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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关于沈家本及其法律思想的研究内容逐渐扩展，研究层次日益加深，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在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9年以前），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基于沈家本在清末法律改革过程中的修律活动，将沈氏定位为“法律改革家”，着重分析沈家本与清末法律改革的密切关系，并由此探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学者一致认为，沈家本作为中国法律新旧交替时期的关键历史人物，“参考古今，博稽中外”，在清末法律改革过程中，主持制定新刑律等立法活动，引领着清末法律改革的大方向，推动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并通过清末法律改革实践了他本人的法律主张，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二，根据沈家本的奏议和法律著作，研究沈家本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学识观点，以及清末法律变革时期的主要思想。这一方面，以李光灿的研究成果居多，并且最具代表。学者不仅对《寄簃文存》做了整体介绍，更对其中《法学盛衰说》、《官司出入人罪唐明律比较说》、“学断”等篇章做了专题研究。此外，也有学者根据沈家本清末变法时期的奏折分析沈家本的刑法和执法思想。基本观点是，沈家本不仅对中国传统旧律具有精深研究，更看到了法学盛衰与国力强弱的密切关系，因此，沈家本为求振兴中华法学、拯救国家民族，变法改革成为必然选择；并由此沟通世界几大法系，沈家本最终成为媒介东西方法律的一个“冰人”。
在第二阶段（1989年至1999年以前），相关研究成果数量陡然增加，成就显著。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主要分成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关于沈家本及其法律思想研究。学者在总结沈家本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基础上，认为沈家本身处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其思想不断发展成熟，法学造诣不断提升。他本着救国救民的宗旨，担当修律重任，欲图会通中西法律文化。其思想成分既包含古老的慎刑主张，也具有“人格主义”、罪刑法定等法律思想，与现代法律理论和原则实有很多共通之处，对现代中国法制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二，关于沈家本与清末法律改革关系的研究。很多学者认为，沈家本主持的清末法律改革，“酌古准今，熔铸东西”，在中国近现代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契机，从修改旧律入手，以编订新律为目标，对传统中华法律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和突破。尤其在清末礼法之争的重要时期，由于沈家本等人的积极努力，使罪刑法定、审判独立等现代法律观念深入人心，为近现代中国法律体系的重新构建奠定基础。也有的学者指出，沈家本的修律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受命行事，不应过分夸大沈氏本人的作用，力主从中国近代社会的整体特征和法律改革全局，客观认识和评价沈家本在清末法律改革中的作用。第三，沈家本与张之洞、冈田朝太郎等人法律思想的比较研究。学者认为，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主张对于沈家本具有一定影响，但又有所不同。随着清末法律改革的逐渐深入，沈家本的许多法律改革措施已经突破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界限，因而引起张之洞等保守派的不满，引发了空前的礼法论争。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受清政府延聘，参与清末法律改革。其人虽与沈家本有较多交往，但是在一些法律问题上，二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从而造成清末法律改革既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但又有不少自身的特点。第四，关于沈家本著作的研究。有学者对沈家本《汉律摭遗》、《古书目四种》，以及沈氏考订法律文献的方法作了有益探讨。从中发现，沈家本的这些研究著作不仅代表了中国传统法学（即律学）的较高水平，同时因为沈家本所处的特殊时代，其法律文献考订的方法和内容中带有许多新的成分，值得注意。第五，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由李贵连编订的《沈家本年谱初编》和《沈家本年谱长编》先后出版，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沈家本的生平事迹，重点突出了沈家本在清末修律活动中的法律思想、法律主张和修律活动，为相关研究奠定扎实的材料基础。第六，在此期间，先后在浙江杭州（1990）和台湾台北（1992）召开关于沈家本法律思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众多沈家本研究专家与会，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几十篇，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
在第三阶段（1999年以来），研究成果数量继续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与时俱进。第一，学者在继续梳理沈家本的人生轨迹和法学建树之同时，结合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或者对沈家本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进行评述分析，或者对其法学观点进行讨论研究，研究问题更为细致，研究角度更为多元。有学者结合清末保定教案，探讨沈家本被拘事件，并由此探讨清末法律改革的内在动因。也有学者用现代法理讨论沈家本的法学研究方法，评析其对于道德和法律关系的观点，讨论其关于西法的认识过程，及其人格平等、法治、司法独立等理念的形成。也有学者从变法救国的角度，重新审视沈家本与清末修律的关系，以及沈氏对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贡献和局限。还有学者对沈家本的汉律研究成果以及其他著作进行再研究，分析其历史成因，评论个中得失。更有学者以沈家本的诗文著作为资料，讨论其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研究其法律文献分类和校勘方法。第二，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以沈家本为研究主题的学位论文。有的论文着重探讨沈家本在清末修律中的活动，及其对于中国法制近代化、中国现代法学教育的历史贡献。有的论文集中探讨沈家本法律思想的某一部分，如刑事法律思想、人权思想、“会通”思想、民法思想、法律教育思想，等等。有的论文则以沈家本的著作或部分文章为基础，探讨中华传统法律中罪名、案情和引断的关系、法意与人情的关系，已经从立法层面深入到司法实践领域。第三，关于沈家本的综合性、研究型传记出现。李贵连著《沈家本传》、《沈家本评传》分别于2000年和2005年出版，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此后又有两本沈家本传记接连出版，为人们了解沈家本的生平事迹提供了全景材料。2003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和湖州市政府共同举办的“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其后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重视。
此外，关于沈家本已刊著作的点校、未刊书籍的编订，以及《沈家本全集》的整理工作，自上世纪80年代即已展开。先是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了邓经元等点校的《历代刑法考（附：寄簃文存）》。随后，相继出版了沈厚铎主编的《沈家本未刊稿七种》（科学出版社，1994），韩延龙、刘海年、沈厚铎等整理的《沈家本未刻书集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000年以后，不仅《历代刑法考》再次被点校出版（张全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枕碧楼丛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亦得以问世。目前，由徐世虹、沈厚铎等主持整理的《沈家本全集》基本编校完竣，即将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李贵连、沈厚铎等主持编校的《刑案汇览三编》也已整理完毕。
（原载《中国法律年鉴》，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