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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人们到各地走走看看就会发现，中国并非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不堪，而是在努力负重前行。企业家在拼命工作，建造着一个个工厂；农民工吃着草却坚韧地建设着高楼、地铁；工人们为了微薄的工资加班加点生产着各种产品；“小脚侦缉队”在东张西望维护着楼宇社区的治安；科学家在日以继夜研发着新技术；教师们在课堂里认真哺育着下一代；知识分子在吭哧吭哧地发着核心期刊；交警在烈日或者刺骨寒风里坚持执勤上岗；基层干部或许正在酒店推杯换盏，可一旦发生险情他们又绝对是身先士卒。当然，某地的煤矿发生了爆炸、某地的桥梁发生了坍塌、和谐号不和谐、食品安全让人担忧、校车事故令人揪心、司法黑暗让人丧气、腐败官员使人痛恨，这些问题是发展的代价，也正是需要法治大展身手之处。
广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进行法治国情调研的重镇，我们曾多次前往广东明察细访，既会见高层官员，也访谈基层民众；既查阅官方文件，也搜罗民间趣闻。广东的地位举足轻重，以至一有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全国震动。广东人精于计算，善于经商，广交人脉，遍布四海。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商店购物时，“老牌帝国主义分子”见到黄种人，便问“日本人吗？”“不是，是中国人。”“哦，欢迎广东人。”可见，广东人当时就是中国人的代表，以至于在外国人眼里，广东话就是汉语了。在国内，除了上海话以外，长期以来广东话在电视上都是被取笑的语言，见面便问“在哪里发财啊？”发财是致富的通俗说法，广东人不跟你扯姓社姓资，闷头发财的劲头有目共睹。
由于毗邻香港，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历来是先行先试的试验田。2012年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简化对涉及经济、小微企业发展和民间投资的审批程序，并且授权广东省再一次先行先试。广东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大力推进法治分不开。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以后，各地的做法不同。广东省在省人大设立了依法治省领导小组，由省委第一书记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广东省人大主任任副组长，由此可见广东省对依法治省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广东省的依法治省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与领导机构的架构有很大的关系。广东在依法治省方面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例如，在立法方面，广东省充分发挥省、经济特区、较大的市、民族自治地区等立法主体的作用，加强实施性、先行性、自主性地方立法，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领域立法，并创新立法制度和方式。广东省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方面颇有心得。比如，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城乡自治组织的关系。2012年珠三角地区所有镇、街建立健全社区政务服务体系，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站建设，形成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体制。在治安方面，将治安管理与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行业管理等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服务方面，规范政府直接提供、委托社会组织提供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形成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广东还大力推进基层民主建设，重点在政府行政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广东的舆论监督也是得全国之先，各种论坛、言论批评，往往发源于广东。尽管广东省依法治省的经验还有很多，受时间、篇幅所限，本书也只能窥其一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这本书，它将告诉你，一个省级政府是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下推动依法治省事业，并取得很好成效的。
当然，我们在谈广东取得的巨大成绩时，同样不回避广东存在的问题。广东是中国改革的排头兵、试验田，基于这个因素，广东实际上是在替全国人民过雷区，风险很大。比如，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的衰退，作为中国出口加工主要地区，广东的出口贸易减少，出口加工型的经济模式面临困境。出口加工曾经是广东发展强劲的主要模式，转不转型，怎么转型，向哪里转型，可能是最近一直困扰着广东的难题。正如2012年8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时提到的，广东省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正全面进入转型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十分紧迫。
广东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管理仍然困难重重。由于出口加工企业聚集，流动人口密集，广东是全国吸收外来打工人员最多的省份之一。外来打工人员一方面为广东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可能会与本地人口产生一定的冲突，导致刑事案件高发，群体性纠纷多发，如何处理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是让广东省抓狂的问题。广东一直在大力规范村委会建设，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务公开等，民主理财、民主评议村干部等各项制度，等等。但是乌坎事件说明，人们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村务公开这样的规定必须得到严格执行。乌坎事件最后得到妥善处理是因为广东省准确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采取以“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态度，使情绪激烈的村民趋于平和，最终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乌坎事件为中国解决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
人们一般都认为广东很富裕，藏富于民，然而广东实际上也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广东的富裕地区是珠江三角洲，其财富积累速度和量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东莞有着数量最多也是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中山的一个镇甚至一个村的财政收入就远远超过了内地的一个地级市。然而，在粤北和粤西，却也有与内地贫困地区相似的情景。贫富悬殊巨大，如何缩小省内的贫富差距是广东省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广东省特别重视法学研究所的法治国情调研工作，我们在广东调研时，对广东的各级干部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大多数寡言少语，属于只干不说的类型，不像有的地方的干部，没干就“呱呱呱”地说，还说不到点子上。广东人办事一路小跑，仔细且效率很高，敢干敢为。我们心想，难怪广东发展快，原来办什么都一路小跑啊，当然比迈着八字脚只顾揣摩中央心思的地区发展得要快了。
广东省有两个领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先生，另一个则是广东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宇航先生。第一次见欧广源主任是在北京，他来开两会，因对法学所主编的《法治蓝皮书》有很好的印象，因此约见。据说欧主任讲的是“德语”，需要翻译。当然，此“德语”并非欧洲德国的德语，而是广东顺德的德语。欧主任是顺德人，自然是说顺德话。顺德是中国的小家电之乡，说起顺德的改革发展史，欧主任是眉飞色舞，然若不经翻译，堂下人大多不知所云。例如，欧广源主任说，话说当年，在顺德的时候专门负责“招商养鸡”，我心想，欧主任做基层领导时居然还养过鸡，真不容易啊，但不明白欧主任招来商，为什么养鸡啊？翻译过来，结果是，欧主任当年在顺德主政时要“招商引资”。诸如此类笑语多多，堂上堂下笑声一片，气氛十分融洽。谈到法治建设，欧主任也是妙语连珠，如他说要立“好看、耐看”更“好用、管用”的法规，不能立那些“花拳绣腿”，甚至是“劣质产品”的法规等等，给大家的广东调研工作不少启迪，是一位十分睿智的领导，很是让人尊敬。张宇航主任具体负责广东省依法治省的工作，但他原来是一位文人，且热衷于祖国的边疆建设，多次历经辛苦进藏援助援建。张宇航主任干劲十足，不仅张罗着分内分外的各项工作，说话也非常有感染力。他有一本非常好的散文集叫《心中有路》，真实地表现了一个文人的情怀和品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经请张宇航主任做了一个演讲，偌大的会场座无虚席。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小茶花”的故事。“小茶花”是一个小女孩，她的父亲驻守在青藏高原的一个兵站，小姑娘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4岁的时候母亲带她去探亲，不巧父亲去执行任务不在兵站。她便跟着妈妈上高原找爸爸。可惜，原本活泼可爱蹦蹦跳跳的小茶花感冒了，由于高原反应，小茶花的病情迅速恶化，没有看到执行任务回来的爸爸，小茶花就凋谢了。战士们忍着悲痛将小茶花埋葬在路边的一个高坡上，来来往往的军车都会向小茶花鸣笛致敬。两年后，张宇航主任再去看的时候，小茶花的墓已经不复存在，只是盛开着几朵绚丽的山花。我们的祖国正是有小茶花的父亲这样最可敬的人戍卫，才有了安宁和和平建设环境。而广东也正是有像欧广源主任、陈小川主任、张宇航常务副主任、黄慧彪副主任、黄文平处长、陈用龙处长等许许多多这样热爱广东、热爱法治的人，广东的法治进程才有了飞速发展，感谢你们。
当然，广东的法治建设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如中国的法治发展还很不完善一样。还是那句话，我们坚信，地方推进法治创新仍然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而且只要每一个地方都努力地去做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法治状况必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在为期一年的多次调研过程中，广东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惠州等广东各地市和所属区县、乡镇的同志给予调研组大力支持和配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国情广东调研基地2011-2012年度调研的最终成果。本年度同步开展了两项调研，分别是依法治省的广东模式、意义及影响和人大制度在广东的发展与完善。前者由法学研究所田禾负责，后者由法学研究所莫纪宏负责。本书集结了两项调研的成果，由多人共同完成，导论由陈欣新、田禾共同执笔，第一章和第五章由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周方冶执笔，第二章由吕艳滨执笔（法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廉天娇、郭明丽、熊金鑫参与了调研和写作），第三章由王小梅执笔，第四章和第七章由陈欣新执笔，第六章由诸悦执笔，第八章由政治学研究所王红艳执笔，第九章由翟国强执笔，第十章由李霞执笔，第十一章由刘小妹执笔。栗燕杰、曹景南、赵千羚对全书作了认真校对。全书的统稿由田禾和吕艳滨完成。
除了执笔者外，法学研究所的很多同事对法治国情调研室的工作和该课题的顺利进行给予了无私的支持，法学研究所的陈甦书记、李林所长、冯军副所长、穆林霞副所长也为我们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