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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结构可进一步优化
《草案》在增加私募基金后，将现行法律的十二章扩大至十五章，在保持现行法律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基金的运作方式和组织形式”、“非公开募集的基金”、“基金服务机构”和“基金行业协会”四章，将现行法律第五章“基金份额的交易”和第六章“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合并为“公开募集基金份额的交易、申购与赎回”。笔者认为，《草案》的这种结构安排不够科学和严谨，将有关公开募集基金的内容拆分成第五至第九章，换言之，分五章来规定公开募集基金，而只用一章来专门规定“非公开募集的基金”，把本来属于并列关系的两类基金作出如此设计，不但打破了其间的平衡，而且在逻辑上稍显混乱，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两类基金的逻辑关系。
笔者建议，将第五至第九章合并为一章即“公开募集的基金”，然后将这一章分成五节，原先的第五至第九章依次各成一节。这样设计，不但可以大幅减少章的数量，使该法不至显得过于庞大，而且可以使公募基金的专门性规定集中并统一起来，使公募和私募两类基金的并列关系一目了然，彼此呼应且独立。
基金税收需避免重复征税
《草案》第9条强调：“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依照法律由基金管理人代为缴纳或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缴纳。”其实，基金的税制安排有赖于信托的税制安排，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本身就是一种集合资金信托形式。虽然我国《信托法》颁行11年来至今尚未出台全面具体的信托税制安排，但1998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曾颁布《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明确了基金营业税、印花税和所得税的问题。2001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再次颁布《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61号），对基金的营业税、印花税税收优惠作出规定。这些年来，虽然学界不断呼吁信托税制的构建，但至今仍无明确结果。《草案》对基金税制问题作出安排，本身是一大进步，但仍需等待出台新法予以明确。笔者认为，与其将基金税收问题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处理，不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此次修法中一并直接作出相应规定。从基金税制应有的内容看，应将重点放在基金本身作为纳税义务人的问题上。在现有税种中，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涉及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问题。笔者认为，为避免重复征税，按照信托导管原理，在基金收益被分配给受益人时，应避免增加受益人的纳税负担，受益人可免于被重复征税。对于基金财产在信托关系人之间的移转和处分，不适用有关“视为销售”的规定，即应免征营业税。对基金合同和营业账簿等文件，如果在设立阶段已经缴纳印花税，则在基金变更受托人或基金结束时应免征印花税。
笔者建议，将第8条改为3款，第1款规定：“基金投资所得，由基金管理人依法缴纳所得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取得相应投资收益时免征所得税。”第2款规定：“下列情形中，基金财产的移转或处分免征营业税：（1）因基金成立，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2）基金关系存续中受托人变更的，原受托人与新受托人之间；（3）因基金设立行为不成立、无效、解除、撤销或基金关系消灭时，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第3款规定：“基金合同、基金账簿等文件的印花税，由委托人和基金管理人在基金设立时缴纳，基金管理人变更或基金终止时免征印花税。”
强化基金合同的公示力
《草案》第50条规定：“设立基金应当由受托人制定基金合同，投资人认购、申购基金份额，视为接受基金合同。基金的投资人应当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履行出资义务。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应当承担补缴义务，并对其他投资人承担违约责任。”该规定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受托人制定的基金合同属于格式合同，投资人并不需要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投资人的认购、申购行为即属于承诺行为，视为接受基金合同。实践中，很多投资人在认购、申购基金时，因为缺乏相关法律知识而不知悉基金合同的存在，甚至不了解基金合同的内容，合同中对投资人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规定，均单方面体现受托人的意志，这样可能使投资人陷入欺诈或重大误解，进而损害其权益。因此，《草案》应强化基金合同的公示力，规定基金受托人的提示注意义务，并在相关场所提供纸质合同文本，以便于投资人及时查阅和了解其内容，慎重作出投资选择。其二，投资人认购、申购基金份额，只是与受托人之间建立了信托关系，与其他投资人之间并无信托关系，因此，《草案》规定让投资人对其他投资人承担违约责任缺乏根据。
笔者建议，将《草案》第50条改为：“设立基金应当由受托人制定基金合同，并在相关场所置备纸质合同供投资人查阅，投资人认购、申购基金份额时，应对接受基金合同约定进行签字确认。基金的投资人应当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履行出资义务。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应当承担补缴义务，并对受托人承担违约责任。”
此外，《草案》维持了现行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制，并未对其中的监管权作出新安排。笔者认为，这样不利于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专营和兼营机构开展公平竞争，不利于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在信托混业经营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笔者建议通过此次修法整合监管资源，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将信托业监管权集中于一家监管机构行使。整体规划、统筹兼顾应该成为今后金融立法中坚持的首要原则，减少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是提高执法和司法效率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克服新法与已有法律之间的不协调，消弭前后法律规则间无谓的侵蚀。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15日第A-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