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的孟心史（森）先生
字号:小
中
大
由于孟森先生史学（尤其明清史学）方面成就甚大，历来深受学界推崇。然观其一生，行年七十，而其在大学里面较为集中地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著述的时间不过十年左右。若以1913年孟森先生发表《朱三太子事述》作为涉猎明清史研究之始，至其1938年初去世，亦不过二十余年。如此算来，则孟森先生尚有四五十年时间没有"专一"从事史学研究。以往对于这四五十年时间孟森先生的行为事迹、思想状态，一直缺少详尽的了解。即使在孟森逝世之时，世人对其盖棺论定，多半就已将其视作一位著名的史学家而已，可惜其早年的事功业绩早已被史学大名所掩盖了。
笔者近年从事孟森先生政论文和政法著译方面的文字整理工作，着意搜集孟森先生早年政治社会活动之内容，并欲为将来撰写一完整传记作资料储备，其间略得窥见孟森先生早年行迹之"雪泥鸿爪"。在此谨将孟森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事迹行为简单揭示如下，以为辛亥百年之纪念。
清同治七年（1868）闰四月初七，孟森出生于江苏常州。宋德祐年间，亚圣第五十二代孙孟性（字太初，号养静）以教职迁居常州，自后世居此地。孟森为孟子第七十世孙，本生父名文镳（1832-1884），字骏誉，原配韩氏。咸丰十年（1860）四月，太平军攻入常州，韩氏罹难。继配张氏，育有三子：孟森、孟昭常、孟鑫。
孟森先生"自幼负大才，拓弛不羁，有轻狂之名。累应有司不得志，其所制举文逼近天崇。尝言：海外擅此艺能名家者，如康有为、郑孝胥、张謇、刘可毅辈，不满十人，而我则未遑多让。"1 据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所记，光绪十七年（1891）江南乡试时，孟森偕二弟孟昭常一同前往应试。在考试前，孟森自信满满，以为必能考中。但是，由于二弟孟昭常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考试，于是孟森便告诫其弟，要其在考试结束前，先将考卷交兄长过目，待修改后再上交。待交卷前，孟森果真前来，乃将二人之稿调换。结果，当年孟昭常中举，孟森因为掉用的是孟昭常的原卷，却名落孙山。
三年后，孟森再次参加乡试，偕三弟孟鑫前往。在考试前，孟森仍旧告诫三弟，要其将考卷拿来，先请兄长过目、修改，才能交卷出场。孟鑫则表面上答应，及至进入考场，写完草稿，便誊清于正式考卷之上。等孟森过来调换考卷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怏怏而去。然而，这次考试的结果很出人意料，孟鑫用自己的原卷得中副贡，而孟森再次没有中举。经过上面两次考试，虽然孟森都没有考中，但孟氏三兄弟的乡闱轶事流播全邑，"三孟之名因以大噪。"2
孟氏三兄弟中，除孟森外，其余二人也都属出类拔萃。二弟孟昭常（1871-1918），字庸生，"沉潜好学，博览群书，通知大意，不屑屑为投时干禄之文"。年逾三十，与兄长孟森一同游学日本，"研究经济、历史、政治、法律诸书，慨然有用世之意"。归国后，加入预备立宪公会，提倡君主立宪，主办《宪志日报》。后为资政院民选议员，议场内外，词锋锐利，名重一时。武昌事起，推动"十九信条"出台，昭示立宪大纲。又与汤一鹗、张家镇等人于上海等地发起商事习惯调查，积极推动近代中国商事立法。入民国后，出任商部佥事。1917年9月，调任黑龙江实业厅长，于东北兴殖边地，开发实业，设立贸易公司，外争利权。著述有《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公民必读初编》、《财政渊鉴》等多部，并有时政论文数十篇，在清末政坛影响甚巨。三弟孟鑫（1875-1895），字潮生，光绪甲午科副榜贡生。"天才绝异，更胜于其兄。年十五应童子试，列第一名。……染疫卒，年仅二十有一"3 ，时人惜之。
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两年后，孟森进入南洋公学，先是受聘为该校教员，后"以顽固自负，对校中课程多所訾议，教务长见之不悦"4 ，乃转入该校附设之译书院，担任译务。这一时期，孟森主要翻译的著作有：《日本宪兵制提要》、《步兵操典》等书，并由南洋公学译书院正式出版发行。在《日本宪兵制提要》译序中，孟森言道：
宪兵之设，所以约束海陆军人而辅警察之不足。其制始于欧洲，日本明治十四年仿行之，厥后屡有损益。今观其服务细则及服务细则施行章程，均各有数十款，盖规模颇备矣。夫以欧洲各国兵律之严如彼，而日本之力行西制，修明军政又如此，而其兵士仍不免有所非违。至劳国家未雨绸缪，虑为警察所不能禁，而必以宪兵济之，亦足见治兵之难，而卫民、扰民之利害适半也。国家当物竞大炽之时，势不能不增兵自卫。而欲别谋补救之方，以期有利无害，则舍此宪兵一法，道将何从？萃泰西十余国之谋虑，竭日本二十余年之经营，以成斯制，凡有志兵事者，乌可不留意也。5
在《步兵操典》的译序中，孟森则言道：
明治维新，修饬军政。其陆军先师法兰西，至二十年更采用德意志法，于是成各兵操典。然步兵一种，初无后篇，屡经修订，始成今本，可谓择之审矣。能与规矩，不能与巧学，事皆然而兵尤甚。使徒泥成法，以为教练，检谱角觝，何当实用？然如苏轼所谓"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则又任天而不任人，亦为苟且之计。试观近日兵学之进步，果取不学无术之子，委以军旅之事，其尚能如昔日之幸胜耶？是书后篇所以谆谆于指挥官之权任也。孙子曰"将弱不严，教道不明，曰乱"，然则练将之道，其可忽乎哉？其可忽乎哉？6
以上孟森所翻译之兵书，不仅在当时产生积极的影响，更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甲午之后，国人震于中日战争中的惨痛教训，急切地想知道日本所以战胜的根由，乃汲汲于翻译日本的兵书战策。这与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以及此后一段时期洋务运动对于外国军事的探知学习有所不同：（1）前此的探知学习，较为粗浅和表面，更多地在于仿制军事武器本身，此时则已进升为对于外国军事制度的探知和学习，认识到外国军事强盛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更在于良好的军事组织制度；（2）前此的探知学习对象是西方列强，此时探知和学习的关注点却集中在东洋近邻--往日一贯被忽视的"蕞尔小国"，已然一跃成为军事强国，并给予老大帝国重重一击，促使其从沉沉睡梦中惊醒。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奇怪：孟森此前接受的是旧式科举教育，并未有过留学背景，怎么就能够翻译日本兵书呢？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当时的日语与现代日语有所不同，其中有很多"汉字"在内，较易使人"望文生义"。对于一些日文书籍，像孟森这样具有一定知识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大致是可以猜悟到一些内容的。当然，日语和汉语有些字形虽然相同或者接近，但毕竟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文义还是有所不同的。但在中国急需了解东洋、学习东洋的背景下，有些语义的歧出容不得细细辨别，囫囵吞枣亦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孟森在从事日文兵书的翻译工作时，实际上还有两位重要的人物在帮忙把关。一位是日本人稻田新六。先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盛宣怀通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官小田切推荐，聘任日本陆军大尉稻田新六，作为南洋公学译书院翻译兵书的顾问。一位是闽县郑孝柽。郑孝柽是郑孝胥的胞弟，曾在中国驻日本神户总领事馆管理留学生事务，旧学邃密，兼通日文。孟森在进入译书院后，即在稻田新六和郑孝柽的帮助下，从事翻译兵书的工作。三人的大致分工为：孟森先据日本原书进行翻译，后由稻田新六负责校对日文部分，再由郑孝柽全面覆校日文和中文。因此，我们在当时孟森翻译的几部兵书卷首，经常会看见"阳湖孟森译述，日本稻村新六校订，闽县郑孝柽覆校"的字样。在孟森翻译日文兵书的过程中，孟森不仅初步掌握了母语之外的一种外国文字，更通过翻译工作，接触了不少新学知识，眼界较以往更为开阔，为将来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经济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孟森在和郑孝柽的接触过程中，对于郑孝柽的胞兄郑孝胥有了一定的了解，或者说，充满了向往和钦敬--或许还通过郑孝柽建立了二人最早的联系7 ，成为二人三十余年间深厚交谊之开端，更为孟森1905年的广西之行做了直接铺垫。
光绪二十七年（1901），孟森进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并任师范馆教员。这所南菁书院始建成于光绪九年（1883），由当时江苏学政黄体芳倡议，并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支持，属于洋务运动的产物。此书院以"中体西用"为宗旨，新学、旧学课程兼而有之。当时清朝政府兴办洋务、改革自强运动方兴未艾，孟森受此影响，于制艺应举之外，不断涉猎有关时务的书籍，自谓"稍稍窥见学术、事功、文章、经济之蕲向"。8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孟森做出了一个不平凡的举动，远赴广西，考察边情。先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清廷允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奏请，著派郑孝胥率湖北武建新军调防广西，驻守广西龙州。在广西龙州任上，郑孝胥励精图治，统御有方，革除地方积弊，兴利去害，深得地方百姓和官员称颂。然而，郑孝胥身怀大才，却文人习气较重，十分洁身自好，在政绩渐彰之时，三番五次上奏辞官，意欲急流勇退，终老山林。据郑孝胥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所记日记，郑之求去实有深层次的原因。其中记载其与夫人（中照）的"戏语"道：
吾今年四十六，得弃官归田，便可作一生收束，列传、行状皆可预作。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虽埋头十年，至五十六岁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生，照耀一世。是吾一世之人作两世之事，岂不绰然有余裕哉？9
上段文字中，郑孝胥使用"洁身去乱"四字概括其弃官归田之举。言外之意，郑之求去，乃因国事纷乱，治丝而棼，无可奈何，为求洁身自好，不得不出此举。然则，揆其去职之后的规划，可知郑孝胥仍存有相当的济世情怀。"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这样的话，说得有些勉强，也不无遗憾。"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虽埋头十年，至五十六岁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生，照耀一世。"后面这句话，方才道出郑的心思--遇有豪杰之士，则仍欲乘势而起，发奋作为。观其"出任天下事，依然如初日方生，照耀一世"数语，表明郑不仅对自己的才能充满自信，更对未来充满无比的憧憬和向往。总之，郑之求去，虽尽力做出消极避世的样子，却无法掩藏其积极救世的锋芒。
孟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广西之旅。前面谈到，在孟森与郑孝胥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关系人，就是郑孝柽。孟森的这次广西之旅，也有赖于郑孝柽的居间作用。据郑孝胥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二日（1904年10月30日）日记，"得柽弟八月廿九、九月初二、初七三信，云幼点当来龙，孟莼孙亦愿来"。10 可知，孟莼孙是通过"柽弟"即郑孝柽向郑孝胥传递信息的。及至次年二月初三日（1905年3月8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又记道："天下皆知余将去龙州矣，孟莼孙奋然浮海来游，亦奇士也"。11 由此可见，孟森此次广西之行，就连郑孝胥本人，也殊出意料之外。
此前关于孟森1905年广西之行的资料，除《郑孝胥日记》中的零星记载，以及孟森亲手编纂的《广西边事旁记》外，鲜有更为丰富和直接的材料。2010年孟森先生家属将珍藏多年的大批孟森先生遗稿捐给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很幸运地，其中就有两册这次广西之行的日记--名为《粤行随笔》12 。这两册日记，完整地保存了孟森这次广西之行始终经过，不仅为撰写孟森先生的传记填补了一段重要的历史空白，更因为其中记载了大量清末广西边政、军事、社会、人文等资料，成为研究清末广西地方政治、社会史的珍贵史料。下面，谨结合几种史料，概括介绍孟森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作为。
据《粤行随笔》所记，孟森于当年正月初十日成行，两日后抵达上海。在上海停留半月有余。停留期间，张元济曾于正月十六日前来找孟森晤谈学务。孟森一方面为张元济兴办学务、造就人才的主张所感染，另一方面，他很为当政者（尤其工部局）不务实学、"反图狡赖"的做法感到愤慨，情殷之处，"涕泗泛澜"。待其返回寓所后，同寓之杨志纯13 将赴济南，临行索诗。孟森纵笔书写七律一首答之，诗云："青丝白马尘氛亟，清酒黄龙信誓坚。四十年来天地闭，八千里外路途偏。陆云善笑唐衢哭，盛六生儿郑九怜。怅望千秋一搔首，虎头燕颔事何年。"14 其中，"四十年来天地闭，八千里外路途偏"、"怅望千秋一搔首，虎头燕颔事何年"等句，袒露了诗人对于时事的感怀，希望早日盼来"虎头燕颔"的一刻，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正月二十八日晚，孟森与郑孝胥派来迎接之督带钟建堂等人一同登上德国禅臣洋行的龙门船。次日上午十点钟，船始开行。二月初二日，船抵香港，稍事休整。次日上午十点钟，船又开行。此前，督带钟建堂已给郑孝胥发去电文，告知行程，郑则派人驱牛车至越南同登迎接。在孟森尚未抵达龙州之时（3月9日），郑孝胥特书一联相赠，联云："空余鲁叟乘桴意，思与高人对榻论。"15 二月初五日（3月10日），孟森一行抵达海防。次日午后四钟，抵达行台。初九日夜晚，郑孝胥宴孟森等人于梅厅。
关于孟森此行目的，以往的看法基本认为，孟森乃是应郑孝胥的邀请，被聘为"记室"，即幕友。如今透过孟森这一时期的日记《粤行随笔》，我们可以发现，孟森之所以1905年作广西之行，其中至少还有三层含义。试初步分析之。
第一层，出于对郑孝胥的崇拜，意欲更深地结交郑氏。前已述及，在孟森与郑孝胥结识之前，孟森早与郑孝柽结识，并有合作往来。根据吴相湘的说法，"1894年郑孝胥自日本游历回国后的言行尤使孟先生感动"16 。然则，揆诸郑孝胥日记，在1903年孟森给郑孝胥写信以前，并无二人订交之记录；乃至在此之后，直到1905年3月10日，郑孝胥与孟森未见面前，凭其手书对联中"思与高人对榻论"一语，似可推定，在此之前，孟与郑并未曾见过面。基于此，孟对郑充满倾慕，郑则对孟视作"奇人"、"高人"，皆有相识交往之意愿。所以，经过郑孝柽的牵线搭桥，孟森终于在郑孝胥即将离开广西之前，成就了此行。
第二层，孟森广西之行，进入郑孝胥幕府，不无解决生计之考虑。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出人意外。但我们可以从当年四月初七日的日记中略得窥见其隐衷。当日日记云：
家中小儿苦不得肉食，约以今日吾生日烹一（雌）〔鸡〕，餍饫之，未知行否。书二绝，留问之。"斟酌贫家学大烹，老饕借我以为名。闺中屡看鄜州月，数到今朝属餍成。""特杀居然享只鸡，终年不负耐盐齑。扊扅未用炊应就，自问犹胜百里妻。"17
孟森出生本在同治七年（1868）闰四月初七，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并无闰四月，因此孟森即以当年四月初七为生日。在生日那天，孟森想起了"家中小儿"18 。因为家中小儿很难吃到肉食，临行前，孟森与儿子约定，在父亲生日当天，可以杀一只鸡来大快朵颐。但不知远在吴中的母子是否果真照此约定，烹杀一鸡？感时伤情，孟森为此形诸文字，作绝句两首。其中"斟酌贫家学大烹"一句，足以揭破孟森家庭经济的艰窘状况。再据孟森当日补记，"京卿见此诗，（醉）〔酬〕以湘冰酒一瓶，云为生日纪念"。可见，郑孝胥对于孟森的境况也不无关心。
第三层，孟森1905年广西之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即考察边情。在《粤行随笔》中，孟森记录了大量关于广西（尤其龙州）历史、地理、人文、社会等方面的资料。除此以外，他对当时中国西南边境中法外交之事颇多关心，与郑孝胥及其下属经常讨论，甚至还将当时新翻译出来的法国驻越军政编制、官阶、衔名全行抄录。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孟森根据郑孝胥在广西任内积存的文牍编写了一本《广西边事旁记》，为当时乃至后世考察西南史地、军政情况提供了难得资料。
然则，考察边情并不是孟森的最终目的，他所思考的是更根本的政治问题。这可以从当年二月十九日的日记中明显看出来。其中有一长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谨录如下：
读唐人文，衡、永之间，已称瘴疠，因思北方之寒苦，南方之瘴疠，其界限渐推渐广。声教既及，寒苦者可以和燠，瘴疠者可以洁清。惟寒苦由于天度，难尽变革，瘴疠由人事之不修，但患不施功耳。土人惟不足以有为，王化不及，则獉狉于瘴疠之中。王化既及，即若江南岭表，古时所谓瘴疠者，其已事也。昔时四境獉狉之众，逢大有为之朝，必收开拓之功。若遇到苟安之世，亦极而至于小之劫夺而已。今有强者四面相挤，此等獉狉之屏蔽业已尽撤。其先沾彼化者，反尽同于彼族，日以我之堂奥，与彼相见。彼此将竞较政体之优劣，以为得失。欲收吾坐临四裔、守在四夷之故见，以制列强，非理道之有逊，所难者，立法、行政、议制之权尽合于一，兴利不勇，除弊不速耳。以是之故，吾政体常劣于彼。然彼究不能以待昔之四裔者待我，此则古来之声明文物，并吾人之智慧勇敢，原无不及彼族之处，而或且胜之，惟三权不分，举动未能灵便。以人与人相较，不见为绌，国与国相较，则瞠乎其后。欲图强，先议政体。自考察边情以来，益觉持之有故，自信非妄矣。19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孟森发现古往今来中国边境伸缩，有一奇特的现象："逢大有为之朝，必收开拓之功。若遇到苟安之世，亦极而至于小之劫夺而已"。但在清末，形势已然大变，列强环伺，"欲收吾坐临四裔、守在四夷之故见，以制列强"，并非道理上讲不通，而是难在中国的"立法、行政、议制之权尽合于一"。归结一点，就是中国的政体不如列强，没有实现"三权分立"，举动不灵，导致"兴利不勇，除弊不速"，道理通而实不至。因此，孟森坚持认为，中国欲图强，必先议政体。这次广西考察边情的经历，更坚定了心中的想法--"自考察边情以来，益觉持之有故，自信非妄矣"。
通过上面这段文字，我们还发现，孟森先生对中国的富强和前途命运充满关心，很早就具有了改革政治的想法。他的1905年广西之行，实际上就是他考察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古今中西的纵横对比，考察分析，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固有政治体制的弊端，看到了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前景，应该向列强学习，取长补短，采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革故鼎新，发奋作为。我们也发现，孟森所谓的"立法、行政、议制"三权，不同于后来的通说"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议制权和司法权明显不同，前者更属于政体的范畴，后者更属于法律的范畴。因此，孟森尽管主张"三权分立"，但他当时的理论知识是存有一定局限的。不管怎样，孟森能在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旨以前，清醒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之弊端，并提出颇具宪政色彩的观点主张，究属那个时代的思想先锋。这也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孟森会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发挥积极而突出的作用，并在民国初年为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竭力奔走？答案很简单，孟森早就认同和掌握了民主宪政的精髓--三权分立，并愿意和敢于为中国的民主富强和政治改革舍身奉献。
话说回来，在广西时期，孟森除与郑孝胥等人的诗书交游、吟咏唱和外，考察边关情势，参与边事机谋的筹划，是其基本内容。在《郑孝胥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郑、孟二人关于政治、外交、学术等方面多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另外，孟森根据郑孝胥"公私笺奏、函牍、批答"等内容整理编纂的《广西边事旁记》，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其中既有对郑孝胥整饬边事的褒扬，更借助孟森的生花妙笔，记录下来清末广西边事的一段信史。与此同时，在《粤行随笔》中，孟森与郑孝胥讨论边政机宜的内容也相当多。孟森撰写的《龙州学社开社记》，既收入公开出版的《广西边事旁记》，更被孟森全文录入《粤行随笔》，而且后者署有明确的日期（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朔日）。另有一篇《武建军资念塔记》，也是孟森撰拟。以上二者，皆属孟森在郑孝胥幕府中所撰之文，颇能体现孟森早年学养之水准。
在上述基本活动内容之外，一方面，孟森的思想境界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孟森的历史考据功夫已经初步显现。先言前者。孟森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很大程度来源于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但也有郑孝胥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诸如对于新式学堂，孟森在日记中自谓："往居学堂林立、课本纷陈之地，略不措意，虽勉入其中，意常谓此事非为我辈设。"20 但在与郑孝胥畅谈"新旧学派"之后，思想大为开通，认为新学实有过人之处。经过若干时日，孟森对郑孝胥充满敬佩，他在日记中记道"每日与京卿纵谈，恍然于故纸堆之外，别领略一种名臣风采"；乃至听闻郑孝胥的风流韵事后，孟更为之倾倒，誉郑为"风流人豪"。21 三月二十二日晚上，孟森闻郑孝胥纵论法律，"欣然决游学日本之意"，由此引申出孟森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之举。可见，郑孝胥对孟森的思想、行为影响至为深远。
另一方面，孟森的史学才能很早就显出天赋。诸如他对崇祯朝政的批评，其于日记中记道：
阅饶氏《明宫词》至崇祯朝，辄信亡明之必不能挽也。思宗能察太官物价之浮冒，然无拔除宦官宫妾之念。帝后日夜闻警报，乃见伶人演避贼状而惊泣，以茹素为忧勤，并非卧薪尝胆之意，乃欲以此求福佑。深宫之中，日夜作痴儿騃女情状，知帝后为天下受欺之人，而不思跳身于欺治之外，则与餐肉糜、问官蛙者何异？楚囚相对，谓之忧国，指摘物价，谓之聪察，迷信鬼神，谓之遇灾而惧，以此庸才而欲拨乱，其可得乎？熹故顽童，思亦婢媪之见，其所以致此，历代风俗，不能无过。三代以下，以翦除魁杰之意防天下，以保抱婴儿之法爱子孙，愚天下不足，愚子孙有余。千年来，一丘之貉，可哀也已！22
另外，孟森所考证关注的史事并不局限于明清易代之际，视野相当宽阔。诸如他对南唐李后主大小周后之事的考证，精当深入，论理充分，十足是一篇精致的考据文章。谨录如下：
见饶智元《十国杂事诗》注引《江南录》："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后主宛转避之。"徐骑省《江南录》原书已佚，饶所据乃由他书转引耳。详原文，亦本非暧昧事。入宫数日，命妇故非一人，太宗虽非盛德，何至为金海陵之所为。小周后自后主死，即以哀卒，出宫泣骂，要犹是亡国之戚近之使然。徐铉作《江南录》，《王荆公集》称其不言旧君之过，得《春秋》臣为君讳之义。若小周后当时果有丑声，铉必不忍入录。且太宗果渔色，何不可夺而有之，乃必命妇班觐时纵欲乎？太宗淫于班觐之命妇，又不敢显夺，则岂不以为惭德？铉之《江南录》奉太宗敕撰，以太宗所惭而着之，铉其敢乎？ 铉于淳化二年以女尼道安累，贬静难行军司马，以南人不屑御中原毛褐。静难军，治邠州，地寒，遂以寒疾卒。《江南录》之成，自在太宗中叶，铉敢录小周后事，正可证太宗之无暧昧。乾德二年，周昭惠后之殂，小周后幼，不知避嫌，陆游《南唐书》载其事，则其时最大不过十六七。至太平兴国三年，后主殁时，后不过三十耳。盛年毁卒，正是李唐才子佳人本色。后主牵缠情爱，不殉社稷，仅仅保一妇人，乃并欲加以污名，于情何安？汉高不妨容辟阳，李主必不甘污周后。饶据"野获编"载，书本有熙陵幸小周后，图刻画秽亵。夫图，密戏者，何所用其征实？饶乃缀为秽词，诬宋太宗，诬李主夫妇，无识甚矣。宋理宗谢后，以绍定三年庚寅册立，阅四十七年，德祐二年丙子降元。后人以汪水云诗"谢后已叨新圣旨，谢家田土免输粮"，辄谓谢太后又有晋羊后之辱，殊不思其为七十老媪也。书生好奇，遂举古开国之君，偶以小仁小义自诩盛德者，亦必以不肖之心度之。饶于小周后事，亦其类也。书此斥之。23
因为郑孝胥几次请辞，清廷著派庄蕴宽（思缄）接替龙州兵备道一职。由于孟森在郑孝胥幕府下面的突出表现，加上常州籍同乡的关系，庄蕴宽特别向郑孝胥提出，希望请孟森留下来，继续佐理政事。但似乎孟森当时并没有接受庄蕴宽的邀请，而是于当年九月，随着离职后的郑孝胥回到上海，开始作留学东洋的准备。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七日（1906年3月31日），孟森偕二弟孟昭常一同登上了赴日的轮船，郑孝胥特为登船相送。24 抵日后，孟森进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科目。这所东京法政大学的创办人是著名的民法专家、被誉为"日本民法之父"的梅谦次郎博士。出于为清国政府培养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方面人才的目的，经早期留日学生范源濂、曹汝霖等提议，与梅谦次郎当面协商联系，并经当时驻日公使杨枢从中斡旋，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于1905年初专门设立了法政速成科。该法政速成科虽然存在仅三年，但对清末乃至近现代中国影响甚大，曾经在该速成科学习的政学两界精英不胜枚举。荦荦大者，如宋教仁、汪精卫、沈钧儒、居正（国民党元老）、汤化龙（曾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长）、古应芬（曾任广东法政学堂编纂、广东谘议局书记等职）、张一鹏（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朱深（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余绍宋（北洋政府司法次长）、孔昭焱（北洋政府司法次长）、恩华（北洋政府司法次长）、蒲殿俊（四川谘议局议长）、刘春霖（1904年状元）、朱汝珍（1904年榜眼）、商衍鎏（1904年探花）、夏同和（ 广东法政学堂监督）、张知本（同盟会支部评论长）、邵章（湖北法政学堂监督）、程树德（清末法部主事，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等。
根据目前留存下来的东京法政大学讲义录25 ，我们可知当时该速成科的课程主要包括：法学通论及民法、商法、国法学、行政法、刑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裁判所构成法及民刑诉讼法、政治学、经济学、财政学、警察监狱学、西洋史、政治地理。当时担任法政速成科教习者，诸如梅谦次郎（东京法政大学校长）、冈田朝太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刑法学专家，曾参与清末刑法典的起草工作）等人，皆为日本法学名家。孟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新学知识，尤其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新理论。后来，郑孝胥赠孟森诗中有云"观君非世士，新故巧吐纳。读书兼读律，撮要及名法"26 ，诚非虚语。
在日本留学期间，孟森还参与发起了《法政学交通社杂志》，并在上面发表论文，阐扬自己的法律观点。在光绪三十三年三月《法政学交通设杂志》第四期上，孟森有一篇长文《公司注册章程诠释》，不仅契合郑孝胥"新故巧吐纳"的评价，更代表了留日期间孟森的法律专业水平。试简介如下。
该文主要针对1904年清廷颁布的《公司律》和《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十八条》而发。在文章开始处，孟森阐述了他对修订新律的几个重要观点。首先，他将从事法学者分为两种，一则为译，一则为著。"为法学者致力之处有二，曰译，曰著。译他国之书，以与本国之书相比较，而后知所取舍，其效极大，要犹是述者之事耳。本国有法，贯串之，补苴之，纠正之，是必淹通他国之法，又寝馈于本国之法，而后举而措之，悉由心得，此则作者之列矣。"其实，孟森所谓的"译"，更为确切的表述是"译述"，意即：在基本遵照外文原作的基础上，用本国语言叙述而成，适当参以己意，并非是严格的翻译。然而，译和著相较，孟森更看重的是后者，认为著作是更高的阶段，只有"淹通他国之法，又寝馈于本国之法"，方能运用裕如，从事创作。孟森此说，已然跳出中国固有法律的窠臼，具有了比较法学的开阔视野。揆诸《公司注册章程诠释》一文，孟森所运用的叙述、论证，乃至批评，皆是在对比参观东西方法律的基础上做出的。其次，孟森坚持认为，在修订法律过程中，既不可顽固保守，闭目塞听，也不可妄自菲薄，纯以外国之是非为是非，而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孟森言道："吾新律大致有所本，诚未可以其不同于日本，而遂疑吾立法者。"27 其三，孟森在文中，不仅表现出对于商律（商法）的重视，更对宪法、法治等学说深度认可，乃至视之为普遍标准，用以衡量新律的得失成败。
在孟森这篇早期的商法学专业论文中，他运用近现代商法学知识，尤其参考日本相关商事立法，对《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十八条》逐条做了诠释和批评。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孟森经过法政大学的学习，对商法（商律）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研究，已经可以较为熟练地运用商法理论知识，分析中国的商事立法问题。不惟如此，若将这篇专业性极强的法学论文，与孟森回国后参与商事习惯调查活动，乃至其本人对于兴举实业的毕生兴趣关联起来，纵观之下，我们可以说，孟森对于商法、商业的关注一以贯之。究其实际，乃是对于国民生计的关注，孟森希望通过市场和法律的手段，为中国的商业运营发展提供一种规范和规则，使中国的商业发展走向正轨。
孟森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保持着与国内的联系。我们在1906年4月至1907年5月之间的《郑孝胥日记》中，经常可以发现孟森与郑孝胥的通信记录。在一般的通问致意之余，想必孟森会将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所见、所思形诸文字，向郑孝胥汇报，以资探讨；郑孝胥亦一定会予以答书，投桃报李。然而，就在孟森回国之前，国内政治形势已然发生重要变化。
注释：
1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孟森传，常州旅沪同乡会，民国三十三年。
2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孟森传。
3 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孟森传。
4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孟森传。
5孟森译述：《日本宪兵制提要》，译序，清末铅印本。
6孟森译述：《步兵操典》，译序，清末铅印本。
7据《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2005年）载，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即1903年11月30日，郑孝胥在日记中记云："夜，答孟森、章兴二书。"（第二册，页916）可知，孟森曾在此之前致书郑孝胥。再则，翻检《郑孝胥日记》第一册，关于孟森的纸面记录，亦以此条出现最早。因此，孟森与郑孝胥的交谊似乎始于该次通信，而郑孝胥的胞弟郑孝柽则成为居间之"冰人"。
8孟森：《先考妣事略》，《毗陵孟氏六修宗谱》，民国十七年。
9《郑孝胥日记》第二册，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页975。
10《郑孝胥日记》第二册，页962。
11 《郑孝胥日记》第二册，页981。
12 该日记名为《粤行随笔》，实为孟森先生光绪乙巳年正月初十至九月十七日（即1905年2月13日--10月15日）两册手书日记。此一期间，孟森先生由上海赴广西龙州，入龙州兵备道郑孝胥幕府，访察边情，参与戎机。后因郑离任，广西之行随即结束，日记亦于焉终结。龙州古属百粤之地，是书因而得名。
13 疑即为杨志洵，字景苏，无锡人。光绪经济特科，留学日本，著名翻译家。曾与孟森合作翻译《日本军队给与法》，钱钟书夫人杨绛之祖父，曾为胡适中国公学时期的授业师。
14《粤行随笔》，乙巳正月十六日，孟森手稿。
15《郑孝胥日记》第二册，页981。
16吴相湘：《我的业师：孟心史先生》，《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1962年。
17《粤行随笔》，乙巳四月初七日。
18按照年龄推断，此中"小儿"当为长子孟心如。
19《粤行随笔》，乙巳年二月十九日。
20《粤行随笔》，乙巳年二月十五日。
21《粤行随笔》，乙巳年二月十六日、三月十三日。
22《粤行随笔》，乙巳四月廿五日。
23《粤行随笔》，乙巳四月廿二日。
24 参观郑孝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日日、八月十一日日记，最初同行者还有顾赓吾，但顾赓吾似乎提前回国，孟氏兄弟继续求学于日本。
25 作为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讲义之实录，全部用汉文编成，全套52册，现存50册，字数逾百万。
26郑孝胥：《海藏楼诗集》卷六，赠孟莼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178。
27孙家红：《孟森政论文集刊》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