻伐侵略，而是替天诛杀。
上述记载，介于传说与神话之间，但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蚩尤为九黎之君，因作恶，在涿鹿为黄帝擒杀。九黎之后裔三苗，又数度为恶，先后受到颛顼、帝尧、帝舜、大禹的惩罚和征讨。神话以上帝的名义，为对有苗的征讨提供正当的理由。《墨子》还从兼爱和非攻的角度，为大禹的讨伐提供了另外一项正当理由。
三苗作为征伐的对象，而三苗之国就在荆楚一带，大禹征讨就因三苗在洞庭湖抗命而起。因此，惩罚三苗的神话，似乎不应是南方的神话，更合理的解释是，征伐者或其他人虚构出来加在被征伐之上。《吕刑》是最早记载蚩尤的，或者是纪录当时在贵族和士族中流传的神话，或直接就是《吕刑》本身虚构出来的，将蚩尤及其后裔三苗作为谴责对象和借鉴，以加上上帝惩罚的标签，为征讨荆楚和赎刑提供正当理由。
３．周穆王巡游与征伐问题
周穆王之前，周昭王曾南征。《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昭王南巡不归。65 《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攻楚，有十六年、十九年及末年三次，皆出师不利。第一次涉过汉水时，遇到兕。兕是一种形状与犀牛相似的凶恶动物。《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在湘水南，状如牛，苍黑，一角。《尔雅·释兽》说兕似牛，一角，靑色，形如马鞭柄。犀，似水牛，猪头，三角，一顶上，一额上，一鼻上。《说文》说兕是象的形状，青色，如野牛。犀是南部边陲之外的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顶，状如猪。《国语·越语》说水犀之甲为边外进贡，犀有山犀、水犀，水犀皮有珠甲。《左传·宣公二年》犀兕并称。《周礼·函人》说犀兕的寿命不同。《战国策·楚策一》有描写楚王云梦射兕的记载，作为勇猛的记录。《吕氏春秋·至忠》亦载有兕。《庄子·秋水》则载勇敢的猎夫不避兕虎。
《尔雅·释地》说云梦为十薮之一。《淮南子·坠形训》说云梦为九薮之一，《吕氏春秋·有始览》所记相同。《史记·河渠书》说云梦在汉水边。《周礼·夏官·职方》说云梦与江汉相连。《史记·货殖列传》说云梦在江陵之东。《尚书·禹贡》伪孔传说云梦指云梦泽，在江南，说其有平土丘，退水后可以耕作;孔颖达说这表示云梦泽很大。云梦的具体方位历来有多种说法，毋庸细究。总之，周昭王第一次伐楚在云梦的沼泽受阻于大兕。
第二次在汉水，阴风骤起，天昏地暗，鸡兔惊恐，六师尽丧;第三次则"南巡不返"。66 有观点将"十九年"和"末年"合二为一，因此史学界对周昭王伐楚有两次说和三次说。这是因对周昭王在位时间的推算和认定不同而各有其说。对于周昭王的死因，《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管仲将昭王南征不复作为齐桓公伐楚的理由之一;对此，楚王回复说应到水边问问，指其命丧水中。《帝王世纪》说是死于五十一年南征，因船人进胶粘之船，至中流而解，周昭王及祭公落水而亡，侍卫辛余靡将其捞起。《吕氏春秋·音初》说周昭王伐楚返回渡汉水时，桥梁坍塌，昭王落入水中，侍卫辛余靡救其上岸后，又将祭公救上岸。学者各有所引，亦各有其说。
关于周穆王巡游、征伐之事，《左传·召公十二年》记其车辙马迹肆欲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作诗谏止。《史记·周本纪》记此为征犬戎之事，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之谏而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今本竹书纪年》说此事在周穆王十二年。《史记·秦世家》记有周穆王西巡和征伐徐偃王作乱之事。造父因善于驾车而得宠于周穆王，周穆王有骥、温骊、骅緌、騄耳四匹骏马，驾车西游，乐而忘归。徐偃王乘机作乱。造父为穆王驾车，一日千里，返回成周，镇压叛乱。《史记·赵世家》亦载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游和日驰千里征伐徐偃王之事。周穆王大破徐国，赐造父以赵城。周穆王西游，《史记·秦世家》集解："郭璞曰：'纪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仑丘，见西王母。'"正义："《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十六国春秋云前凉张骏酒泉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丘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征伐徐偃王事，《史记·秦世家》集解："《地理志》曰'临淮有徐县，云故徐国'。"正义："《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今本竹书纪年》说周穆王六年赐徐子诞为伯。《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有徐偃王僭号，率九夷攻打宗周之事。当时徐国正处于兴盛时期，因此周穆王分东方诸侯由徐偃王管理。《淮南子·人间训》说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陆地有三十二国遵从徐偃王。春秋初年，徐国为楚国所灭。至于"一日千里"之事，日本学者古田武彦提出了"短里"之说。"短里"为一里76至77米。周代采用短里，秦始皇废弃短里，采用长里，约等于435米，汉代继承了秦的长里。魏恢复了周的短里，西晋袭用短里。东晋再废短里，复用秦汉的长里。此后变化不大。一日千里用的就是短里。67 周穆王西游有许多神话故事，除《穆天子传》大量记载外，还有《列子·周穆王》等。周穆王南征亦有神话，如说"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68 周穆王还有北征神话。69
《古本竹书纪年》记有周穆王伐楚之事，"大起九师，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其具体年份则有七年、十七年、三十七年、四十七年之说。按《水经注疏》卷三十八《湘水》，九江有两说。宋儒以洞庭为九江，汉儒以彭蠡为九江。70 因《尚书·禹贡》多次提到九江，儒者对此作出不同的解释。其实，历史上的江河湖泊屡有变化，地名也常有变更。九江地名在历史上多所更改。秦设九江郡，治所寿春，为当时辖境最大的郡。秦末汉初割西境置衡山郡，割南境置庐江、豫章二郡。九江郡辖境限于淮南，名称则在九江郡、九江国、淮南郡、延平郡中反复更改。曹魏复为淮南郡。隋废江州改置九江郡，唐废九江郡复为江州。彭蠡，自南宋朱熹开始，有诸多学者认为是巢湖。这也许与汉将淮南划为九江郡有关，观点纷争不必深究。九江事实上存在多处，并无唯一性。需要知道的是周穆王东至于九江究竟指何处。《墨子·公输》记，"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这使周穆王伐楚与周昭王伐楚联结了起来。《周礼·夏官·职方》说云梦与江汉相连。周昭王第一次伐楚在汉水遇大兕，第三次南巡不返，楚王指其溺水，而江汉多鼋鼍，周穆王却又怪异地在九江以鼋鼍为桥。显然是周昭王溺水，为鼋鼍所伤，或葬身鼋鼍之腹。周穆王的行为旨在为父报仇。荆州的云梦为九薮之一，并未提及洞庭湖，也许包含其中。《尚书·禹贡》荆州篇中两提九江，后接云梦。洞庭湖为后起记载，或为湖泊演变之故。元时洞庭湖仍多鼋鼍。71 江汉相连，扬子鳄在其上游生存也属常理。因此，周穆王伐楚东至九江，以云梦泽更为合理。周穆王南征曾经到达汉水以南，云梦泽在江汉之间，为楚地，周穆王所到何处，无可查究。况且，楚国辖境也存在诸多争议。楚国辖境逐步扩张，周穆王时，是否到达洞庭湖尚无成说。长江下游地区不会是楚国辖区。
综上所述，周穆王六年，徐偃王见穆王，穆王分东方诸侯令其主之，同时赐其为伯。十二年，穆王西征犬戎，两战获白鹿、白狼和五名犬戎首领。十三年到十七年，穆王西游，与西王母会于瑶池（昆仑山）。十七年，穆王归国平定徐偃王叛乱。三十七（或四十七）年大起九师，东至九江伐楚。周穆王的故事有许多的版本，毋庸赘述。
４．相互印证关系的形成
周穆王巡游与征伐从三个方面与《吕刑》形成相互印证的关系，即周穆王巡游征伐与《吕刑》神话之间、周穆王巡游征伐与《吕刑》赎刑之间和《吕刑》神话与赎刑之间形成相互印证的关系。
《尚书·夏书·甘誓》中启与有扈氏在甘的郊外大战，以天命为由谴责有扈氏。《尚书·商书·汤誓》中商汤以天命为由谴责夏桀。周初诸誓、诰也阐述天罚和民意以谴责殷商和商纣。周昭王和周穆王伐楚在西周中期，楚被视为三苗之地，蚩尤及其后裔三苗自然就成为谴责对象。这与《夏书》、《商书》及周初诸诰誓的体例是一致的。按三苗左洞庭、右彭蠡的说法，吕国地处南阳，离洞庭、彭蠡甚为遥远，中间隔着许多诸侯国，其后为楚国所灭，则为楚国北扩之故。春秋早期，楚灭邓国而与吕国交界。刘起釪推测吕国临近三苗之地，吕国曾与之全力斗争过于牵强。反过来，《吕刑》谴责蚩尤及其后裔的神话，又证实了周穆王伐楚的真实性。大多观点认为，周昭王曾伐楚，而周穆王伐楚之事多为传说。但《吕刑》不可能出于周昭王，也不大可能出于吕王。如果《吕刑》为周穆王所为，显然说明其伐楚之事是真实的。同时，《吕刑》的神话也可以回答刘起釪关于颂扬祖宗功德的问题。周初诸诰誓由于祖宗功德明显，自然颂扬，而对与周穆王而言，其父伐楚，一次败归，一次丧师汉水，最后丧身鼋鼍，实在无可颂扬，其死因甚至秘而不宣。
赎刑为《吕刑》的重点，天命德政轻刑只是借口。虽然汉儒对轻刑大加颂扬，但南宋朱熹开始对周穆王的赎刑提出质疑，前文已述。如果只为轻刑，大可降低刑罚幅度，不必实施赎刑。对吕王而言也是如此。富者生、穷者死并非轻刑之道，历代儒者对此多所抨击。所有刑罚皆可赎，显然在于敛财。周穆王长期巡游征伐，导致国库空虚，大规模赎刑是充盈国库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赎刑的制定和实施符合周穆王的实际需要。《吕刑》以赎刑为重点，也同样反过来证明周穆王巡游征伐的真实性。
赎刑的制定和实施也回答了刘起釪引为戒鉴的疑问。《吕刑》着意赎刑，必须托口轻刑，就有借鉴的问题，使用殷商之例，未免过于遥远。伐楚则是一个近例，要以轻刑为托词，其借鉴是滥刑，于是就出来了虐刑之说，利用原来流行的三苗之说，或干脆就是自己虚构的，加在楚国身上，携上帝之命加以谴责，并作为借鉴。以天命处罚滥刑，明德慎刑，正好符合周穆王天子的身份。
周穆王伐楚，在三十七年，作《吕刑》应在此前后，用以筹集费用或补偿亏空。《史记·周本纪》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尚书·吕刑》有"耄，荒度作刑"之句。《礼记·曲礼上》说，"八十、九十曰耄。"《尚书·益稷》有"惟荒度土功"之句，伪孔传解释为 "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 即大力治理水土。此说近于词义。刘熙《释名》："荒，大也。"按年龄推断，正好在三十七年前后。
六、关于《尚书·吕刑》的结构和经典意义
李力说，解决《吕刑》性质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吕侯所作的《吕刑》与《尚书·吕刑》的关系。72 此说甚有道理。要澄清这种关系，就有必要就其结构和经典意义进行说明。《尚书·吕刑》的结构中的内容，是笔者在《<尚书>所见的法律形式》73 一文中讨论的一部分，在此捡其要点，从结构的角度略作引述。
1．《尚书·吕刑》的结构
按其内容，《尚书·吕刑》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1）书序和引语。《吕刑》开篇前是书序74 和引语75 。书序不是正文本身，但共同说明"作刑"的背景。伪孔传和孔颖达认为是吕侯被穆王任命为司寇，周穆王采纳吕侯的建议，认为西周原有的刑法过重，让吕侯参照夏的赎刑，修订刑书，变重为轻。吕侯受命于周穆王，以周穆王的名义布告天下，史官记录了此事，而成为《吕刑》。《周书o吕刑》篇是吕侯奉周穆王之命修订刑书而作的发布文告。
（2）神话和传说。叙述苗民五虐之刑的危害及德刑和天命的关系。实际上，三苗五虐之刑的危害是为了说明用刑得当与天命的关系。首先讲述苗民五虐之刑的危害，强调应引以为戒。蚩尤及三苗之主实施五虐之刑，滥刑无辜，致使国民竞相为恶，作奸犯科。被刑的无辜国民上告于天，上天降罪于三苗之主。帝舜代天刑罚，灭绝三苗之主，符合民意，获得天命。主典刑狱的各个诸侯应引以为戒。其次叙述帝舜灭三苗之后，命三后施行德政：伯夷主刑罚，禹平水土，稷教农耕。帝舜因用刑得当，符合天命，得以长久统治。其后，要求四方诸侯司法官借鉴帝舜的德政和三苗灭绝的教训，使用刑符合德政，以保天命。此部分内容在《周书·吕刑》中几乎占据一半篇幅。
（3）司法程序和原则。教导诸侯如何善于用刑。76 首先是明确"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的司法程序。其次是五刑、五罚、五过的量刑原则。按照口供、证据证明的罪行轻重以及确凿或可疑，有区别地适用刑罚。疑罪的量刑原则是刑疑从罚，罚疑从免。按伪孔传，罚即赎刑。77 首先确定了五刑疑罪赎刑的数额，并要求检查核实所犯的罪行，使之罚与刑名相当，然后收取赎金。78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五刑的赎刑相加正好三千，79 即《吕刑》规定的赎刑有三千条，而并非五刑的正刑有三千。规定如此多的赎刑名目，朱熹质疑周穆王假托轻刑敛财并非没有道理。此后叙述了刑罚轻重的使用原则。80 最后是司法官的用人原则及其约束。81 以上是《周书·吕刑》的核心部分，叙述司法程序、量刑原则、用刑原则以及用人原则。其重点是赎刑的使用。《周书·吕刑》全文1200余字，这一部分占整个篇幅仅三分之一，400余字。
（4）篇尾。重申德刑及天命之间的关系，再次告诫典狱之官。从结构上看，《周书o吕刑》是一篇采用阶梯似的步骤而又非常紧凑的文告，更似刑书的说明书。《吕刑》又称《甫刑》，或是周刑的修正案，或是专门规定。笔者更倾向于《吕刑》是规定赎刑的单行条例，《周书o吕刑》则是条例的发布文告。我的依据主要是：（1）《周书o吕刑》指称五刑有赎刑三千条，必有详细的专门规定。（2）断狱必须"明启刑书"，仅《周书o吕刑》本身在适用赎刑时无法作为刑书使用。（3）叙述相关法律原则，符合刑书发布文告的特性。（4）《周书o吕刑》篇论述天命为其轻刑（主要是赎刑）提供理论依据，几乎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
2．《吕刑》的经典意义
从《周书o吕刑》的内容看，周穆王意在赎刑，这一观点应是有其合理的成分。而其提出轻刑的相关原则，似乎也是为赎刑的施行作铺垫。尽管如此，《周书o吕刑》关于德、刑与天命关系的论述及司法原则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也是《吕刑》收入《尚书》的主要原因。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中论经典源流及古今文大概的一段评论有助于我们对《吕刑》的认识。他说，古代法律也是官书，如汉代有《汉律》。汉以前，按《周礼》所言，有五刑二千五百条，而《吕刑》则记为三千条，当时一定会在簡册中纪录。孔子却不编入六经。说古人崇尚道德而不崇尚刑法是迂腐之言。孔子之所以不编入六经，是出于刑律历代有所变化，不足以作为经常不变的准则。这一评论显然相当切合实际。章太炎的说法说明了两点，一是《尚书》没有收录刑书；二是《吕刑》篇是作为经典收录的。这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反映出《吕刑》并非刑书，而只是一篇颁布刑书的文告。而其经典的意义在于和《尚书》其他篇章有关法律文化的论述一样，成为以后数千年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
注释：
收稿日期：2011-12-21
作者简介：尤韶华（1960-），男，福建永春人，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律史学会东方法律文化分会会长，主要研究中国司法制度史、先秦法制史，北京，100720。
1《法律史论丛》第11辑。
2参阅郭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页。
3《十批判书》作于1943-1945年。1945年9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1976年人民出版社改排重印。作者进行了若干文字订正。1982年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原书的《改版书后》，作者后改题为《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收入《奴隶制时代》一书中。2008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再版。
4马小红：《试论<吕刑>的制作年代》，《晋阳学刊》1889年第6期。
5初刊于1931年6月《燕京学报》第十一期。
6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79页。
7见《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25-29页。
8见《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84-92页。
9参阅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姜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1930年5月版。
10 参阅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大东小东说》，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1930年5月版。
11见吴锐：《杨向奎先生论炎帝文明》，《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3期。
12见顾颉刚、刘起釪著：《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第１版，第2086页。
13《史记·周本记》，中华书局1999版。
14 伪孔传说：吕侯"后为甫侯，故或称《甫刑》"。孔疏："知'后为甫侯'者，以《诗·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诗，云'生甫及申'；《扬之水》为平王之诗，云'不与我戍甫'，明子孙改封为甫侯。不知因吕国改作甫名？不知别封余国而为甫号？然子孙封甫，穆王时未有甫名而称为《甫刑》者，后人以子孙之国号名之也。犹若叔虞初封于唐，子孙封晋，而《史记》称'晋世家'。"
15 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01页。
16见《顾颉刚读书笔记》卷9，（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753页。
17见顾颉刚、刘起釪著：《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90页。
18事见《国语·周语三》。
19见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姜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1930年5月版。
20 事见《诗·大雅·生民》。
21张守节正义引《说文》："邰，炎帝之后，姜姓，封邰，周弃外家。"
22《诗·鲁颂·閟宫》："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23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
24《书序》："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25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版，第2083页。
26参阅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之《经学略说》。
27 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3页。
28 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4页。
29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4-2087页。
30伪孔传："言吕侯见命为卿，时穆王以享国百年，耄乱荒忽。穆王即位过四十矣，言百年，大其虽老而能用贤以扬名。""度时世所宜，训作赎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孔疏："惟吕侯见命为卿，于时穆王享有周国已积百年，王精神耄乱而荒忽矣。王虽老耄，犹能用贤，取吕侯之言，度时世所宜，作夏赎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
31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
32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篇》："宛西三十里有吕城。"唐《括地志》："古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三十里，吕尚先祖封。"南宋罗泌《路史·国名纪》："吕，侯爵、伯夷之封，杜预谓在南阳宛西。"
33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06页。
34伪孔传："必是惟能天德，自为大命，配享天意，在于天下。"孔疏："能配当天命，在于天之下。"
35 伪孔传："天子有善，则兆民赖之，其乃安宁长久之道"。
36《尚书o夏书o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37《尚书o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38《尚书o周书o泰誓上》："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以尔有众，厎天之罚"。
39 《尚书o周书o泰誓下》："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40《尚书o周书o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41《尚书o周书o泰誓上》："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o周书o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42《尚书·商书o仲虺之诰》："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43《尚书·商书o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
44《尚书·周书o大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
45 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6页。
46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7、2088、2091页。
47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7、2088、2091页。
4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8、2089页。
49《尚书·吕刑》书序："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50《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尚书·吕刑序》云：'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是相传夏有《赎刑》，亦曰《禹刑》，未必为禹所作耳。"
51 载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一册，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48页。
52朱熹《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三《虞书o舜典·舜典象刑说》："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以为计，乃特以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自丰。而又托于轻刑之说，以违道而干誉耳。夫子存之盖以示戒。而程子策试尝发问焉，其意亦可见矣。"
53吴澄《书篡言》卷一："《周官》亦无其文，至《吕刑》乃有五等之罚，疑穆王始制之，非先王之法也。"
54见陈栎《书集传纂疏》卷一。
55《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二《刑考一·刑制》："《吕刑》一书，先儒蔡九峰以为：'《舜典》所谓赎刑者，官府学校鞭扑之刑耳，若五刑则固未尝赎也。今穆王赎法，虽大辟亦许其赎免矣。盖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以为计，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夫子录之，亦以示戒。'愚以为未然。"蔡沈，字仲默，建阳人，少从朱熹游，隠居九峰山下，人称 "九峰先生"，注《尚书》，《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为元代以后试士必用。
56王恽《玉堂嘉话》卷四："晦庵《象刑说》：'周穆王五刑皆赎，复舜之旧。不察舜之赎，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后赎。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可为计，乃特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自丰，而又托以轻刑之说，以违道以干誉耳。'"
57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４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14页。
58《吕氏春秋·荡兵》："人曰蚩尤始作兵。"高诱注："蚩尤，少昊之末九黎之君名也。"
59马融："少昊之末九黎君名。"伪孔传："九黎之君号蚩尤。"
60 《国语·楚语》："昔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注"三苗，九黎之后也。高辛氏衰，三苗行其凶德如九黎之为也。"
61 《战国策·魏策二》："吴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62《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
63《淮南子·齐俗》："三苗髦首。"高诱注："三苗之国在彭蠡、洞庭之野。"
64《史记·吴起列传》："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65《史记·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66 见《竹书纪年》。
67 [日]古田武彦：《中国古代里单位之史料批判--以"短里"为中心》，载《中日<穆天子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2）。
68见《太平御览》卷七四引《抱朴子》。
69《古本竹书纪年》引《山海经·大荒北经》注："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
70《水经注疏》卷三十八《湘水》："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山在湘水右岸。（赵云：按巴丘山，宋人以为《禹贡》之东陵。曾彦和曰，巴陵与夷陵相为东西，夷陵亦曰西陵，则巴陵为东陵可知。又曰，沅、渐、无、辰、叙、酉、湘、资、醴水，皆合洞庭中，东入于江。是为九江。《导江》云，过九江至于东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水经》九江在长沙下隽县西北。《楚地记》云，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是也。晁以道云，洞庭九江也。胡渭曰，以洞庭为九江，始于宋初胡旦，而晁、曾从之。朱子故主其说，而力辨辨寻阳九江之非。""《禹贡·导水》於导澜下云，东汇泽为彭蠡，此湖汉九水，汉儒之所谓九江也。"
71尚仲贤《洞庭湖柳毅传书》："无非是鱼鳖鼋鼍共随从，紧拦纵，阵面上交攻，将他来苦淹淹厮葬送。"
72 见《先秦法制研究之批判》，载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篇第一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
73见杨一凡主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82页。
74《尚书·吕刑》书序："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75 《尚书·吕刑》引语："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
76《尚书·吕刑》："有邦有土，告尔祥刑。"伪孔传："有国土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77《尚书·吕刑》伪孔传："当正五罚，出金赎罪。"
78《尚书·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罪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孔疏说："检阅核实其所犯之罪，使与罚名相当，然后收取其赎。此既罪疑而取赎，疑罪不定，恐受赎参差，故五罚之下皆言阅实其罪，虑其不相当故也。"
79《尚书·吕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80《尚书·吕刑》："上下比罪，无僣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
81《尚书·吕刑》："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