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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是老舍先生从美国回来后直到他自杀身亡期间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坐落在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的人民艺术剧院也把《茶馆》作为自己的保留剧种，几乎年年上演，经久不衰。我对话剧的兴趣始于《茶馆》，但让我兴趣盎然观看《茶馆》的真正原因则与我对宪法的研究有关。1954年宪法颁布之后，周恩来总理希望老舍写一部宣传新宪法的剧本，老舍欣然接受，随之老舍以那个时代人人皆有的热情创作了这一伟大的作品。这样看来，老舍创作这部作品的起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通过艺术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茶馆》是1954年新宪法所营造的政治环境的产物，它从文艺的角度反映了反右斗争之前的政治和国家形势。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新宪法颁布的过渡时期是值得想象和期待的梦幻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勾画了一个足以令大多数人向往的未来，它表达了以代表性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其精神实质是政治协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商谈民主，体现了构建新时代、新社会的过程理性。1954年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和巩固了这一成果，完成了构建新的现代国家所需要的蓝图，标志着国家在法律上的正式成立，确立了国家范围内的公共领域。今天被法学家津津乐道的1954年宪法之所以享有盛誉，其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今天公演的《茶馆》话剧中已经看不到直接对新宪法内容的表述，甚至剧本的整体历史背景被置于旧中国的时空下，但我们仍可以看到宪法的本来精神和固有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茶馆》中，老舍写得只是小人物，他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中，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经常下茶馆。那么，我要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得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老舍写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展示了底层民众的惨淡人生，刻画了小人物政治生态。
政治分为精英政治和小人物政治，前者是王权政治，后者是民主政治。王权政治排除了小人物们议政和参政的权利。《茶馆》共三幕，每一幕具体内容虽有不同，但主题只有一个，都是小人物“莫谈国事”的故事。这个主题从第一幕开始直到剧终都被无限放大，格外引人注目。在第二幕序幕中，老舍解释道：“‘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保存了下来，而且字写得更大。”在第三幕序幕中，老舍又写道：“假如有什么突出惹眼的东西，那就是‘莫谈国事’的纸条更多，字也更大了。”既然小人物连议政的权利也没有，更遑论参政了。正是“莫谈国事”和“共商国事”成为区别王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茶馆》是一部政治戏，一部关于政治民主的戏，它以艺术的形式展示了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曲折历史。关于民主政治的主题，早在1951年的时候，老舍就写过一个剧本《一家代表》，这个剧本很能说明老舍对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剧中的那位自由知识分子的父亲何尝不是老舍自己的化身？在《我怎么写〈一家代表〉》一文中，老舍直言不讳地说：“在我的剧本中的任务是做代表，为民主政治效力。我自己也是北京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所以我就是把我的经验分配到他们四口人身上。”又说，“民主政治是咱们新国家建国的基础，顶要紧。”“民主政治是立国的基础，而不是只为给某几个人带来荣耀的。”“他们也必须渴望民主政治，然而见到了民主政治的实现，才能热情的拥护。”评论家一直认为，有两个老舍，一个是“文学的老舍”，写出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文学名著；一个是“政治的老舍”，写出了《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一家代表》等著作。从“文学的老舍”转变为“政治的老舍”不仅使老舍在写作类型上从写小说转向了写剧本，在写作内容上也从他所熟悉的旧时代市民生活转向了新中国政治背景下的政治生活。这种转向对一个业已成熟的作家来说是属不易，但一经转向，他就义无反顾地书写他所认定的政治生活。这种转向让我想起了顾准。顾准在他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前夕，毅然决然地把饱含忧郁的目光投向了遥远而古老的希腊文明，对希腊城邦制度做出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完成了从经济制度到民主制度的学术方向转型。
自称不懂政治的老舍一直在关注政治的事情，只不过他关注的是中国小人物的政治。老舍笔下的茶馆是中国式小人物的政治舞台，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但这个公共领域是被压制和管束的公共领域，尚缺乏现代公共领域应有的建构品质。今天重读哈贝马斯的《公域的结构性变化》，就会闻到一股浓浓的咖啡味，这恰恰是中国式茶馆缺乏的气氛。现代公共领域形成的时候，借助了像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合，只有在这样的公共场合中，公开发表理性才能成为显性的标志，这是王权政治借以表现的宫廷宴会和贵族沙龙场域所缺失的。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咖啡馆作为一种新的建制，不仅提供了人人都可以或容易进入的公共场合，也形成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按照哈贝马斯的话就是使“理性摆脱对于贵族主人的依赖，使理性获得将谈话变成批评，将妙语变成论证的那种自主性。”从一种潜伏在心理的非常情绪走向能够打动人的公开表达既需要能够激发人们想象力的词句，也需要像咖啡馆这样的使一般人能够进出的公共场合，并且自由发表意见。按照哈贝马斯的考证，“理性”（Rasonnement）在德语中保存了两方面的互相矛盾的色彩：一方面表示诉诸于理性，另一方面又鄙视地斥之为牢骚满腹。这种看似矛盾的词语其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咖啡馆里公开发表意见并在众人中通过讨论和辩论形成公共意见，使现代公共领域有别于私人领域和国家领域。如果所发表的意见或最终获得的公共意见不包含对顽固存在的人性之恶和国家权力的谴责和批评，现代性的公共领域能够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础就是不可想象的。需要认真对待的是牢骚的存在、表现形式和发布的场合。牢骚满腹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它有时候直接源于人的直觉和脆弱的情感，成为个体的人表达不满、异议、愤怒或厌恶等的最主要的形式。问题不在于什么人发牢骚，什么人不发牢骚，也不在于什么人用“雅量”消灭或抑制了牢骚，这些都属于那些在伦理领域中的个人品德问题。但是，当人们所发牢骚的内容开始指向公共权力并且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和喝彩的时候，牢骚的性质和内涵就发生了变化。私人的一般意见只有通过讨论和辩论，即通过公众的批判才能获得公共性，否则，牢骚就是一般的牢骚，不会变成公共意见，私人也只能是私人，而不是公共领域需要的公众。现代公共领域实提供了一种资格，即人人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和扩展熟人社会的权利。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咖啡馆的出现和迅速成长标志着现代公共领域逐渐取得了它与私人和国家领域相对应的地位和权利。在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关系上，国家不仅只能在自己的疆域中活动，而且具有义务维护和保障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发展。事实上，宪法在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在私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做出界分，为这三个领域划出了各自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活动空间。
在传统中国，茶馆当然是一种公共场合，它是各种社会消息和意见的集散地，这些带有流言蜚语性质的社会消息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公共舆论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基本上是非公开性的乃至秘密的。张贴在茶馆里的“莫谈国事”纸条反对公开评论国事，但它不可能管制人们通过身体语言或私下的交谈讨论公共事务。因此，在总体上，茶馆而不是咖啡馆作为不同性质的公共领域决定了前者一开始就是由缺陷的，究其原因，乃在于中国传统的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不具有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的权利，换句话说，不是小人物们进错了地方或选错了饮料，而是在小人物进入的地方后无权“大声喧哗”，顶多只有窃窃私语、小声嘀咕的份。
在权利缺失的情况下，出入在中国传统的茶馆里的茶客是一些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虽然也是以私人身份到茶馆里，但并没有因此营造一种公众聚会的气氛。他们不能自由聚会，也不能自由发表意见，辩论和讨论当然也不能进行下去，这就使得相聚顶多成为带有某种仪式的见面会而不是具有社交性质的公众聚会。社交不是一般的聚会，不具有公众聚会性质的聚会不是社交。中国人喜欢扎堆、凑热闹并没有把社交的理性带进公共场合。中国式的社交（如果还能称为社交的话）更多地凝固或强化了原有的熟人关系，聚会的场景再现、重复了熟人之间的体征，有时候也增加了熟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以及在聚会之前竟然没有发现的更多的关联因素。这种情况虽然总是不可避免的，但不也同时成为牢牢封闭熟人圈的力量吗？在社交中，不是在原有的熟人圈子里表达自己乃至推销自己，而是通过自己的决定与相对陌生的人建立起一种可欲的社会关系，这就把自由的概念落实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自由的实质不是别的，正是建立新熟人关系的意志自由和行动能力。如果自由提供了人们瓦解旧的熟人关系的能量的同时没有同时开发出新熟人关系的领域，自由就开启了让人孤独和绝望的真正源头。真正进步的社会不仅保留了社会存在必不可少的原有的熟人关系，也通过拟制的方式拓展了新熟人关系。新熟人社会不仅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从描述意义上讲，新的熟人社会表达了一种现代社会的日常经验和行为惯例，这意味着人们总是或一直生活在熟人社会当中，但新熟人社会也是带有公共聚会性质的流动的熟人社会，这决定了它与传统的熟人社会的差异和区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雅士的共同品茶行为和亲朋好友的聚会都不具有这公共聚会的性质，即使利用这样的场合进行商业上的谈判也不能硬说就是公众性质的。不仅如此，自由的缺失也使得有些人被迫缩小了原有的熟人范围，成为被流放或放逐的人。不论是鲁迅《在酒楼上》喝闷酒的主人公还是在咸亨酒店众人前小心地品黄酒的孔乙己都是这样的一些远离了熟人关系的人。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拿来主义者”所指责的这些小人物只能是喝茶的，而非喝咖啡的，甚或以为喝茶的不如喝咖啡的。这些个议论本是一些陈词滥调，不足为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被称为士的人才享有发表公共意见的特权。子产的“不毁乡议”和孟子的“国人皆曰”是在春秋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时期产生的难得的倡导言论自由的典故或理论，但它们不大可能形成制度化的建构，也不大会产生以民为主体的公共领域。在社会结构上，“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及其内在的职责规范决定了士垄断了公共意见，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表现型而非代表型的公共领域。尽管在中华帝国建立之初，士因“横议”而发生了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但在文化的精神结构中上并没有彻底否定士对“议论”的独占特权。长久以来，“志于道”的文人雅士在表现公议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了大众进入这一领域的资格和可能性。不过，中国传统的士虽然有“横议”的特权，却不大会在茶馆或公共广场上发表意见，也不会面对面的就一个问题进行辩论。士所议的是国事，他们向最高统治者提出意见，但他们不屑与小人物展开讨论，而中国式的小人物既无权与当权者对话，也无权与士阶层对话。对士而言，议政的方式主要是上书和上疏。上书和上疏俗称上折子，但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上，尤其小人物是不能上的。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不仅事关文化传统，也关乎制度建构。这种意义上的统治在根本上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通过语言的力量或霸权形成了压迫人的局面，而能够作为统治者的不仅是掌握合法暴力的人们，也包括那些士大夫。几千年来，小人物就是这样失去了公共的话语权，失去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共领域，也失去了他们可以相互交流的场所。
无论茶馆还是咖啡馆，都是在隐喻的意义上发挥作用的。就中国建构现代的公共领域而言，就是要把传统型的茶馆改造成咖啡馆。这并不是主张中国人从此之后就只给有靠喝咖啡才能完成现代化的建构，而是说像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所需要大众的参与和制度上的保障。如今，咖啡馆的范围早已扩大到能够发表意见的任何载体当中，其中网络世界的形成造就了人类意义上的咖啡馆。圣经中通天塔的故事暗示人类之间不能相互交流在于语言的障碍，没有形成以语言为主要手段的交往理性，这个工作被哈贝马斯承担下来，他实际上在用哲学的方法建造通天塔，用人的力量抗拒上帝的恶作剧。不过，观念的力量固然重要，但缺乏人人可以借以运用的科学理性，则诸如此类的观念仍然属于少数人孤芳自赏的奢侈品。就人类意义而言，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为人类意义的理性交往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互联网技术不仅是一项技术，也正在创造一种语言，一种令新人类都可接受的计算机符号。语言就是一种符号。后现代主义者把语言作为其命题的前提，依然是在从符号学上做文章，有谁能够思量到几十年、几百年后，人类不是在使用一种人人可通的世界语？那时，这种语言是否有意义，完全是“在场”人的事情。真正的话语权属于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公共领域是大众言语而不是先知传播智慧的地方。在公共领域，是大众而不是先知，充当了话语的主体。本色的老舍是那位用老北京话写老百姓事的文学的老舍，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作为“人民的艺术家”才是当之无愧的。
来源：《法学家茶座》2010年第3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