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死刑存废的学术之争。主流立场是：目前不废除死刑；尽量减少死刑，这“决定于当前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和猖獗的犯罪状况”。不过，废除死刑超越历史条件，这一说法实际隐含着终将废除死刑的论断。当时的学者对死刑已经普遍抱有反感，认为它是不得已之恶，杀人越少越好，以多杀人来维持统治，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必须肃清判得越重越革命、杀得越多越坚定的流毒。

 

藉由李昌奎案我们看到，30年前的这些话语至今仍是死刑保留论者秉持的思维模式，而且，只要将“少杀”理解为“并非不杀”，限制死刑的理由随时可以转为支持死刑的根据。死刑存废之争，仿佛回到了原点。

2002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丹麦人权中心、湘潭大学共同主办了“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人们发现，所有反对死刑的理由，都一一对应地为赞成死刑提供了依据：

反对者说：死刑与终身监禁相比，并不具有更大的威慑力，每有一起谋杀案，就说明死刑威慑失败一次。赞成者说：人皆乐生恶死，如果没有死刑，谋杀会更多，至于死刑的威慑力，只能列举其失败，无法列举其成功。

反对者说：死刑断绝了犯罪人悔过自新的道路，即使没有死刑，许多人也不再杀人。赞成者说：死刑从根本上防止再犯，如果没有死刑，就意味着再杀一个狱警也没关系。

反对者说：死刑是残酷的非理性的报复，也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而民众支持死刑，是出于盲目崇尚复仇。赞成者说：死刑是对杀人者的报应，体现社会正义，也是给被害者及其家属以公正。何止是网上民意，先哲康德不也直言“谋杀人者必须处死”吗？

反对者说：死刑错用后无可挽回，并且主要适用于穷人。赞成者说：任何刑罚都有错用的危险，都是无可挽回的，至于死刑适用的歧视性，那是执法环节出了问题。

反对者说：死刑带来引渡等国际司法合作上的困难，并且在人权问题上授人以柄。赞成者说：死刑是一国司法主权的表现，不应拿来与他国做交易，而死刑与人权并无直接关联。

我是死刑废除论者，赞同陈兴良教授的观点：只有人道主义，才是废除死刑的底气所在，而将死刑导向穷途末路的，只能是国家的成熟和人类尊严的提高。我也欣赏一位美国法官的陈词：在走出野蛮的漫漫长路上，我们到达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通过避免死刑来赞美对文明与人道的崇敬。

我想补充的理由是：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执行多年，死刑的适用对尚未婚育的死刑犯的家长而言，意味着一支血脉的灭绝，背离了南怀瑾先生所珍视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精神”，那就是“兴灭国，继绝世”。死刑的适用，多半比它要对付的杀人罪更加冷酷。杀人罪的被害人往往是不知情的，除少数案件外，被害人对死亡没有固定的预期。而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者，则濒临一个确定的、无可逃避的死期。被指定一个死期并且开始“漫长”的等待，是最恐怖的，因而也是最不人道的。

上期《南方周末》A4法治版上刊登了云南高院一位法官的文章，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学者对李昌奎案二审判决的批评意见。我的立场是：应当尽快废除死刑制度，而在死刑废除前，应当严格遵循法律。

这位法官的文章如果拿到学术会议上，得到的一定是激赏。可是现在，作为法官，他却讲了学者该讲的话。我要批评的，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的角色错位。

法官的职责是适用法律，而不是引领理念。理念先行并主导的判决，这次可能是对的，甚至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但却难保下次还有好的判决。也正是所谓“标志性意义”，暴露了它的标新立异的追求，可能是以修正、变通法律为代价的。

民众对判决不买账，并非如这位法官所说“显示出传统‘杀人偿命’的观念与现代司法‘少杀、慎杀’的理念发生了断裂或碰撞”。我认为，杀人偿命如果是法律的规定，它要解决的就是杀与不杀的问题，少杀慎杀要解决的却是多杀与少杀的问题，并“无断裂或碰撞”。而且，少杀慎杀也并非现代司法所独有，“慎刑”观念古已有之。

这位法官通过分析封建刑罚的吃人本质，推论说此次争议实质触动了国人“杀人必须偿命”的传统观念。而问题是，一起“奸杀、杀童”案，即使在美国这个没有封建传统的国家，也会强烈触动公众的神经，也会讨论“杀人必须偿命”的问题。

我们只倾听理性的民意，不依附于非理性的民意，如果有法官这么说，那我们要警惕了，警惕法官自己去充当“理性还是非理性”的裁判者。

来源：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