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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在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阶段，商品市场出现假冒伪劣、掺杂使假的黑心产品并不稀罕。消费者无法获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合法权益被侵犯，也都是常见现象。因为在经济发展和腾飞的阶段，往往也是社会和市场容易失序的时候。社会经济活跃，新情况新变化较多，对既有规则形成冲击，但有没有形成新的规则，制定法律往往也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形不成缜密的规则之网。只有经济和社会在基本盘上的稳定，才能够制定出稳定的法律体系。比如，欧美早在20世纪中期就逐渐出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美国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就提出了经典的消费者“有权获得安全保障、有权获得正确资料、有权自由决定选择、有权提出消费意见”四项权利。但是不是在此之前他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得很好，不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不需要总统去强调消费者权利呢？显然不是。如19世纪的美国，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也同样非常多。当时不少美国文学或新闻作品都有描写，食品工厂里污水横流、老鼠横行、苍蝇嗡嗡。只是后来经济与社会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在结构上趋于稳定了，立法执法以及社会公益组织才相互配合，大致解决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
与此相应。越是发展期，越是容易出现新的事物，比如新的产品、新型服务和新的交易方式。法律跟不上，就会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并且难以得到救济。比如，近年来消协受理消费者申诉举报的类别在各地都有了新变化，主要呈现出申诉类别“高端化”和“技术化”的特点，其中购车、购房、网购、团购等所产生的纠纷越来越多而且难以解决。日用品消费投诉重点也由原来对鞋、帽等普通家居用品的申诉，转向对装饰材料、美容、旅游等高档消费的申诉；电子产品从对普通操作功能的申诉，转向对炒股、网络和游戏等附加功能的申诉；售后服务由单纯的对故障维修，日常维护申诉，转向对服务态度和技术水平的申诉。
但关键在于，有问题正常，但问题迟迟无法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就不正常了。央视315晚会火了20年，年年爆猛料，但消费者权益保护却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其根源何在？恐怕，还是源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本身“质量不过硬”，从而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当然难以靠商家的良知、自律有所提高。
如果放宽我们的视野，经验观察就可以发现，商品市场上产品的质量，往往与一个国家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廉洁高效，具有较高的治理技术和能力，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服务，那么，这个国家商品市场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也往往会比较高。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公共产品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商品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比如欧洲国家中，南欧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上整体上不如西欧，而南欧在政府治理能力上整体上也比不上西欧。比如意大利，它的政府在治理能力和廉洁高效上比不上英德等国，而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就不如英德。罗马广场上也到处都是游商小贩，欺骗消费者的事情也在所多有。
原因就在于一个廉洁、高效，具有较高治理能力和技艺的政府，无论是在市场规则的制定以及规则的执行上，都更为有效。而且，政府及官员手中特权少，不易被资本所俘获。即便出了问题，也有较好的纠错或者纠弊机制。因此，如果我们要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光有媒体的猛料显然不够，更重要的是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细工夫。”首先，政府要能够更灵敏地监控市场并作出反应，及时地为新型产品和交易方式提供规则。比如，为什么在金融、房产、团购、网购等方面的消费上，消费者维权比较难；为什么国外品牌对中国消费者权益极端漠视，极力开拓中国市场却不提供与欧美国家消费者同样的高品质服务，就是因为我们缺乏明晰的规则。其次，更重要的是必须保证有效“执行规则”。政府各监管机构必须克服部门利益，形门联动，形成缜密的执法之网，而不能“各自为战”，“有利一窝蜂，无利不起早。” 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仅要有重惩的规则，更要有真正实现重惩的执法。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保证政府职能部门的廉洁透明，只有看得见的正义才是最可靠的，公权力被暴露在阳光下，就会受到强有力的监督，就不易沦为特权，就不易出现“寻租”等腐败现象。为什么双汇产品会出现“瘦肉精”事件？还不是金钱打通了各路关节？当然，监管机构也需重塑绩效观、政绩观。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执法上，政府如果有了成绩，当然要让公众知道并以此获得支持。但亮政绩不是目的，执法不能为了显示政绩而追求剧场效应、轰动效应，更重要的是要有长效机制。
一言以蔽之，保护消费者权益固然要诉诸于商家的良知、道德与自律以及媒体的爆猛料，但一个治理有术、廉洁高效、公开透明并受到真正监督和约束的政府的“细工夫”才是根本。
原刊于《法制日报》2011年3月18日第7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