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谈到，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现在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改进“软件”上来。“软件”包括的范围很广，从政治方向、政治思想、法律意识、职业道德、服务态度、业务技能到身体素质等等均在内。

政治是方向，政治思想是根本。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一定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抓好政治思想工作。要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警察要严格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卫人民民主专政，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要遵循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围绕以上基本方针，在政治思想和法律意识、职业道德方面，中央领导同志从多方面提出的明确要求都很重要。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加强和提高“理想信念、宗旨意识”3 问题。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迄今已９０周年。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一直是鼓舞我们前辈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畏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与敌人斗争的精神力量。在当代、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奋斗目标。90年来，我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从被西方人称为“东亚病夫”，中华民族被他们视为可以任其凌辱的民族，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受人尊敬的民族，与党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导是密不可分的。不过，在市场经济负面的影响下，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削弱了。其中包括少数警察在内的某些人，在国内外复杂的形势面前，在物质和其他因素的利诱之下迷失了方向，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甚至踏向了违法犯罪道路。在此情况下，警察作为我国政权系统的特别重要群体，进一步树立思想理念，提高宗旨意识，从严治警，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担当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在抓好政治方向和政治思想这一根本的基础上，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了推进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我以为坚持改革开放，提高警察队伍的法律文化的自觉性，承传中华优秀文化，总结我国警察执法的经验，吸纳人类文明进程的优秀成果也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关于承传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按十五大报告，正确的态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历史地看，传统文化精华是主要的，支撑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其中包括治安方面设官分职在内的法制文明。《周礼•秋官司寇》：“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秋官司寇，使率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周礼》所载，虽不能全视为信史，但也并非全是刘歆伪托。郭沫若认为应是汉代学者依当时所见之战国简书为据编撰而成。它的记载说明，西周已注意设官分职。司寇分管国家治安与司法方面事务，当时司法与行政无严格区分，其下属既有管治安的，也有管断狱的，还有管监狱的。春秋时的孔夫子曾任鲁国的司寇，他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4 看来处理各种纠纷时，他是主张先以调解的方法化解社会矛盾的。战国和秦代，基层已建立了治安组织。秦基层治安组织称“亭”，在城市称“市亭”。汉高祖刘邦秦朝末年是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亭长属下有亭卒，是基层治安机构的工作人员。

秦法律关于行政方面的相当周详。如任用官员实行保举制度，“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5 官吏出差依爵位高低规定有不同的伙食标准；履行职务实行严格问责制；为避免结党营私，官员调任新职不得带原来的助手到新单位。6 对警察执行职务，法律也有严格规定。秦律不提倡对人犯刑讯逼供：“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又：“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虽知其訑，勿庸辄诘。……诘之极而数訑，其律当笞掠者，乃笞掠，笞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无解辞，笞讯某。’”7 这是说如果笞讯，要在作为讯问记录的“爰书”上加以说明。秦时流通领域通行的一般等价物有金、钱、布。官府对布的宽度和长度规定了固定尺寸和钱数，如若交易者敢于拒绝使用某一种者是违法的，要受惩罚，管理市场方面的吏如果巡查不严，也要受惩罚。侦查案件，抓捕人犯注意证据搜集，注意法医检验和痕迹查看。对人犯采取的强制措施，不能超出其所犯罪行应受的惩罚：“捕资罪，即端以剑及兵刃刺杀之，何论？杀之完为城旦，伤之耐为隶臣。”资罪是应处缴纳罚金或实物的罪行。这就是说对于逮捕应受资罚的罪犯，如若刺杀或刺伤，要按故意和过失、杀死或杀伤分别对逮捕人的官吏处以刑罚。以上是秦律的例子，唐以后法律中这方面的规定更多，篇幅所限，只举唐律中三条：《职制律》：“诸有所请求者，笞五十，主司许者，与同罪。已施者，各杖一百。”对于“受人财请求”、“有事以财请求”、“监主受财枉法”等，加重治罪至处绞刑。8 这是严禁请托的例子。关于刑讯，唐律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每讯相去二十日。”“若拷囚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被拷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9 唐律规定官吏要严格履行职务，但对追捕人犯视滞留、不斗而退，斗而退实行区别处理：《捕亡律》：“诸罪人逃亡，将、吏已受使追捕，而不行及逗留，虽行，与亡者相遇，人、仗足敌，不斗而退者，[各]减罪人罪一等；斗而退者，减二等。即人、仗不敌，不斗而退者，减三等；斗而退者，不坐。”10 应该说这种区别对待是合情合理的。任何文明都是在不断吸纳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古代，包括维护社会治安及相关执法人员行为规范的史料十分丰富，极为宝贵。随着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华文明已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注意，今天我们进行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应当注意研究这些丰富的史料，借鉴、承传自己历史上的经验。这既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宏扬中华文化的要求。

第二，认真总结我国当代警察执法的经验。中国近代警察发韧于1898年戊戌变法，黄遵宪在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略参西国之制”，“去民害，为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创办湖南保卫局。1901年袁世凯建巡警军，1902年在保定试办巡警并办警察学堂，组建维护天津秩序的警察部队。1905年朝廷建巡警部。自那时起，警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辛亥革命之后，经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尤其是新中国发展60多年，当代警察执法建设积累了很多经验。新中国建立，在总结红军、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公安工作的基础上，以解放军和地下党的成员为主体，建立了公安机关。此后，经历了维护社会秩序、支撑抗美援朝战争、肃清武装土匪和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机构逐步健全，队伍不断扩大，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1995年制定《人民警察法》，警察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备。警务工作实践中，应对了如长江水灾、汶川大地震、玉树强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和东北森林大火等重大自然灾害；应对了西藏拉萨、新疆乌鲁木齐民族分裂分子制造的严重刑事犯罪事件；警卫了来我国访问的多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重大国际会议；为奥运会、亚运会和世界城市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做了出色的工作。这和其他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的工作，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下，警察与人民群众建立的密切联系，警民合作维护国家稳定的经验，都要认真总结，加以推广，以提高队伍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及工作效率。我国的许多省、自治区和市，甚至地级市，就人口和面积说相当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个中等国家，所积累的经验是丰富的，宝贵的。问题是如何及时总结，总结出具体经验。为此，有必要建立一种机制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公安机关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不要等上级发话之后再着手总结。这样我们所探讨的执法规范化建设速度就会加快。

第三，要注意借鉴外国警察执法中于我有益的经验。人类文明是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过程中发展的。董必武曾经说过法律是一种文化，警察执法规范化也体现一种文化。当然，这种文化与一般文学艺术，科学教育不同，属于政治范畴，有更强的阶级性。但并非与外国警察没有可比和相通部分。我们要肯定我国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要揭露西方国家警察制度本质问题，也应承认其优点。前面我们说了我国近代警察就是“略参西国之制”建立的，这是说我国警察与西方一些国家警察制度虽有本质区别，但也有不少地方可以借鉴，比如关于“米兰达规则”向犯罪嫌疑人宣布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某些内容，再如交通管理、灾难救援、擒拿格斗、逮捕人犯、械具使用规范以及服务态度等，都有可资借鉴之处。不少同志去过日本，有条经验，在街上问路最好是去问警察，为指明道路，有时他能领问路的人走一百多米。我曾带团到丹麦访问，丹麦哥本哈根市警察局长曾自豪地告诉我和我的同事，丹麦的警察在各行业服务态度评比中常常是第一或第二。我听后半信半疑。之后从一些学者那证实，的确如此。当然外国也有不好的，如美国的不少警察就相当粗暴，尤其对有色人种，洛杉矶九十年代发生的殴打黑人事件法院处理不公引发暴乱就是例子；在美加边境打伤中国女公民也是例子。对于不好的，我们要批判，作为反面教材；好的要大胆学习，以取长补短，发展自己。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与外国的交往愈来愈频繁，警务方面联系大大增多，对执法规范化建设要求熟悉国际行为规则。我曾到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论证对中国警察培训的项目，此项目由联合国资助，一批警察到英国培训，据说获得成功。加强与联合国和有关国家这方面的交流，从熟悉国际行为规则看，有利于我国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