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澄清，“公捕公判”与“公开审理”是根本不同的。根据刑事诉讼法，除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和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外，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是为公开审理。公开审理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展示证据，从而使法官形成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结论的过程；公捕是侦查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在抓捕犯罪嫌疑人并提请检察机关批捕后，召集大会当众宣布逮捕决定，有时还一并给予破案警员表彰和嘉奖；公判则是组织千人万众，一并宣读多个有罪判决书，之后一般再押解着罪犯们游走一番。

可以将公捕公判看作一种 “公开展示”：在广场上举行，有数千人参加，“展品”是几十个被宣布逮捕或者有罪的人。公开展示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威慑犯罪。据信，如果惩罚的痛苦以震慑的方式被他人强烈感觉到，就能扼杀犯罪的企图。

不过，这就隐含了极其危险的逻辑：既然威慑是有效的，就有理由不断强化这种威慑，进而更有效地遏制犯罪。于是，公捕公判乃至公开处决就是最合乎威慑逻辑的正义展示了。可是，人的耐受力会不断增强，像吃安眠药一样，要维持一定效果，就必须不断增加药量，直至上瘾。

当人们对渐趋频繁的游街示众渐感麻木时，为了使震慑效力不减，就不得不让惩罚及其公开表演变得更加刺激，使惩罚上升为一种制造痛苦和羞耻的完美技术。我们从网络照片上已然看到这种完美技术：那五花大绑的繁复绳索，透露出过剩的暴力。

示众的威慑是非正义的。特别是在公捕的场合，那些所谓罪恶昭彰的人，其实都是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而示众却使他们即刻成为罪犯。在这里，场面就是证据，围观就是审判，被示众者所有的辩解，都将是抵赖而不是权利。并且，这种“审判”所生成的必定是“铁案”，它在道义上承受不起任何错误。所以，后续的司法程序都不过是这场展示的背景摆设了。

过去若干年，人们对于公捕公判和游街示众已经颇多反省，最高司法当局明令禁止，绝大多数司法机关也弃之如敝屣。不幸的是，这种“文革”时期登峰造极的的方式，今天仍有它的遗风余韵。公捕公判和游街示众的症结其实不在于侵犯肖像和尊严 （好像戴上面罩就可以继续巡游了），关键只在于，示众是以人的身体为手段，试图达到恫吓犯罪的目的。而我们力倡社会主义法治的今天，应当不折不扣地坚守“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示众行动的支持者强调，只要目的正当，手段过限就可以理解。要知道，用目的的高尚来开解手段的可疑，这种思维方式在社会上流毒深远。电击“网瘾”少年，逼令孩子吃下他扔掉的馒头，这是用这种流毒理论来伪饰目的，掩盖手段的错谬。

公捕公判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罪犯无疑带来了羞辱感。也是这种羞辱感，可能导致被羞辱者内心的抗拒与仇恨，使他不再有负罪感，不再渴望自新。也是这种羞耻感，如果被旁观者感知，则导致对被羞辱者的同情，对羞辱他人者的厌恶；如果不被旁观者感知，则说明民众已经丧失了羞耻心，民不畏“耻”，奈何以“耻”惧之！

由于公捕公判的弊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展示打击犯罪的成绩，也就只能快意于一时，而无助于长治久安。尽管某些追求时效的治理措施是地方官场生态催生的无奈，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地方父母官能够允许说理，容忍批评。虽然“爱民如子”是一种陈旧的为政理念，但不妨以之作为说理的开端。公捕公判的组织者只要想想：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是否忍心让他站在万众面前？如果连爱民如子都做不到，又谈何以人为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