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那就是“依法治国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这个说法在人治的背景下提出来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相比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治来，主张和强调依法办事、照章行事，总归是一个进步。

但这个提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者说有一些前提因素需要加以考虑，否则就容易把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甚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我认为，在建设法制社会的过程中，有必要考虑法制安全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因素需要加以考虑的是，如果社会出现了大的变局，这时候想靠平常的法律来维系稳定，就很难。晚清法律改革，统治者派出使团赴西洋考察，相继出台一批在当时领时代潮流的新法律，如《大清新刑律》等，但未及实施，清王朝就已倒台；国民党在1948年召开“行宪大会”，制定了采用议会制的宪法，选举产生了总统，但仅过一年有余，其政权就垮台。可见，当一个政权气数将尽或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再好的法律也挽救不了其颓败的命运。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绝大多数法律都是在常态社会才能运转，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严重的天灾人祸，那么这时候大多数日常法律就得让位于紧急状态下的特殊法律。而如果天灾人祸太大或者太频繁，则紧急状态下的特殊法律也可能失效，如地震或者灾荒之后，若相关的粮食救济等跟不上，就会出现这种危险。

第三个就是法要是良法。一个社会，如果所制定出来的法不是良法，那么尽管有关的公权力部门是在依法行事，尽管有关的抗争者被指责为暴力抗法，但由于所依的是恶法，所抗的也是这样的恶法，则这样的法制不过是权力的傲慢与偏见，无法获得公信力，因而也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例如，秦朝之所以短命，贾谊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繁刑严诛”、“多忌讳之禁”。陆贾也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举措太众、刑法太极”，正所谓“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第四个就是要有一套好的法律适用机制。再好的法律，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适用，仍然无法达到法的良治。法的有效适用至少包括两层意思：首先，老百姓要消费得起法。如果因为诉讼费太贵，或者执法者的贪腐和不作为，或者诉讼程序的繁琐等原因，导致用法的成本太高，那么老百姓可能就不去消费这种法律，而是转而通过求助黑社会或者私了甚至以暴制暴等渠道来讨说法，这当然是极不好的，不仅会导致正式的法律制度被架空，而且会使潜规则丛生，乃至黑社会当道。其次，与此相联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得有一个优良的执法队伍和不偏不倚的司法裁决机关。

最后，还必须看到，法必须和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社会的善治。老子曾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据此，我国学者胡水君指出：“在历史长河中，如果我们如老子所认为的，把‘道’作为其本源，那么，在加强法制建设和张扬人权与公民权利的进提那，历史长河其实已经流出源头很远很远了。”受他们的启发，我曾提出，在选择治国方案上，要树立道—德—法—刑法这样一个层级体系的思路。

（原载《新京报》2010年4月24日“具体权利”专栏，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