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 孕育期 雏型期 定型期 兴盛期 强化期 转型期

【作者简介】高汉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制史研究室副研究员；联系方式：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邮编：100720

【收稿日期】201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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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人类的文化史是与人类的形成史同步的。如是，中国文化的历程已经有了上百万年，可谓源远流长。为了研究和认识的方便，按照中国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大致可以将中国文化的历程分为：从原始社会到商周而止的孕育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雏型期，秦汉大一统后的定型期，隋唐、宋明的兴盛期和强化期以及清代以降中国文化的转型期。

中华文化的曙光是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升起的。根据现有考古材料，从距今204至180万年的巫山猿人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人"1 ，到距今15万年左右开始的"古人"（即早期智人）阶段，再到距今5万年左右的"新人"（即晚期智人）阶段，大致都属于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经过上百万年的艰难进化，我们的祖先终于实现了"人猿相揖别"，创造了最原始的文化，如掌握了取火的技术，会制造和使用打制的石器和弓箭作为狩猎的基本工具。

以后随着人们制造石器工艺水平的提高，大约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在全国星罗棋布，这包括了最著名的仰韶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在物质领域的重大革命是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在社会组织领域实现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私有制开始出现，国家起源，一个文明时代即将到来；在观念文化领域出现了原始艺术与原始宗教的质朴精神之花。尤其是在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中，龙成了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至上神，对龙的崇拜成了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主要内容，龙成了中华民族吉祥的象征。以至有人将中华文化称为"龙的文化"，中华民族成了"龙的传人"，这说明对龙的图腾崇拜多么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以闻一多就称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

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都经历了一个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作为"自然的人化"的人类文化发展程度，总是受到人类自身认识世界的能力大小和改造世界的手段高下制约的。早期人类面对自然界的淫威，深感无能为力，不得不将自身的幸福寄托于那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种种"神灵"的庇护和保佑之下。因此，尽管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中华民族已经从野蛮时代步入了文明时代的大门，但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却依然留存下来。从已发掘整理出来的殷墟卜辞来看，殷人头脑中就充满了宗教迷信观念，从政治到日常生活，事无巨细，都要先占卜，求得祖先、上帝和鬼神的指示后，再去行动。因此我们说殷代是天神至上的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天命神权的宗教世界观。

周代统治者取殷而代之以后，继承并发展了天命神权思想，一方面亦如殷人笃信"我生不有命在天"一样，周人也认为是上天保佑着周王，使他江山巩固，多福多益；但另一方面，周人对天的敬畏之情，又比殷人那种僵化、机械的宗天思想有所进步。因为毕竟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殷人对天的祭奉与虔诚，可谓竭尽全力，可还是被上天无情地抛弃，因而周统治者发出"天命靡常"的感慨。如何使无常的天命不再转移，永久地照耀周原的沃土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只有吸取殷商统治者过分依赖于"天命"而亡国的教训，为此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理论。周公认为，天命不是不能改变的，天命只授予有"德"者，无"德"者必将失去天命并导致亡国之身，因而统治者应当"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可见周人对天人关系，已不再像殷人那样完全听命于天，而是要尽人事以待天命（今天人们常讲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就颇有这个意味），这反映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周统治者关于"德"的思想，后来成为儒家主张"德治"的依据。但必须提出，由于周统治者"敬德保民"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祈求天命来永保王命，因而周人的世界观仍属天命神权的世界观。

还应该提出，但就宗教而言，周人还有一点与殷人大不相同，那就是从西周开始，祖先的世界与神的世界逐渐分离，成为两个范畴的问题。周人已经把上帝与人类始祖的血缘联系一刀断开，让神升天，让人落地。正是在这种重视人类本身、氏族本身的自然血缘关系的观念之下，西周才发展出了完整、严格的宗法制度。因而从西周开始，社会文化的浓郁的宗教迷信氛围逐渐被注重人间世事的精神所冲淡，"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2 于是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逐渐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这一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殷商西周时代并没有完成，但它向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东周王朝政权遭到削弱，诸侯争霸、战国纷争，随着社会制度向封建制的转变，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士"阶层的崛起，私学的兴盛，诸子并起，百家争鸣……中国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先秦诸子中，最先崛起的是儒家和道家。儒家的刨始人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他以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提出了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仁"为思想核心，以"义"为价值标准的思想学说，以实现"克已复礼"的终极目的。他认为礼治是社会得以安定的必要保障，唯有礼治才能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秩序，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3 他认为春秋时期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已，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要使社会由乱变治，就必须恢复周朝的礼治，因而需要"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按照自己的等级名分尽义务，这样社会就有秩序和稳定了。当然，礼还仅仅是一个形式，它是要表现"仁"这个深刻内容的。所谓"克己复礼为仁"4 ，仁者"爱人"，一方面是把礼这种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成为人心中的"仁"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主张用"亲亲"、"孝悌"的仁爱伦理原则来协调人际关系。因此他希望统治者能修己、恤民、礼让，实行贤人政治，主张以德政、礼治君临万民。所以当时的儒生都看不起以政治手腕治国的人。管仲相齐，"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可是孔子却看不起他，说"管仲之器小哉。"可也正因为这样．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主张从德教礼治入手治理国家就显得迂阔而不济于世，孔子周游列国，备尝艰辛而四处碰壁。而他身后，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才把他捧上了至尊至荣的地位。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在这八派之中，以孟柯为首的孟氏之儒和以荀况为首的"孙氏之儒"在理论上的贡献较大。孟子继承孔子"仁"的思想，进而提出仁政学说、性善论和"尽心、知性、知天"的哲学思想。孟子行仁政的主张是在比较王道与霸道两种对立的统治策略之后形成的。他指出，王道的特点是以德服人，霸道的特点是以力服人。两种策略会收到不同效果："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5 因此，实行仁政、王道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得到长治久安。在孟子的仁政主张中，贯穿着以民为本的思想，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样处理民众、社稷、君主三者的关系，当然不是贬低君主的权威，而是强调民心的向背乃是政权存亡之所系，提醒君主在争取民心方面多加注重。而荀子则继承发展了孔子"礼"的思想，进一步提出礼法并重、性恶论和"明于天人之分"的哲学思想，他认为礼与法不是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礼与法都是维系社会群体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它不同意孟子尊王贱霸的观点，主张王霸杂用、礼法并行。荀子的这一思想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采纳，汉宣帝曾直言不讳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6 。

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其创始人是老子，他为了取代商周以来的人格神--天的至上权威，提出了一个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道"。与此相适应，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和愚民政策，向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7 的"小国寡民"的世界。老子以后，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道家学说，他不仅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而且认为人通过修养可以得"道"，得了"道"就可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样人生的苦恼和生死都可以得到解脱。这实际上反映了庄子竭力逃避现实，幻想通过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的办法寻求自我解脱的心理状态。道家的这种心理状态，是没落阶级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无所作为的表现，所谓"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8 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究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提倡"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在诸子各家学说中，道家思想最富有哲学内涵，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儒道之外，法家也在这一时期崛起。春秋时期有早期法家的代表管仲、子产，他们都是掌握实际政权，推行法家政治的先驱。战国时代的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也先后在各国实行变法，直到后期的韩非集理论上的大成。法家提出了具有发展进化因素的历史观，韩非用"守株待免"的著名寓言，说明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法家是主张君主专制的，并提出把"法"、"术"、"势"(法指成文法令，术指国君操纵臣下的手段，势指国君拥有的权势)结合起来，以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法家学说是先秦诸子中一种实用的政治哲学，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成为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主要不在于它的理论价值，而在于它的实践价值。在这点上，法家要胜过其他各派。因为正是法家思想，为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墨家，曾和儒家一起分享过先秦诸子中"显学"的殊荣，孔墨两家的学生"充满天下"。墨家的创始人为墨翟，一开始墨家也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墨家重视劳动，主张自食其力，反对不劳而获，因而显露出强烈的平民色彩。同时，墨家又主张"兼爱"、"非政"、"尚贤"、"尚同"，其尚同思想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天子上同于天，这就又保留了尊天事鬼的宗教外衣。秦汉以后，墨家丧失学派生长的适宜氛围，逐渐消失无闻。只是在历代农民暴动时有关公平、互爱及至鬼神、符命的宣传中，或可听到它的嗣言，直到近代方出现复苏之势。

除此之外，先秦诸子中还有主张阴阳五行的阴阳家和主张辨别名实关系的名家以及兵家、农家、杂家和纵横家等。

所有这些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是各家针对社会大变革时代的许多问题所表明的态度、主张、愿望和要求，它们对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是共同的。人道压倒天道，对天的信仰的动摇与重民思想的抬头，都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与孕育期的不同。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完成了从神本到人本的过渡，儒道两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大主干，法家思想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的理论依据，这一切都对中国后世社会产生了全面性的导向影响，中华文明鲜明的人文主题由此确定。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春秋战国时期因此被视为中国文化的雏型期。

在春秋战国时代显现雏型的中国文化，是经历了秦朝的大一统后最后定型的。因而秦汉时期成了中国文化的定型期，这时期的文化，带有制度化、模式化和程序化的特征。

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笫一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至高上的皇权、三公九卿的中央机构和郡县制的地力行政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统治网，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这一政治制度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基本继承下来，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在经济制度上，公元前216年通过"令黔首自实田"的形式确认了土地私有制，此后2000年，土地私有制成了中国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此外，秦始皇还采取了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等巩固统一的措施，又通过北征匈奴，南征越族，使秦的疆域"东至海……，西至临洮、关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的一统帝国之下，中华文化共同体基本形成。这说明，处于升腾之势的新兴地主阶级以其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了奠基、定型的工作。正因为如此，秦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由它开创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辽阔的疆域、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却给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秦人便同后来的"汉人"、"唐人"一样，成了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的代称，欧洲人称中国为China，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都是秦的音译。

秦始皇统一中国．接着又统一文字，本来为学术义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不到10年，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禁绝私学，只允许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百家争鸣的局面宣告结束，中国学术文化遭到了第一次空前的浩劫，企图万世一统的秦王朝也因此成了短命的工朝。秦亡汉兴以后，汉初统治者注意吸取秦亡的教训，剔除了秦朝的苛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道家的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一度为统治者所提借。道家重视成败存亡的经验．主张清虚自守，因而适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然而．实行思想统一乃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下无可回避的任务，因此儒学有获得抬头的机会。小吏出身的刘邦本来不喜欢儒生，但他即位以后，由于秦博士叔孙通帮他制定了礼仪，使他感到儒学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统治，遂改变对儒学的态度，在他死前一年，曾至曲阜用太牢祭祀孔子。到了汉武帝时，西汉王朝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统一思想的课题被再次提出。儒学开始受到真正重视。其标志就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他吸收了道、法、阴阳五行等学派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成分，把儒法两家揉合为一体而形成新的儒学。因此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先秦儒学是以充满着亲情色彩的伦理为本位的，但董仲舒的儒学却有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神学化的天人观念，他的"天人感应"、"王权神授"、"三纲五常"、"正谊明德"、"阳德阴刑"与"独尊儒术"学说的提出，无一不是为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因而2000年中，攻读五经成了干禄仕进的敲门砖，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心理素质、伦理道德规范便由此衍生、蔓延开来。

经过汉武帝、董仲舒鼓吹、改造的儒家思想，终汉一代的表现形式，便是儒学的经学化和经学的谶纬化。一方面，汉武帝废秦代所立的各家博士，专立儒家"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又建立官学，弘扬儒术，不仅士子想做官，唯有攻经独门路径可走，甚至朝廷诏令及群臣奏议，皆援引经义以为根据，时有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之说；另一方面，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化儒家思想，在西汉末年得到了恶性发展，用图谶纬书妄解经义之风大盛，王莽建立新朝，刘秀光复汉室，都大得益于谶纬，以至刘秀临死以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宣布图谶于天下"。经学谶纬化的结果，使经学几乎完全丧失了学术价值，坠入了迷信巫术的泥潭。

汉朝以降，中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军阀割据相争，政权更迭频繁，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争夺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长达400年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的悲剧时代。乱世之中的中国文化，也出现了多元走向。首先是"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颇具道家色彩的玄学作为新思潮在魏晋兴起；其次是宗教大盛，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并有了相当规模，外来的佛教也在这个时期迅速传播，以至唐代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再次，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为主的胡文化与汉文化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趋向多元化。多元文化的共存，为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底蕴，所以到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兴盛的局面。

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全面繁荣。"忆昔开元全盛日，个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9 ，是经济繁荣的明证；三省六部制的推行，律令格式的体系，体现了政治法律上的完备；军事力量的强大，开拓出了远比今天辽阔得多的疆域，使无数的少数民族都来归附；完备的学校制度、史官制度、天文研究、医疗制度都在此时基本形成；科举制代替了已经腐朽的九品中正制，那些凭借门第、族望而世袭高位的门阀世族地主被扫下了历史舞台，上来的是凭自己的才华而崛起的庶族地主与寒士，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由此奠定了以后千余年中国文化制度、选官制度的基本格局和方向；胡汉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也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展开，长安成了世界性的大都市，3万名外国留学生留学于此的盛大景象，表明隋唐时代的中国成了向周边地区辐射的文化源，出现了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东亚中华文化圈。这一切都表明，隋唐时期（尤其是盛唐）的中国文化，在那蒙昧黑暗的中世纪，如一盏明灯，悬于世界东方的上空，照亮了人类文明前进的路程。

唐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推行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使得道教风行，佛教兴旺，儒学昌明。三教并行不悖，不仅有力地促使儒、道、佛相互吸收，而且造成了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人们不以一教为尊，亦不必以自己的信仰去屈从一尊的意志。唐代的社会风气也因之大为自由、开放，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得凭才华上升的寒士们踌躇满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1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11 ，有为的时代，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了自信与热情。这种朝气蓬勃的性格，使得唐人对于一切外来的文化表现出了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宏大气魄，也使得唐朝文化成了世界性文化。透过隋唐文化的繁荣，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开放自信和积极有为的健康心态。

但是，这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并没有持续太久，爆发于唐中叶的安史之乱以及其后的社会动乱，不仅造成了中古政治经济结构的动摇，也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次大的转折，即由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转向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其突出的标志，就是理学化的儒家思想在宋明时代复兴并再次占据了思想的统治地位。宋明时期因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强化期。

理学是在晚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基础上在两宋时期形成的。其开山鼻祖是北宋的周敦颐，中经张载与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集大成。它以"理"为最高范畴，以承续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为己任，因而又被称为"宋学"或"道学"。究其实质，它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融合佛、道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体系。它从理论上论证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合理性，到了明朝便被立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注为准，唐代钦定的《五经正义》被正式废除，八股取士和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唐训诂。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对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宋明理学建构理想人格的理论与观念，促成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生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无不闪现着宋明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实乃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脊梁"。但另一方面，从总体上来说，宋明理学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统治思想，它加强了封建社会的历史惰性，使得思想界变成了一潭死水，了无生气，这就严重桎梏了人们的思想。同时，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精神创伤，如贵贱有差、尊卑有等的礼治秩序，从根本上否认个体的价值，抹杀了人的个性，使得中国人的性格在主性和奴性两个极端上得到了畸形发展；它那"存天理，灭人欲"以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论调，深深伤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千余年，至今流毒不绝；它那强调内在身心修养的"内圣"之说，把人引向了空谈心性而鄙弃事功的价值观和空疏的学风，结果在宋明两朝造就了一批"低头拱手，高谈性命"的无用之辈，一遇危难，便束手无策，"惟余一死报君恩"。南宋的软弱、明末的败亡，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直至近代，在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一批正统的士大夫不是想着怎样去"富国强兵"，而是在那里大谈特谈"立国之道，尚仁义不尚权谋。根本之谋，在人心不在技艺"的昏话。这种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以及对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毒化影响，显而易见。

从清代到"五四"，是中国文化的衰败期，也是其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带有新旧杂陈的特征。

明清王朝的嬗递，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造成了"天崩地解不汝洫"的时代震荡，直接动摇了中世纪某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制度、原则和学说，进而促使部分胸怀"亡国之思"的文化人，对"古今之变""天地之理"作一番重新思考，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就是这一时期展开文化反思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极限，预示着和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接轨。他们对"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发展出了"经世致用"的新一代学风。清初启蒙思想的出现，预示了封建文化的没落和寻找并建立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尝试。但总的说来，由于他们缺乏全新的思想文化资料作凭籍，他们的启蒙思想并未从根本上突破封建主义的范畴，加上清初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出现了一段所谓"康乾盛世"的回光返照，因而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清代达到了一个烂熟的阶段，其标志便是汇几千年中国典籍于一身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出现和以总结中国历史文化为己任的乾嘉朴学的兴起。

已经烂熟了的中国文化，本应尽快地完成"瓜熟蒂落"的自身蜕变。但由于封建统治对内的文化专制主义，对外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人因循守旧、妄自尊大的闭锁心态，以致终于在资本主义"船坚炮利"的打击下败下阵来。中国文化进入近代以后，在处于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挑战与冲击下，不得不开始了扬弃与蜕变的转型历程。遗憾的是，由于旧思想的羁绊，由于内忧外患的连年不断，救亡图存的燃眉之急使得中国人一直无暇于思想文化的建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多维视野的、民族特色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我们期待着中国文化的新生。

注释：

1详见《人民日报》1994年1月25日的有关报道。

2《礼记·表记》

3《论语·季氏》

4《论语·子路》

5《孟子·公孙丑上》

6《汉书·元帝纪》

7《道德经》第80章

8王蘧常：《诸子学派要诠·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

9杜甫：《忆昔》

10孟郊：《登科后》

11李白：《将进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