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杜牧的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有人说，“清明”就是“时节”，“时节”可以不要;“行人”必定在“路上”，“路上”也多余;第三句本来就是疑问句，“借问”还有什么用?“遥指杏花村”的不一定是“牧童”，“牧童”也可以删去。于是，整首诗就可以简化成:“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这么一改，多余信息倒是没有了，可是诗的意境也全无了。可见，在文学上，有时多余的恰恰是有用的。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像鲁迅的《秋叶》中第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为什么不用“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的表达法呢?那样不是更简洁么?但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就在于他用这种独特的表达，向读者展示了语言的个性美和想象的空间。当然，也有人说，这句话要不是出自大文豪之手，说不定早就被删繁就简了呢。

由文学想到文化。其实，如果仅仅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文化就是多余的，音乐也好，美术也好，没有它们照样能活，但正是文化使人区别于动物，也使人区别于人。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在各个文化领域里增加“有用的多余”。不是吗?建筑从古代的遮风避雨到后来的雕龙画凤，那些龙、那些凤对于居住有何用处?但人们就是喜欢漂亮的建筑。

饮食也是如此，一盒点心，一瓶酒，包装好坏，与里面的内容何干?却与文化有关。社会越发展，生产商和销售商就越注重包装，购买者和消费者也就越在乎包装。一盒雅致的点心，一瓶漂亮的酒，首先从外表上就吸引人呢。

白岩松在给《于丹趣品人生》一书的序言中，提出“做一些无用的事”。他所说的“无用的事”，其实就是所谓的“多余的事”，如喝茶、品酒和听琴，这也是于女士这本书的主题。他们俩都承认，名利场上太多有用的事把无用的事挤走了，总得有个机会和忙乱告别，让这些无用的事平衡一下生活中的苦和累，甚至有时觉得这些无用的事才是人生中最有用的事。

说到喝茶，我最近也把一套尘封多年的茶具拿了出来，原来之所以一直没用，是觉得太麻烦，太耽误时间，但后来家人说服我，说我整天坐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起起身，动动手，泡泡茶，对我的身体有好处。试过之后，果不其然，而且更重要的是，经过几道程序的倒腾，我感到这种喝茶法能让自己的心更加平静。

白岩松在前面的这篇序言中还提到发呆，我算是有体会。去年年底，到三亚参加一个会，会后有一天的旅游，大家商量着怎么个玩法。有同事说，自愿吧，愿意在海边发呆的就发发呆。这个建议提醒了我，多少年来，外出开会、旅游，也是一个忙字，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发呆的感觉呢。于是，那天，真的就在海边发了半天呆，感觉好极了。

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如果人在气头上，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开，去干点别的事情，等到自己冷静了，再回来干正事。此话千真万确，多少人，多少事，福祸成败莫不因对此原则的遵循或背离。

我还有过这样的感受:在书架上找一本书，或者找一个别的什么东西，遍寻不得，干脆转移一下注意力，去干干别的“无用的事”，结果回来突然发现，那本要找的书或别的什么东西就在眼前。

某日，工作昏昏沉沉，效率低下。老家来的父亲也显得孤独、尴尬。妻子因照顾一家老小，压力大而心里烦躁。于是，我咬咬牙，和妻子商量，再忙也得把工作放下，咱们去爬香山，爬完山后外面用餐——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爬山路上大家逐渐有了豁然开朗之感，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多起来，儿子牵着爷爷，丈夫拉着妻子，亲情、浪漫、温馨就这样自然地回来了。那晚，餐桌上有说有笑，大家的饭量都很好，父亲也话多起来。回来我一气呵成，把久拖不决的文章也顺利写完。

自从自己成为本单位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之后，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多余的是有用的”。刚开始时，自己总觉得行得正、站得直就够了，但慢慢发现，要想顺利地开展工作，要想激发自己所率团队的积极性，就必须摈弃过去那种分秒必争、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自己的研究上的做法，与领导和同事保持适当的交往和沟通。我想起过去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兼职时，好多律师都对当时的主任不太满意，而那位主任人品好、业务精，就是每次一上班就把门一关，很少和大家往来。因此，只要肩负某一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想不“浪费”一点时间和精力，那是不可能的。

最后，有必要说一句多余的却是有用的话:多余本身也分有用的和没用的，我们要的是有用的多余，而不要没用的多余。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