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制度环境会对民族文化造成巨大影响。中华民族所居存的半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为中华文明得以滋生发达提供了先决条件，也使得中华文化获得了独立而绵延发展的机会，较完整地保留了民族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经济环境，演绎出了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民本主义思潮，也推动形成了企稳求和的社会心态。宗法制度，则形成了君父同伦、家国同构的伦理观念。正是在这些特定地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下，中国文化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独特的风格。

【关 键 词】中国文化 文化生态 地理环境 农业经济 宗法制度

【作者简介】高汉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沙滩北街15号，100720；电话：64022187

【收稿日期】201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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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樊彦芳

    100年前，中国革命党人以西方“主权在民”的理念创建了中华民国，开始了民主制度的试验和建设。100年来，各种各样的西方主义、思潮和学说被引进到中国，成了主要“批判的武器”。但结果却甚不理想，大清的“破草房”被推倒了，民国的大厦却越盖越歪、迟迟不能竣工，民众只好露宿街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一类的悲剧一再上演。
    本文作者认为，100年前的革命者仅凭一腔热血，没有也不屑于做“地勘”工作，大厦的地基不牢是导致歪楼的主要原因。从法治与文化互动的角度，认真的梳理中国法治所依存的文化背景，承认中西文化生态的差异，承认中国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和法治的历史阶段性，承认类似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能够成为中国建设现代法治的“本土资源”而不是“水火不容”。这将不仅有益于正确总结100年来中国法治的经验教训，也许还有益于明晰未来中国法治前进的方向和步骤。
    “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文化生态也可以称为文化背景，主要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应该指出，世界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性，主要是由于这些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在考察某一民族文化的特征时，必须首先把握这个民族的文化得以繁衍的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即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态。

中华民族是在十分复杂的文化生态中创造并发展自己的文化的。她所居存的半封闭性的大陆地理环境有别于西欧文化的开放性海洋环境；她所植根的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经济既区别于周边的游牧经济环境，又有别于西欧文化的工商业经济土壤；她所依托的家同同构的宗法社会政治制度既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等级制度，又不同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因此，地理环境的、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的这三个层次的格局，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文化的优势与不足，都与此有着或近或远、或深或浅的联系。

一、大陆文化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一，它指的是与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其次它的优劣可以加速和延缓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我们固然反对无限夸大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作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毕竟应该承认，地理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化创造的发展趋向，而且人类愈接近原始状态，这种影响力就愈大。于是，在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时，就有必要从文化赖以发生发展的地理背景入手。

从世界地图上看，中华民族栖息生养于北半球的东亚大陆上。5000年前，殷人、周人、楚人、越人就在长城以南、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创造了古老的文化。可能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就把中华民族当时的版图划分为九州，后来的《吕氏春秋》更是对九州作了明确的地理划分，即豫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雍州、幽州。九州的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黄河中下游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区间，面积当在300万平方公里左右，这是自古以来中华先民所着力开发的地区，在同期的文明古国中，中华民族领域的辽阔是无与伦比的。秦汉以后，汉民族继续开拓疆土，通过民族交汇，后经封建社会历代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域，为中华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广阔的大地。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山地和高原丘陵约占2／3，盆地和平原约占1／3；中国大部地处温带，亚热带区域也不小，最南部进入热带，最北部进入寒带，完备的气候带提供了农业经济多样发展的地理基础。东亚大陆领域广大，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给中华文化的发生发展造就了一种恢宏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就了一种大陆民族的文化。

中华民族生活的东亚大陆，东濒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北临蒙古漫漫戈壁滩和浩瀚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西面则万里大漠与高山雪峰相间，西南耸立着世界上最高峻的青藏高原。这使得中华民族与外界的沟通极为不便。太平洋一望无垠，波涌涛天。这片无垠的水域，长久以来难以横渡，因而被视为“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1】的未知世界。直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对大海的吟咏，也不出“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之类，视大海为神秘莫测之乡。明清时期，推行海禁，更造成了中国人海洋观和海洋知识的浅薄以及重陆轻海的倾向，对中华民族的经济生活和观念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华文化具有了典型的大陆性格，与具有海洋型性格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大相径庭。对中国人来说，北方的交通也是极不方便的，蒙古戈壁少草木、多风沙，再向北是茂密阴冷的西伯利亚原始针叶林，更严密地封锁了北行路径，因此古代中国人一提到北方，便想到苏武牧羊的地方——朔风凛冽、旷无人烟的北海(即贝加尔湖)之滨。在西北方，从祁连山下“地热，多沙，冬大寒”的河西走廊开始，其西部是一片比蒙占戈壁更为荒凉干燥的盆地、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目极望，欲求达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2】按照英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的说法，西域的沙漠和高山(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确乎是大自然“在地球上发生大文明的几处地域之间”，也即在东亚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西亚文明和南欧文明之间，“造了这样一座屏障，隔断了他们在文化方面彼此的交流”【3】。至于西南方，则耸立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交通之不便，唯有南北两极的冰山和北非撒哈拉大沙漠可比拟，它完全成了东亚文化圈与南亚次大陆文化圈的分水岭。

综观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一方面我们看到东亚大陆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回旋余地相当开阔的环境，“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4】这为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滋生发达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但另一方面，这种一面临海(难以横渡)，其他三面为陆上障壁所阻的状况，又造成了东亚大陆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

由于中华民族处于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使得中国古代文化从半封闭的大陆性环境中获得了相对完备的隔绝机制，这种隔绝机制使得中华文化获得了独立而绵延不断发展的机会，较完整地保留了民族传统。虽然从秦汉到隋唐，中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进行过颇有深度的交流，但截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华文化并未经受过外来文化提出的根本性挑战，从而一直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如学术上的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一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其中虽然不乏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中华文化的特有情致和韵味却一脉相通，未坠于地。中华文化没有出现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被摧毁；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因恺撒占领而罗马化；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那样的“断层”。在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文明系统能历经四五千年，持续到现在而未见中辍，唯有中华文明。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久以来其文化的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加上隔绝机制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使得中华先民在长达数千年时间里形成了一种“世界中心”意识。这种“世界中心”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地理上的，即自认占据世界主体，并处于世界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在先秦典籍里面已形成了“中国”的概念，“惠此中国，以绥四方”【5】。战国以降，中国人的九州观、天下观、四海观在渐次扩大，但直至19世纪中叶前，一直把自己的国度看作世界的中央，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就说：“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的边缘接壤的。”【6】在中国古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这种见解体现得十分明显。另一方面，这种“世界中心”的意识也体现在文化上，长久以来中国人总是把黄河、长江滋润的那片沃土视作唯一拥有文明的“化内之区”，而周边及远方则是教化不及的“化外之地”、“荒蛮之域”，因而中国是“天朝上国”，外域不过是若干“蕞尔小国”、“蛮夷之邦”。“万国来朝”是历代中华帝国及帝王的理想境界．表明中华先民乐于以文化布道者身份，将教化充溢于中国，进而扩及到野蛮无文化的四面八方。在历史上，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原人虽然多次在军事上被“茹毛饮血”的“夷狄”所征服，但由于中原人拥有高度发达的农耕经济和典章制度，因而在文化上一次又一次上演“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这无疑一再强化了华夏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造就了中国人独具风格的世界观念和文化心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类诗作所展现的，正是一个大陆民族所特有的视野和壮阔的襟怀；而北京故宫那种高度对称、凝重而富丽的建筑风格，则淋漓尽致地显示出“中央帝国”雄踞万邦的雍容、庄严的气度。至于中国人强烈的“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国籍观念和眷恋乡土的情怀，也是一种执著的大陆民族意识。

尽管这种大陆民族意识有其偏狭之处，但在2000多年间，却是支撑中华民族保家卫国、弘扬民族传统的精神力量。当然，自16、17世纪以来，当欧洲开始跨入近代的门槛，中华文化已经开始落伍的情况下，中国人还茫然不知世界大势，久久不能从“中央帝国”、“世界中心”的迷梦中走出来，那就显得可悲和可笑了。

二、农业经济

养育中华民族及其先民的东亚大陆，沿着从大兴安岭西坡-西辽河上游-燕山山脉-黄河河套一黄河、长江上游直抵雅鲁藏布江河谷这条400毫米等降水线，大致可分为两大区域：东南为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西北为少受甚至不受东南季风影响的干旱地区。湿润地区发展成为东亚的农耕区，干旱地区成为东亚的游牧区，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也因而成了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两种经济类型。这两种经济类型曾经在历史上多次发生碰撞与融合，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长远的、全局性的影响。但比较起来，中国古代社会无疑是“以农立国”，农耕经济占据着主要的优势，成了中华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植根在这经济土壤之上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农业社会的文化。

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基本实现了从渔猎向农耕的过渡，这当然要归因于中原文化所处的黄河中游的各支流台地为原始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完备的条件，如排水良好而又肥沃的黄土、适宜的雨量和气候等。但同时在“水乡之地”长江中下游地区，河母渡文化及屈家岭文化遗址发掘中，都出土有大量稻谷遗迹及猪、狗和牛等家畜骨骼，也说明在几千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也进入了农耕时代。与这种地下发掘相互印征，历史典籍中也有关于传说时代即“以农立国”的记载，如《尚书》便有对统治者应当“先知稼穑之艰难”的劝诫；《论语》更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认为古代部落首领能够赢得天下，是重视农业的结果，这与游牧民族的酋长靠硬弓骏马制驭诸部大异其趣。到了殷商西周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了生活资料的最主要来源。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得到了长足进展。标志是牛耕在中原一带开始出现，铁制农具已渐次采用。秦汉大一统以后，历代帝王都把“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作为治国之道，他们耕籍田，祀社稷，祷求雨，下劝农令……以各类耕稼的仪式和奖励农事的政令鼓舞天下农夫勤于耕作。尤其是东晋南渡后，中原农耕技术和劳动力进入长江流域，使得长江流域迅速发展成为农产丰富的耕作区，“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便反映了这一事实。加上历朝历代移民拓边屯田政策的推行，中国农耕区的范围便以中原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迅速扩展开来。自汉唐以下，农耕区就已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渐次推向长江上游、长城以外，又向南越过五岭，达到珠江流域和云贵高原，最后形成了在古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农业文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同食”成为中国农民的典型生活方式，以单家独户经营、男耕女织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便成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形态。这对许多中国文化传统的发生、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农民长期劳作过程中养成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精神。章太炎早在本世纪初对此作过描述：“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7】他们辛勤劳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无种无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是中国农民最实实在在的体验。正如在农业上最重视经验一样，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向实用——经验理性发展，一是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这与西方亚里士多德式的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非功利思维方式不同；二是思维注重实际、有形的东西，无形的纯思辨色彩的东西在中国人的思维里是很淡薄的，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哲人也追求贯穿自然、社会、人生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体系，但它显然不是一个精密谨严的思辨体系。这种务实的民族性格的另一表现，是中国人对宗教问题的态度。一般而言，中世纪是神学统治的时代，当时的欧洲就长时间地处于神学蒙昧主义的笼罩之下，但中国自周秦以后的两千余年问，虽有种种土生的或外来的宗教流传，但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远没有西方那样显著，更没有像欧洲以及世界各地历史上为宗教争端而演出无数惨剧与长期动乱的痛苦，因而宗教的情绪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强烈，基本上没有陷入全民族的宗教迷狂，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终压倒神异的、出世的思想。从而在文化黑暗的中世纪，中国人却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封建文化，被视为人类文明的第二次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奴隶制文明，第三个高峰是以英、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文明成就的取得，应当归因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和成熟，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中华民族的非宗教的理性主义精神。

马克思在论述东方文明的时候，多次论述过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土壤上只能生产出“东方专制主义”。原因就是东方农业社会是由成千上万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村落和城镇组成，如果上面没有强有力的一统，那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同时，对外抵御游牧人的侵袭，对内维持社会安定又是这个农业社会的全民性需要，这就有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的必要，这个帝国的大一统只能依靠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君主集权主义才能实现。因此在中国古代，尽管绝对尊君论是由法家制造、韩非集大成的，但就多数思想家和学派而言，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尊君思想，这无疑是因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需要并养育了一个君主集权政体。所以中国早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就确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而欧洲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出现类似政体，而且其历史功能也与中国的专制君主政体大相径庭。

与集权主义强劲而悠长相伴生，中国的农业社会又培育了另一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那就是由经济上的“重农主义”演绎出来的政治上的“民本主义”思潮。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历代帝王也深知农业繁荣是国固邦宁的根砥所在，因而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天下以农桑为本”的重农主义思想。而农业繁荣的前提，必须是农民的“安居乐业”。只有如此，农业生产方能稳定有序，朝廷的赋役才可以源源供给，才会出现“天下太平，朝野康宁”的“盛世”。反之，如果出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状况，“民溃”、“民变”就会层出不穷，当饥寒交迫的民众“揭竿而起”之时，专政手段再强大的王朝也难免于土崩瓦解的厄运。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类事实的反复出现，使得统治阶级中富有远见的人们很早便领悟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8】的思想便成了中国民本主义思想的最好阐释，统治阶级应当“爱民”、“重民”、“恤民”，反对暴政的“仁政”、“王道”学说也应运而生。当然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与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义主义思想是全然不同的历史范畴。在古代中国，民本主义与君主专制主义的一般形态相互补充，构成所谓的“明君论”，民本学说只能作为绝对君权的抑制因素，而不可能直接导向主权在民的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石的民主政治轨道。

总的说来，重民心、顺民意的民本思想曾经在中国文化中产生过积极、进步的影响，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再到白居易的“卖炭翁”，关汉卿的“窦娥冤”，都无不跳跃着民本主义的脉博。因此，中国农业社会的文化生态环境，一方面产生了民本思想，以满足民众需要安居乐业，从事生产和再生产的要求；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的小生产者又需要一个权力无限的专制帝王来统一。因此在民本思想兴起的同时．尊君主义也一并生长而齐驱。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后，作为观念形态的尊君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在明清两代发展为绝对君权主义，民本论日益受到尊君论的排斥与压抑。明太祖先元璋在“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以后，就对于《孟子》中“君以臣为草芥，臣则视君为寇仇”的说法极为恼火，下令将《孟子》删去1／3共85条，将孟子逐出孔庙，“罢孟子配享”，并心犹不甘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看来如果孟子生在明朝，就难免会有杀身之祸、刀锯之刑了。可见，极端的君主专制是多么的腐朽，连为它服务的民本思想都不能容忍了。于是，遭到排斥的民本思想，逐渐发展成为反对君主专制的武器。

此外，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土壤，也在中国国民的民族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中国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的性格，便是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型自然经济造成的一种社会心态。与此相联系，农业社会的理想人格，不是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执用两中、温顺谦和的君子风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排斥，也导致人们普遍推崇诚信，鄙弃口辩，所谓“敏于事而慎于言”、“呐呐于言”为君子，都是这个意思。因此人们往往把能言善辩叫作“巧舌如簧”，视为“狡猾”的别名，这同西方崇拜雄辩家的风尚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农业社会定居的特点导致的中国农民固土重迁的习性，几千年间养成了中华民族保守性和受容性极强的文化心态。他们因为必须附着在小片土地上周而复始地精耕细作，无以产生强烈的创新和开拓欲望，经验理性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保守性的心态。又因农耕人安居一地，少有退路及转徙之处，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背井离乡”，因而只得在故土安之若素地接受外来的东西，从而发展了受容性。这种受容性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农民的忍受性极强，对于非个人所能抗拒的压迫与剥削，一般情况下是逆来顺受，不到无法活下去的忍受极限，中国农民是不会“揭竿而起”的；受容性的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态度，例如中国人对于外来的几大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所包容，甚至一人可以同时信仰几种宗教，而无西方基督徒那种排他性的宗教观念，因而中国人往往逢神便拜，祭神如神在，宗教意识是相当散漫而朦胧含混的。但中国国民对外来事物的这种宽容心态，又绝少意味着对自身文化的任意放弃。事实上在中国国民的内心世界里，始终有着执著的本位文化精神，在骨子里抱定“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以我化人”而不是“以人化我”的心态。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华民族表面上虽接受外来文化，但实际上却未能真正接纳外来文化中的一切优秀因子，从而不能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质的飞跃。在一个日益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世界里，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心态会对21世纪中国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的。

三、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中国先秦时期影响非常大，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的重要社会制度。它是在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家长制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统治为核心的综合性社会制度，它的确立是在西周时期。宗法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宗法继承制度、宗法分封制度和宗法家族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所谓嫡长子是指正妻所生之长子，与众庶子对称，按照宗法制度的原则，全家族中的最高权位由嫡长子继承，定为大宗，其余庶子定为小宗，大宗成为家族长，有继承权和主祭权，小宗则没有。小宗在其本支内，又以嫡长子为大宗，余子为小宗。这样依次划分下去，则全家族关系分明，权位确定，亲疏有别。周王朝建立后，又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与分封制结合起来，在广大被征服地区“封诸侯，建同姓”，建立起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受封以后，又在封域内把一定的土地与奴隶再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大也依同样方法再进行分封，建立起侧室或称分族，这就是古人所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9】。这种分封制，实际上是按照宗法血缘关系，将土地、奴隶和统治权力进行层层分割的一个过程，分封制的结果是形成了家族国家形式，即家族权与政权的合二为一。周天子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君主，也是周姓(姬姓)的最大族长；诸侯在诸侯国的范围内，既是政治首领也是家族长；下面卿大夫亦如是。周代这种族权与政权相结合的宗法家族制度，形成了“家族至上”的统治观念，因而在宗法制度下十分强调“尊祖敬宗”，繁复而隆重庄严的宗庙祭祀制度便成了历朝历代的大事与盛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随着奴隶制的灭亡而衰落，事实上严格意义的宗法制度在西周末年已开始瓦解。秦汉以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以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即由“贤良”的标准取代了“亲亲”的标准。但从总体上看，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根深蒂固地扎根于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与在以父权制家族为社会组成单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君主专制制度相结合，长期笼罩着中国封建社会。这突出表观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完全排斥女性成员在血缘集团世系排列中的地位。这使得中国女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仅无权染指政治权力的继承．而且无权染指家庭财产的继承，甚至某些专业特种技艺的传授方式，也是“传儿不传女”。其次是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国家政权形式发生了种种变迁，但宗法性的组织-父权制家族却始终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10】便是中国农村多聚族而居的真实写照，因而使得族权在中国社会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再次是“家国同构”精神的复辟。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最鲜明的特征，宗法制度不复存在以后，家国同构的精神却贯彻了下来。如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就是从家族伦理演绎出来的。孝亲是中国道德的本位，又由孝亲推及为忠君，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因而“国”与“家”彼此沟通析成“国家”，君与父互为表里，“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11】“夫君者，民众父母也，”【12】中国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治国与齐家可以相互为用。这种君父同伦、家国同构的伦理观念，无疑是宗法制度在封建社会的复辟，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便是典型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结合。以至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宗法封建制，而无论是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又始终是父家长制政体，父亲在家庭君临一切，君主则是全国的严父，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以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同志还要把它列为革命的大敌，“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3】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是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制度。

在中国古代，作为“合族之道”的基本观念是“尊天”与“法祖”。《礼记》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从天的重要性推到祖的重要性，进而推到君的重要性，这样就把“敬天-法祖一尊君”联系在了一起．《荀子•礼论》所谓：“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因此从殷商时起，敬祖、法祖就成了一种传统。据统计，殷墟甲骨卜辞中关于祭祀祖先的多达15000多条。进入周代，敬祖意识更加强烈，但有所变化，即殷商时对女性祖先(先妣)的崇拜已不复存在，在宗法制度已确立的周代，对祖先神灵的尊崇只限于男性先祖。

由敬祖观念推演出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是“孝”，《礼记•坊记》所谓：“修宗庙，敬礼事，教民追孝也”，也就是要子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种“追孝于前”的意识，必然导致重传统，重历史。所以孔子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4】，可见孝的目的在于历史的延续；所以孔子“信而好古”，历史成了知识和智慧的源泉，因而应当“重史”。司马迁说孔子有感于“周章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乃决心“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这种“续亡继绝”的使命感，充溢的是历史意识，对后代影响深远，以至到了宋明，“为往圣继绝学”仍然是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敬祖”观念衍化出来的，是先王崇拜的思想，“重史”观念推导出来的，是传统崇拜的思想。无论是先王崇拜还是传统崇拜，其价值的取向都是向后的，他们的流行，铸就了国人强烈的“尚古”心理，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先王崇拜的思想，对于巩同中华民族的疆域，形成统一的国家起了积极作用。先王是光辉的形象，效法的榜样，举起这面旗帜，可以使人们集合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分裂割据的局面，但都在恢复先王帝业的旗帜下恢复了统一。显然，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延绵千年而不缀，与先王崇拜的思想是有关系的。对传统的崇拜，又使得中国人重视对既往成果的继承和现实秩序的维护，古代思想文化因以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这对于中国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成就独具特色的悠远流长的东方史话，起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而，这种向后的价值取向，又是与社会历史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的，因而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多个方面，表现出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它首先形成了中国强大的复古主义潮流，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延缓其死亡的作用。中国的改革也因此显得特别艰难，以至从王莽到康有为，都不得不打起托古改制的旗号，但托古就要尊古，尊古就要复古，中国历史上改革多有失败，改革家最后竟成了复古家，走的就是这么一个怪圈。因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千余年来停滞不前，死气沉沉。一旦出现一点社会松动的迹象，历史稍稍有所进步，一些人便要高呼“人心不古”、“国将不国”、“道德危机”，这种思想，阻滞了中国人思维的发展，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中国的哲学，自秦以后直到五四运动前的2000年的发展，一直没有突破过先秦诸子树立的基本规范。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足于“整理国故”，一生的心血耗在了故纸堆里，竟产不出自己独立思考的一点心得，实在可叹、可悲又可恨。而且传统的一再延续以至深厚而久远，沉淀在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中，成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沉重包袱。在世界转向一个积极向上、朝气蓬勃、日益创新的近代以后，中国就远远地落伍了。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遭受的百年耻辱，除了要直接记在腐败的清王朝头上之外，文化中“敬祖”、“重史”的人文传统所导致的民族心理的缺陷，也是不能辞其咎的。所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中，我们一定要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人文传统。

总之，在一个半封闭的暖温带大陆上滋生起来，以农业经济为基本生存手段的宗法社会，便是中国文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土壤。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地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下，中国文化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独特的风格。

注释：

【1】《庄子•秋水》。

【2】《法显传校注》，第六、七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上海书局、中华书局出版。

【4】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24页。

【5】《诗•大雅•民劳》。

【6】《中国札记》，第63页，中华书局，1983年。

【7】《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政论选集》(下)，第689页。

【8】《孟子•尽心上》。

【9】《左转》桓公二年。

【10】《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引《县区志》。

【11】《易•家人》。

【12】《新书•礼三本》。

【1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4】《论语•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