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作为法学系的教师代表来参加我们同学的毕业典礼。首先，我代表我们法学系的全体教师，对同学们经过艰苦的，而且应该说是顺利的学习，完成了学业，表示衷心地祝贺！

作为老师，想在毕业典礼上说的话特别多。和同学们一样，我也做过学生。我做学生的那个时候，会有罗大佑的《童年》的歌词所表达的心情：“只是在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还没有念”，但作为老师，就像每一个想尽责的老师那样，总是到了学生毕业的时候才感到好多该说的话还没有说。但是时间很有限，给我的时间只有六分钟。六分钟能说什么呢？有那么多想说的话。我想，我就说一点自己从事法学研究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感想。1978年我进入法律系学习时当然还称不上是研究，但从1982年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说是从事法学研究了——那么，从那个时候算起，到现在已有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来感想有很多，我想谈其中的一点感想。这个感想是源于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我想简单说一下。

我们知道，无论是在1982年我刚开始研究生的学习的时候还是在今天，我们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主要是提出理想。这么多年，理论界曾提出许许多多的理想：尊重与保障人权、完善刑事辩护、非法证据排除……在进行研究时不断提出理想并且论证其价值，但是，若到了为立法机关提供法律建议的时候，即使我们这些怀抱理想的理论研究工作者，通常也会考虑到各种各样的现实可能性，要对理想打个折。比如，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立法建议时，会将非法证据予以区别对待：像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就不能如同非法言辞证据那样，对其排除会打个折——变成酌定排除。我们提立法建议时对理想会打折，但这种打折还只是开始，到了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时候，学者们提出来的立法建议，因为各种现实因素而会再次打折。立法之后，像刑事诉讼法这样的法律，其执行通常都要通过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会规定条文数量超过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在司法解释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学者们开始提出的理想又一次被打折。但是，打折还没有结束。在司法实践中，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在一些案件当中，理想会被再一次打折。经过如此的打折，以至于在有的案件当中，我们仔细看，会发现理论界最开始提出的理想很难找到了。

当然，我要跟同学们谈的感想，不是基于这么一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是沮丧，很沮丧：理论研究辛辛苦苦的努力，怎么在实践中会是这样子呢？在毕业庆典上，这种沮丧的情绪很不适宜。我要讲的是另一种感想——基于另一个事实的感想。刚才所说的还不是事实的全部。我想告诉同学们，事实还有另一部分，那就是回首以前，再看今天，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当初甚至不敢谈的理想，现在敢倡导了，像尊重和保障人权；还有的当初只是在理想层面上做的设计，现在我们制度层面上也有了规定，像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甚至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也开始有了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也就是说，回首这三十年，可以发现，最初的理想在悄然地、逐步地实现。对这个事实，我们当然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以为这都是我们理论界努力的结果。应该看到，这是社会中追求公平正义的力量、国人追求法治的努力的结果。当然，我认为，这是我们法律人的责任。因此，我要说的一个感想就是，法治的进步，作为功劳，我们不应该去抢，但是，作为责任，首先应该由我们承担，我们法律人应该坚守法治理想而不断努力。希望同学们毕业之后，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作为法律人，要为我们共同的法治的理想，为我们国家实现完全的法治国的理想，而努力、而奋斗。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