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伟人曾经说过："科学家应当是有极高预见性的社会分子"。我想，科学的预见性不单是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要求，也应当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必然使命。自然科学无疑需要对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予以准确地把握和预见，而社会科学同样需要对社会现象的未来走向、变化规律正确地判断和预测。应当说，科学的预见性是社会科学的灵魂，丢掉这个灵魂，社会科学就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作为一名社科工作者，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重要社科领域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解释社会现象的低水平阶段，对各领域中社会现象的未来发展、变化尚不能做出较为科学的预见，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距的最重要根源。

但凡被称为社会科学大家者必然拥有超乎常人的科学预见性。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预见，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其经济学鸿篇巨著《资本论》更是完整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其中的科学论断在一百多年后仍被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所证实，实为各国经济学家所叹服。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政治家，从他做出的重要论断来看，他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学家、战略学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外一片低沉、消极和恐慌之际，做出了中国人民必胜的历史性判断，其名篇《论持久战》划分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战争阶段已被中国抗战实践和伟大胜利完全证实，这一惊人预见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抗战胜利后，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毛泽东又以他的远见卓识做出明确回答，为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以上两位都是能改变历史的伟人，普通人只能望而兴叹的话，那么，国际上许多著名学者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国际政治形势以及法律规则实施效果等做出的准确预见也同样令我们汗颜。

前不久刚刚去世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著《文明的冲突？》一文曾经预言未来世界的冲突将产生于人类不同文明之间，孰料，此文公开发表不到10年后的2001年美国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尽管有些学者并不完全认为这次事件是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所致，但从该事件发生的起因来看，亨廷顿预言的文明冲突至少是此次事件爆发的重要背景，他本人因此成功预见而被誉为当今最伟大的政治学家之一。

谈到科学的预见性，就不能不使人想起著名的经济学家特里芬教授，二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地位从此一家独大。当美国人还沉湎于本国货币已成为全世界拥趸的国际货币的沾沾自喜中时，特里芬教授就准确地预见到这一新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自身无法解决的固有矛盾，必将崩溃，特里芬教授奔走呼号，多次上书美国政府和国会要求尽快改变，但均无果而终，特里芬教授客死他乡，给世人留下了著名的"特里芬难题"。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制土崩瓦解，直到此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特里芬教授的伟大和卓越。

有人误认为法律比较保守，不应过于超前，但恰恰相反，科学的法学理论和精明的立法者应准确地预见法律的实施效果，使得相关法律不会因形势发展、变化而不得不朝令夕改。GATT/WTO法的始创者准确地预见到成员方可能在达成的涵盖协定之外采取各种规避法律义务的措施、攫取贸易利益，设立了独特的"不违法之诉"制度，从根本上保证各方谈判形成的利益平衡不被轻易打破，WTO的成功实践表明，"不违法之诉"的始创者具有高度预见性，这一制度成功地避免了许多规避法律的行为，促进了WTO法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成为现代国际法的典范。

以上事例无不说明，只有那些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学说或理论才能真正为决策者和大众提供指导，才能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才是真正的科学。再看我国的社科研究领域，不乏大师、大家之名，但真正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学者却凤毛麟角，许多人或是在不断地解释社会现象，或是人云亦云，大道理满天飞，真知灼见无一个。更有些学者热衷于各种媒体访谈，为个人出名造势。在这里，笔者并不想否定社科学者为了普及社科知识、启发人们思想而开展宣教，只想强调科学家的真本领应当是对社会现象本质的准确把握、未来发展形势的科学预见，为此，真正的社科学者应当脚踏实地、潜心研究、勇于创造、科学预见，将创新作为学术研究的生命，把科学的预见性当作职业生涯的最高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中华民族赋予社科学者的历史使命。

中国历史上不乏远见卓识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我们同样期望在不远的未来，中国也能出现像亨廷顿、特里芬这样的具有高度科学预见性的伟大社会科学家。

 

本文发表于2009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二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