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天人合一 个人本位 协和万邦 征服自然 家族本位 征服世界

【作者简介】高汉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联系方式：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邮编：100720

【收稿日期】2011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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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樊彦芳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坚船利炮的掩护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了中国。这个时候的中西文化，已经全然不在一个层次上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大大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的姿态毫不留情地摧毁着中华帝国的千古尊严，首先从军事上，进而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告着东方农耕文明优胜地位的历史性终结。在这亘古未遇的大变局中，在丧权辱国的切肤之痛中，中国人开始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种差异。于是，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对西方军事技术的肯定，到"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对西方经济的学习，再到戊戌变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仿效以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国的尝试，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一步步深入。但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皇帝没有了，民国建立了，中国的状况却依然如故甚至更坏。于是有识之士把探询的目光，伸向了文化的底层--思想与心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以启蒙中国人的思想，进行"思想革命"为目标的。在这场空前的"思想大解放"中，东西方文明差异的讨论，已不仅仅局限在物质、制度层面上，更多的展开在观念形态的文化思想与心理上，于是"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便被鲜明地提了出来并引发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场关于文化的大讨论。这场文化大讨论，完全突破了19世纪末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中体西用说"，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派别，如梁漱溟的"东方文化说"，胡适的"全盘西化论"，国民党人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共产党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主张。观点的不同，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更多的源于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及评价的差异。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关于文化上的论争在长时期里偃旗息鼓，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文化热"兴起，中西文化的比较才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大致说来，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可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等方面来分析。

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前面提到，《周易》表达了"人文"与"天道"相契合的思想。《孟子》则阐述了"性天相通"的观点。孟子主张"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气"，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勇气"或"理直气壮"中的 "气"，是指表现于肉体活动或实际行动中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主要靠持久不懈的修养和锻炼而得到。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人就可以把握人生之道，视名利如粪土，置生死于度外。由此可见，"浩然之气"实际上是孟子的一种精神境界，由这种境界出发，孟子走了一条"尽心，知天"的认识路线，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心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在他看来，良心、人性、天命三者是相互联系的。从认识上讲，一个人如能充分发挥自己理性的作用，向内思索，"尽其心"，就能认识固有的本性，也就认识了天道。从修养上讲，只要能保持本心，涵养善性，也就是奉天。由此，天和人在伦理修养的范畴内融通为一。孟子的性天相通的观点，从形式上看，把天人综合起来考虑，以天为人的对立物，有了主客体的对立和联系。但实质上，由于没有经过实践这一环节，两者的相通是在精神领域内完成的，因而是主体单方面的自我完善，天也不是自然的天，而是义理之天、情感之天。这种思维模式是一种简单的直观外推，具有内向性、封闭性的特征，后来经过汉儒董仲舒的加工改造，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并成为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董仲舒的天人观念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建构起来的。他首先认为，天人可以互相感应，而感应的根据，是天人皆有阴阳。他先制定"天道之常，一阴一阳"的前提，然后推断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所谓："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这就通过阴阳之桥，将人的情感心理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进而把伦理关系、家国关系系于阴阳纽结之上，宣布："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而阴阳之中，自然有阳主阴次之分，这就把家国间的人际关系固定下来了。由于天、人、社会都分具阴阳，从而彼此在内在构成上逻辑地联系起来，再引进五行的"相生"、"相胜"之说，"物以类动"，天人就相应感应了。于是"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以庆赏刑罚四政副春夏秋冬四时的暖暑寒凉，这是"以类相应也，如合符"。由此他下结论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天人于是合一。由此可见，董仲舒通过类比推理办法使天人彼此相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换，是为了以天的恒常来神化封建统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通过制造王权神授的理论来维护封建统治。

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主要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关于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它所讲的"天"，主要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与人类相异的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之"天"，而是带有人格化色彩的可与人相通的价值之"天"，因而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在精神领域、主观世界内完成的。孟子讲人只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就能达到"知天"的最高境界，就获得了最高的智慧和觉悟，就获得最大的力量。董仲舒认为人只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天就会高兴而降甘霖；否则天就会愤怒而降灾异，天人的和谐仍然是只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就可以完成的。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是重视个人的内心修养和社会的人伦秩序，其价值取向是内向性和封闭性的。与西方文化中通过与自然界斗争而显示人的力量的征服自然的思想是大异其趣的。

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是敌对的，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之外的，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力；人要在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人要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价值。这种思想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思想家们纷纷关心的是如何去征服和战胜自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观点。他认为，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要战支配它，就必须研究它，找到它的规律，获得科学知识，人就能在行动中支配自然。以后法国的笛卡儿和德国的歌德也都阐发过类似的观点。这种思想推动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热烈追求，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充分显示了西方在利用、改造和征服自然方面所达到的空前高度，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西方人征服自然的自信和勇气，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因之出现了加速度发展的趋势。应该说，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走在了中国东方文明的前面，与西方人的这种思想是分不开的。当然，这种思想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没有意识到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肆无忌惮地索取、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直接威胁到了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迫使人们在本世纪中叶开始反省过去征服自然思想的偏颇并由此兴起经久不息的环境保护运动。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中，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

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二是在个人与家庭问题上，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如前所述，中国是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步入阶级社会的，不是依凭法治而是遵循以血亲意识为主体的风俗习惯，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宗法制度。这一制度下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宗法的组织--父权制家族，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是以血亲意识（即所谓"六亲"，包括父子、兄弟、夫妇；"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伦理道德。由这一基本单位和规范所构成的，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巨大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个人只是这个网上的结点，个体离开了这个网络就无法生存，因此中国人普遍地把家族（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唱妇随之类，这些伦理实际上是对家庭各个成员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加以规定，例如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奉养的义务。同时由父权家族制所决定，一种单向服从的伦理关系，如子女对父母、妻子对丈夫、家族成员对家长单向服从的伦理关系，是必须遵守的。而且家长掌握着家庭的全部财产和收入，子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必须由家长抚养。这就造就了中国人的依赖和服从意识，独立的个性发展往往被忽视甚至抹杀。总的看来，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文化一方面造就了中国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个性的主动发展。

反观西方的历史，以财产公有为特征的家庭公社也曾广泛存在于古代，但到了中世纪晚期，它们却都过渡到了财产个人私有的个体家庭。由于私有制深入到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乃至夫妻各有各的私有财产，这就为每个成员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相应地，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也就进入了家庭内部而成为最主要的关系。这就在家庭内部进而在社会中孕育了以个人本位为特征的文化。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个人的人格、价值、尊严的多方面肯定，对人的个体独立性的尊重和倡导，成为人文主义的主流。19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诞生，又把"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视为最高境界，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了人类解放的前提（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直到今天，个人本位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文化形态。个人本位主义首先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法国诗人维尼说："怯弱的动物爱成群结伙，雄狮却独立荒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说："并非家庭使个人高贵，而是个人致家族高贵"。这种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使得西方的家庭比较平等、民主，同时也使西方人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去独立地求生存求发展，而不依赖父母和家庭。西方文化追求个人的独立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独特的个性，毫无疑问这是人性的解放，人性解放所焕发出来的无穷的创造力，成就了西方辉煌的近现代文明，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当然，与个人本位主义与生俱来的，是西方个人对家庭缺乏责任感和义务感，父母对孩子的抚养及孩子对父母的赡养的观念都是相当淡漠的。现代西方社会的高离婚率，独居人口和非法同居人口的迅速膨胀，同性恋婚姻以及不生育生活方式的崇尚，都是西方在家庭方面出现的社会问题，以至美国总统卡特在任时宣称："政府显然需要制定一项和睦家庭的政策……再没有比这个问题更紧急的了。"然而，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个体本位思想使这种努力收效甚微。

还应该指出，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的家庭形态已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的变化。个体家庭迅速增长，已成为家庭的主要形式，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且迅速减少。家庭条件的变化，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人口的频繁流动，都在冲击着传统中国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文化思想。我们必须努力肃清旧家庭道德中的封建遗毒，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抵制个人本位主义的消极因素，在现有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家庭文化，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三是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就是既要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其理想的境界是通过教化去"协和万邦"；而西方文化在对外关系上讲究对立和斗争，热衷于以武力的方式去征服和统治其他民族，征服世界成为西方对外关系思想的主流。

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有其文化生态上的原因。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发展水平甚高，广大的农业人口长期依附在土地上。一方面，他们通过耕织即可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比起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的生活较为安定，无需通过战争掠夺来获取财富；另一方面，他们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终年与锄镰相伴，其生产工具与战斗武器之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缺乏从事战争的能力需求。因此，小农经济培育出来的中国人平和温顺的性格，自然不会热心采用暴力来解决矛盾。另外东亚大陆广阔的内陆腹地，为中华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开阔的内部回旋余地。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即使出现，弱小的一方通过妥协，移往他处"苟安"也能很快使战争平息下来。但在西方，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的地中海北岸地区，因为遍地丘陵，土地贫瘠，气候多变，所以物产并不丰富，而且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古文化多次被摧残而中断。这些国家的面积都比较小，而形成的历史过程就是战争的过程，法国与英国相互敌对，奥地利与法国相互拼杀，奥格斯堡大会战接着西班牙战争，古代的欧洲就这样处于硝烟弥漫之中。而地理环境又不像中国内部有一个可作回旋的广阔疆域，形势不容许西方人妥协，必须当机立断地坚决回击敌人，这种只有在征战、竞争、奋斗中才能生存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凡事解决靠决斗的风格和崇拜力量的倾向。

中西文化不同背景下的思想家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思想是以道德礼教去感化其他民族，在具体策略上主要采取"顺俗施化"的政策，而不是武力征服和统一。古代讲的"华夷之辨""夷夏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高低之别，而不是种族或地域的差别，因此中华民族并不拒绝民族的同化和融合，相反还以此为荣，所以在历史上汉族能融汇其他民族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种协和万邦的思想首先体现在《尚书·尧典》中，它在颂扬尧的德行和政绩时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说尧能够举用同族中德才兼备的人，使族人都亲密地团结起来，族人团结了，便又考察百官中有善行者，加以表彰，以资鼓励；百官中的事务处理妥善了，又努力使各个邦族之间都能做到团结无间，亲如一家。天下臣民在尧的教育下，也都和睦相处起来。这种思想被儒家继承下来，孟子仁政说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张以仁义统一天下，指责封建兼并战争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他明确提出"王"、"霸"的政治概念，认为"以力服人"是"霸道"，"以德服人"才是"王道"，前者是可鄙的，后者是高尚的。孟子的这种"尊王贱霸"的政治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墨子主张"兼爱"，提倡"非攻"，认为战争是凶事，穷兵黩武必然招致灭亡。道家老子也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就连对战争持积极态度的法家、兵家，对战争的暴力因素亦留有几分余地，《孙子》强调："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思想，汇成了中国文化协和万邦的主流传统。

打开欧洲思想史，我们看到的就完全不是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为奴隶制辩护时就断言，有些人天生就注定应该是奴隶，野蛮人就是这样，希腊人走到哪里都不应该成为奴隶。这种思想成了希腊人为掠夺奴隶、土地和财富而不断向外侵略扩张的理论根据。到后期，斯多葛派提出了世界国际的概念，这是马其顿帝国统一希腊和罗马帝国征服地中海沿岸辽阔地域的反映。随后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神权论又把全人类分为选民和非选民，即注定得救的人和注定灭亡的人（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将得救，信奉异教的民族因不是上帝的选民而注定灭亡），因而奥古斯丁主张采取残酷的手段同反对正统教义的教派作斗争。在11世纪至13世纪的欧洲，这种思想风靡一时，为罗马天主教会和罗马教皇向外侵略扩张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直接作了理论总动员。16世纪以后，西方各国先后摆脱了罗马教会的控制，结束了内部封建割据，建立了民族国家，一种世俗的民族主义也应运而生。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主张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与自由，另一方面又主张征服、压迫别的民族，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西方国家疯狂地进行海外扩张，把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变成殖民地的过程。透过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欧洲的事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西方文化中征服世界的民族主义的鲜活生命力。

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带来了不同的历史影响。中国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上对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也奠定了今天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思路和策略。与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处理得较好，没有出现因民族矛盾而致国家分裂的现象。在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各民族交往中，协和万邦的思想也被继承而发展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爱好和平的传统美德，世界上一切有着正义感的人们才相信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世界和平的稳定因素，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只不过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制造的谣言。

至于西方征服世界的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影响，一方面来说，它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方世界通过对外扩张的海外战争获得了原始积累所必需的资金，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疯狂、野蛮的海外扩张也给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灾难，许多民族正常的历史发展因而被打断，甚至文明也遭到了毁灭。直到今天，一些西方国家还以世界的统治者和管理者自居，到处插手各国事务，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这种霸权主义的行径，是西方征服世界的文化思想的恶性发展，它必然会危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注释：

1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庞大的问题，本人无意也无力做出深入研究。只是基于考察中国文化的系统性，考虑到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现实，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只好抛砖引玉，不怕贻笑大方了。本文为不成熟稿，欢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