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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公元624—705)，名瞾，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东)人。据宋《太平广记》载，其父武士彟与同乡做木材生意，“因致大富”。隋朝末年，跟随唐高祖李渊起兵发难，后官至工部尚书，利、荆二州都督。武则天是他的第二个女儿，生于今四川广元。在其父死后，因则天有美色，被唐太宗选入后宫，置为才人，实际上就是皇帝左右身份较低的姬妾。太宗死后，迁入感业寺为尼。高宗即位，赐令还俗，并封为昭仪，进而为宸妃，终于在公元665年被立为皇后。
由以后发生的事情可以推知，自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邂逅，重被召入后宫那天起，她不仅对高宗本人，而且对整个大唐王朝就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王仲荦先生认为，自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武则天参决大政，至中宗复辟，其前后当政共有四十年之久。然据《旧唐书》云：“帝(唐高宗)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参奏皆委天后详决。”（卷六，则天皇后）如果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算起，武则天主政时期，则还要上溯八年。但是，不管怎样，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武则天算是“享国”较为长久的了。
武则天聪明机智，兼通文史。她在晚年曾颇为得意地向一位心腹讲道：唐太宗曾有一匹马叫做“狮子骢”，长的肥壮而无人能够驾驭。当时，武则天作为宫女，侍奉在侧，就跟太宗说，她能够将马制服，但是需要三种工具，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听罢，认为武则天很有雄心壮志。由是观之，武则天的刚毅性格和非凡的政治才能，在其年轻时代即已锋芒初露。另外，不可否认，自武则天掌朝政，到被迫退位，这五十来年的时间，整个唐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可以说是向前发展的——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武则天在这半个世纪里，不仅有能力驾驭复杂的政治局势，而且起到了积极作用。
武则天在政治上继续推行隋及唐初以来的改革，为打破“关陇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大力擢任庶族地主参政，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官僚统治机构，为唐初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所谓“关陇士族”，据黄仁宇先生分析，大致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北朝以来土著的少数民族及汉人之“世家大族”，另外一部分是少数民族之酋领与有门第的汉人联婚，成为一种新型贵族。虽则联婚不啻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然而这对唐初中央政权却构成一定威胁。前者在唐初“其子孙才行衰落，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在各地造成一股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威胁、阻碍王朝政令的下达和有效实施；后者则在中央几乎形成垄断政权之势。在武则天被立为皇后这件事情上，即首先遭到二者的反对，其中尤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长孙为太宗的大舅子，而褚氏为太宗临死时的顾命大臣，二人皆认为武则天出身卑微，不够资格做皇后。经过激烈的政治博弈，高宗最后接受了大将李勣的建议，终于立武为皇后。
武则天虽被立为皇后，但反对、抵制她的人和势力仍旧存在，并很强大，令她“颇感事多窒碍”。为了打破固有的政治格局，摆脱“事多窒碍”的局面，她首先暗地指使官僚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构陷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结果，此二人先后被贬逐死去。不仅如此，武则天后来又镇压了徐敬业等在南方发动的叛乱，杀掉唐宗室贵族数百家，大臣数百家。在这些被杀者中，多半为关陇士族；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属于非关陇士族集团的人。以今日视角观之，可以想见，武则天的铁血政策，更多是出于稳固统治，树立威权的目的，而非刻意去打击所谓的“关陇势力”；但客观上，武则天的这些举动，无疑严重打击了关陇士族集团。
在打击世家大族同时，武则天大刀阔斧地改革官制、礼制，并提拔重用大批新兴的庶族地主(士人)，其动机和效果无非更有利于皇权意旨的下达贯彻，以及官僚政治的有效运行。不仅如此，武则天一再劝课农桑，奖励耕稼，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且处理了诸多“鱼肉百姓，欺压人民”的贪官污吏。在此期间，王朝的手工业、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社会经济有了很大提高。单从户口统计来看，永徽三年全国共有3,800,000户，而到了中宗神龙元年已达6,156,140户。即使有再大的统计误差，当时全国人户的增长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的。谁能想到，在武则天的铁血政策下，不仅祛除了太宗、高宗晚年的许多积弊，更在为将来的盛世举行奠基。
唐朝大诗人杜甫曾有诗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则天统治时期，边境尤其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比较吃紧。这种战争频仍的局面，实际上自太宗末年就已经开始。这说明，唐太宗李世民虽“布德怀柔”，但李唐的“天可汗”地位还不巩固。由于彼此之间存在利益纠葛，李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变乱无常，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更复如此。当时的军事行动，除了镇压以陈硕贞为首的农民暴动和徐敬业组织的反对军队外，大多发生在边境一带。然而，对于这些流血事件，我们不妨看成是唐初的民族关系变换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古今中外又有多少“化干戈为玉帛”，通过以土地/或人口换和平的方式，真正解决民族关系的动人故事呢？因此，当时的民族冲突和斗争，即使血流成海，我想也是不能完全归罪于武则天一人的。
武则天的政绩无疑是显赫的。然而，对于武则天政绩的考察，最具诱惑力的，莫过于她经常在不利的政治情势下，反而取得惊人的成功。其中的奥妙何在？除了武则天自身的刚毅性格外，应该更多归功于她用人手法之高妙。前人对于武则天选举贤才、知人善任，以及善于纳谏等方面的事迹，论述很多。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道：“武后之淫恶极矣，然其知人纳谏自有不可及者。”（卷十九）这句评语的上半句未免老生常谈，而下半句诚为至论。在该书中，赵翼又从新、旧《唐书》中博采众拾，罗列了当时十几位名臣传记中相关事迹，引为论据。现谨抄录三条，以见一斑。
（武则天）初称制。刘仁轨上疏，以吕后为戒。后即使武承嗣赍敕慰谕之。
大石国献狮子。姚王寿奏不贵异物，后即诏止来使。九鼎成，欲以黄金涂之，亦为王寿谏而罢。
季秋梨花开，后出以示宰相，皆以为仁及草木。杜景俭独以为阴阳不和所致。后曰:“真宰相也。”
以上三条材料所记述的情况，在于其他封建帝王，有意无意之中似亦可以做到。下面再举两件事例，以见武则天的气识和度量，也更有利于我们了解她的真实性格。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个人的生活作风仍是个相当敏感的话题。传统史家对武则天的攻讦，莫过于抨击其生活上的淫乱，并且总可以拿出一些所谓的“如山铁证”进行诘难。且看武则天当时如何应付。武则天在六十多岁时因宠爱薛怀义，乃教薛入寺为僧，以出家人的名义入幸禁中。她到了七十多岁，又以美少年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及女儿太平公主燕居作乐。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弹劾张氏兄弟，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昌宗以逆乱罪多，自招其咎。”武则天则置而不问，也不追究进谏人。右补阙朱敬也曾引用外间猥亵传闻，对武后进行批评讽谏，武则批答：“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赏上疏人彩百段”。实际上，用史学家赵翼的话说，武则天视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等人不过如“面首之类”，“至用人行政之大端，则独握其纲，至老不可挠”。（《廿二史札记》卷十九）
又公元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唐，“移檄州县”，一时之间，声势浩大，举朝震动。此篇著名檄文（《讨武曌檄》）乃出于“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之手。其中有言，“伪临朝武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廷之嬖，践元后于辇翟，陷吾君于巨鹿”。骆宾王又写道，武氏“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祸心，窃窥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掊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不论其中所述内容究否属实，以骆宾王的生花妙笔，可谓起到了相当之宣传功效。此檄文今日读来，仍琅琅上口，当时对武则天的敌手来说，颇具煽动性。而当武则天读到这篇檄文后，先问左右，此文何人所为？有人告诉她，是骆宾王。她竟说，这是宰相的过失啊，对于有如此才能之人，怎能令他流落不遇呢？可见，武则天是相当爱惜人才的。
武则天当政期间，广开才路，知人善任，扩大并巩固了统治基础。武则天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诏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资治通鉴》，唐垂拱元年)除“自举”的方式外，她还派“存抚使”专门到各地挑选人才，并行亲自引见。据史书记载，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春，武则天引见存抚使所举之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使、补阙、拾遗、校书郎”。尽管武则天十分爱惜人才，并敢于使用人才；但是，对于所用之人并非毫无区别，“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司马光给她的评价是，“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竟为之用。” (《资治通鉴》，唐长寿元年)不仅如此，前面曾经谈到，武则天为打击关陇士族，大力提升庶族士人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将当时正在编修的《士族志》改名为《姓氏录》。《士族志》自唐太宗时始修，原本希望借用唐王朝所赐官爵压倒“犹昂然以门第自负”的士族，但结果并不理想。而《姓氏录》弃士、庶界限于不顾，全然以官品高下进行叙录。这样就提高了庶族官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魏晋以来长期形成的士庶鸿隙，有利于在新的形势下平衡王朝统治阶层中利益分配关系。
武则天之整顿吏治，延揽人才，莫过于对科举制的完善与发挥。科举制度滥觞于隋朝的选举制度。当年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令各州每年向中央选举三人，参加秀才、明经等科考试，用考试的方法录取士人为官吏。这不仅为“学优则仕”的理念提供现实的制度保证，而且也被认为是科举之始。平心而论，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不可轻估的。据《资治通鉴》所记，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亲自策问“贡士于洛成殿”，数日方了，从此开创了“殿试”制度。(《资治通鉴》，唐天授元年)她又创立了密封糊名制度。据《隋唐嘉话》载，(武则天)“以选部送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言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卷下）此外，她还首创武举，选拔军事人才；实行制举，即不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遴选非常人才。《通典•选举典》对武则天的这些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其言谓：“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晨而周闻天下。”（卷十五）
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推行，尤其对进士科的重视，使科举不仅为士族所趋向，更为勃兴的庶族士人参与政权大开方便之门，真可谓“天下英杰，尽入其彀”。然而，这仅是其用人之一方面。她更能破格录用人才，如载初二年(公元691年)下制:“官人者咸令自举。”(《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而武则天的一些“破格”用人之举，亦常为传统史家诟病。如公元686年，她在各处设铜匦，专门接受密告。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人皆以告密起家，劣迹昭彰。然而，如果摒除道德因素，用纯技术的方法分析，武则天所采取得这些“破格”措施，对于维护当时的统治秩序、巩固武则天手中的至上权力，并非毫无积极性可言。
自徐敬业反，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已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资治通鉴》，唐垂拱二年)从武氏面临的复杂局面看，似乎确有“诛杀立威，以制天下”的必要。否则，她苦心经营的权势地位必将在这些“满怀怨望，心不服”的宗室大臣的围攻下付之东流。从客观效果来看，武之盛开告密之门，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传统的官僚秩序，对层层组织严密结合的官僚制度形成一种“穿透”。虽则告密的内容未必真实可靠，但凭这种“穿透”，至少增加了武则天洞悉下面人事运行真实面目的可能性，从而更有利于她掌控局面。同时，由于告密之盛行，使人重足屏息，各自为危。在这种情势下，还有多少人敢作奸犯科，以身试法？如此这般，对于武则天以个人意志改造和重组王朝的统治机构，无疑是有帮助作用的。话说回来，其打击面过宽，用人过滥，用刑过重，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就连宰相狄仁杰也曾被诬下狱，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这也说明，君主专制统治下缺乏规范的立法和司法程序，一切政令，专凭皇帝一人之私念为依归，使天下成为一己之私，玩弄天下于个人股掌之中。专制之害，值得警惕。
武则天固然一方面任用酷吏，铲除异己，然在其选拔的人才中，也出现不少名臣，这在唐朝士人中也是被充分肯定的。唐朝陆贽称“武后收人心，务拔擢，非徒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新唐书•陆贽传》)李绛也称“武后命官猥多，而开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选。”(《新唐书•李绛传》)武后当政时有名宰相狄仁杰、张谏之，将帅有张仁愿、唐修璟、郭元镇等，而开元年间号称“四大贤相”的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等人，也都是武则天统治时期选拔出来的，只是到了李隆基上台后，更被重用罢了。《旧唐书》评价武则天“不惜官爵笼豪杰以自助，有一言合，辄予次用，不称职，亦废诛不可假，务取实材真贤，然区区帷幕不修，固其末节，而知人善任，权不下移，不可谓非女中英主也。”（《武后本纪赞》）
武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年老病重，由宰相张谏之等人拥中宗李显复位。是年十一月，武则天崩于长安上阳宫，享年八十二岁。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如永淳以前故事”。（《资治通鉴》，唐神龙元年）
武则天实是中国传统政治史上一个特别的人物，她以女性之身临政，御宇四十余载，屡兴改革。其后，虽经中宗复辟，却仅有极少量的流血事件发生，与此同时，武则天仍被列入李唐太庙，世代享配。几经兵火流徙，沧海桑田，如今李唐太庙已经不复存在，唯有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石碑，依旧静静地树立着，千秋功罪，任由后人评说。
文章发表于《新远见》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