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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 文*** 译
目 次
一、导论：DNA鉴定和DNA数据库的快速增长
二、DNA对于刑事侦查的潜力
三、成功使用DNA图像的条件
四、对于DNA鉴定和DNA数据库的立法
五、分歧与论争
六、展望
2005年2月，一名45岁的男子因强奸和杀害一名年轻女子被埃尔万根（Ellwangen，在德国巴-符州） 地方法院判处了终身监禁。[1]这起案件特别的地方在于，该名男子的行为发生在1982年。20多年之后，这起谋杀案的告破有了可能。因为该案的行为人由于继续实施强奸被提取了唾液样本，2004年这个样本与旧案的DNA痕迹进行比对之后，为1982年谋杀案的行为嫌疑提供了证据。1983年在慕尼黑发生的对一名年轻女子的性谋杀案件也是类似的情况。[2]从犯罪现场提取保全的生物踪迹中所获得的DNA存入了1998年起联邦刑事侦查局所建立的DNA-数据之中。这起案件的行为人后来因为其他的犯罪行为被提取了确定DNA的唾液样本，这个样本与联邦中央刑事侦查局存储的DNA数据的遗迹比对之后，出现了吻合并识别出了行为人，最终对他做了处以终身监禁的判决。
DNA分析也可能对已被判刑的人有好处，这些好处已经得到了诸如美国的“无辜”工程的突出证明。[3]重启刑事程序以及由此无罪开释那些曾经被判处长期自由刑或者甚至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将会越来越多。[4]DNA所支持的刑事侦查更能强烈地反衬出询问证人和讯问被告人这类传统的刑事侦查方法内在的制度性缺陷。另外，看看2002年欧洲议会关于妇女免予暴力的建议，就会发现，它突出强调了作为防止性暴力有效手段的DNA数据库和它的预防功能。[5]
根据内务部和刑事追诉机关的看法，人类的DNA——也被称为基因指纹——分析已经成了侦破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的有效工具。[6]这种工具效率上的证据也表现在——象例案所显示的——作为长期悬案的重罪案件的侦破之中，这种案件长期悬疑后的成功侦破，有时被叫做一种反向的“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 [7]。DNA鉴定的日益重要主要是由分子生物科学的进步， 当然还有信息技术的进步所推动的结果。现在，“低拷贝数（Low Copy Number）”技术能够从原细胞物质中提取出DNA并分离出细胞物质类型，这种类型在不久以前对于DNA鉴定来说还是不可能达到的。[8]而今，鉴定的过程变得更快了；而且，DNA鉴定的成本也明显降低了。如今，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帮助建立大规模的数据库而且能够实现DNA信息的跨境快速交换。鉴定操作的自动化和便携式DNA试剂盒的商业生产导致，DNA鉴定可能会成为国际上警方刑事侦查的例行流程。[9]
DNA鉴定和DNA数据库是迄今唯一的从法庭科学、刑事政策和刑法科学的角度得到使用的技术。相反，社会科学和犯罪学还根本没有研究刑事程序中的DNA问题。 制作和利用DNA图像（/图板）以及DNA数据库的结构符合Garland所描述的新的社会控制和犯罪控制的形势。[10]根据Garland的观点，现代社会的形成，是来自以更为严厉的控制方式对待犯罪和犯罪行为人的看法变化的结果。DNA图像和DNA数据库是预防刑法的表现，选择性控制犯罪行为人的表现以及风险管理的表现，这种风险管理的核心是性犯罪行为人，不过，总体看来，是对危险行为人的控制。另外，现在DNA技术高度关注其用于刑法和刑法实务的问题以及分子生物学知识和刑事程序理论与学理之间的交叉点问题的基础。从警察科学的角度来看，DNA技术是作为科学理性主体的警察在建构案件事实过程中特别不同寻常的事情。[11]
因此，DNA分析主要被看作是有明显优势的刑侦手段，因为，现在明确的识别行为人不只借助于指纹，根据一个人的细胞物质来进行识别也是可能的，这些细胞物质，可以从提取保全的遗留在犯罪现场的、象血液，精液，毛发等（生物）踪迹中获得。最近几年分子生物学的进步，已经使得如今从更为久远的踪迹，从微量的含有细胞的物质以及从比如毛发、唾液或者皮肤碎屑这些极其不同的踪迹载体中形成DNA图像，成为可能。
反映人类基因组特定特征的人的DNA图像，可以通过分子遗传学方法予以确定。这种图像由长度各不相同的并不携带遗传信息的基因组的各个部分构成。这些细胞代码只是在单卵双胞胎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一致，而这种单卵双胞胎现象在1000例分娩中大约会出现3例。借助于分子生物程序可以在这种（不携带遗传信息的）基因领域的方向上对在行为现场或者从犯罪行为被害人那里发现的并且可能与犯罪行为有关的生物踪迹进行研究，这些踪迹（仅仅）对人的识别具有说服力。不过，基因分析原则上还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如今，以概率判断的形式来确定眼睛或者毛发的颜色，确定种族归属或者地域出身（祖籍）是可能的。另外，还可以设想，借助于成像程序，绘制人形成的逼真过程和根据DNA分析对人的心理属性进行归类，未来都是有可能的。破译人类基因组信息的快速进步和在分析方法上可以预见的进步，无论如何，都不会使这种预言看起来距离现实太远。[12]一定量的不携带遗传信息的基因组成部分——类似打在货物上的条（形）码——转换为数码，并且可以最终与其他的借助于同样的程序获得的代码进行比对。根据居民数据最终也可以确定这样的概率，借助于这种概率就可以证明相关的踪迹是其他人的而不是被嫌疑人的。概率取决于基础人口量的大小，此外，还取决于相关居民是否是长期隔离而生活的。不过，这种概率是极小的。不过，要注意，在犯罪现场提取保全遗留踪迹的时候或者在实验室对细胞物质违反操作规程的处理，都可能产生错误源。辛普森（O. J. Simpson）案就是这类刑事大案最有影响的一个，在该案中围绕法庭实验室中的手脚问题和违反操作规程处理DNA问题所进行的争辩，对案件的结局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3]
如今，分子生物学进步的成果不仅在长期悬疑的谋杀案件的侦破中日益明显。DNA分析也能够有助于发现错案或者避免错判。这种功能过去几年在美国的死刑案件中曾发挥了非凡的重要性，DNA鉴定可以导致撤销（/推翻）可能会导致无辜的被判刑人被执行死刑的过去的有罪判决。近年来，DNA支持的刑事侦查已经扩大到了涉及家庭和家族血缘分支的调查。[14]这种观点试图通过纳入这样的DNA图像来识别犯罪嫌疑人：这种DNA图像与从犯罪踪迹（痕迹）中获得的DNA是如此之相似，以至于可以从一个近亲关系开始调查。卡迪夫（Cardiff/Wales）发生的一起案子看来是2003年通过相似的DNA图像识别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把来自谋杀案的踪迹与英国国家DNA数据库存储的图像进行比对，虽然没有发现一个是吻合的，但是，发现了一个很相似的DNA的证据。然后，调查扩大到了相关人的家族成员。在这个家族成员中发现了这个遗留踪迹者，他承认了罪行并在后来的程序中获得了有罪判决。[15]搜寻相似的DNA图像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犯罪（和犯罪嫌疑人）不是常规分布的，而是集中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和由亲属关系所决定的群体。比如，当生物意义上的父亲犯了罪并被判了刑，那么，有血亲关系的人被官方作为嫌疑人登录的概率就特别高。[16]不过，这种搜寻策略的适用就把一类新人置于基因监控之下。[17]当近亲成了踪迹遗留者，那么，被登入DNA数据库中的人就永远逃不出警方侦查的范围。[18]
一开始提到的谋杀案的侦破就提到了成功使用DNA的条件。首先，行为人必须在犯罪现场或者在被害人那里留下了踪迹，从这些踪迹中能够保全到确定DNA图像的细胞物质。如果这个（犯罪行为）人已经被发现了，这种DNA踪迹对于这个人曾在犯罪现场或者对于他的正犯关系来说，就是一种或多或少明显的标志性证据。不过，这种DNA对于行为进行的过程本身还根本不能做出任何证明。当要么一个人已经由于其他原因成了被嫌疑人（并且他的DNA能够和犯罪现场的踪迹进行比对）或者说，当收集了因其他犯罪行为而被抓的行为人的DNA图像（比如发生在慕尼黑的“Mooshammer”谋杀案），要么为了与现场踪迹比对，能够使用因一个严重犯罪行为而以所谓的大规模基因检测的形式建立的其中可能有犯罪行为人的人群的DNA图像，那么，把一个DNA图像确定并归属于一个人就是可能的。大规模的基因鉴定过去恰恰是法政策争论的对象。也就是说，这里涉及到一个有着激烈争论的问题：虽然在一般的扫描搜寻范围之内，但还没有成为嫌疑对象的人，是否可以要求他参加这种大规模基因鉴定，而且，如果他拒绝参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19]主要是对于性谋杀案，对于侦查机关来说将完全可能借助一般特征或者借助于行为人的图像确定并限定被看作是行为人的人的圈子。不过，这会导致一个潜在的被嫌疑人的或多或少大的圈子或群体（比如一个地区16至50岁的所有男性）。1998年以来，为了侦破一起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Vorpommern）发生性谋杀案就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基因鉴定， 在这次鉴定中迄今收集了大约6000名男性的唾液样本。但是，DNA图像与犯罪现场的踪迹比对，直到现在进行得并不成功。1998年在克劳彭堡（Cloppenburg/Niedersachsen）对大约18000名男性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基因鉴定，这次鉴定破获了那里发生的两起性谋杀案。不过，好多刑侦实验室由于连续好几个月的鉴定而业务爆满，鉴定成本是相当高的，每鉴定一人，大概收取75欧元。原则上是否允许使用大规模基因鉴定， 国际上的解说众说纷纭。美国最高法院多次判决认为，由于缺乏具体到个人的行为嫌疑，基因“拉网式搜索”是违宪的。[20]相反，联邦宪法法院关于慕尼黑的一起谋杀案（该案的大规模基因鉴定涉及到了慕尼黑所有有保时捷轿车的人）的宪法诉讼的判决认为，通过证人陈述所确定的人的圈子，对于这种基因“拉网式搜索”就足够了。不过，如果广泛的、覆盖所有居民的基因数据库建立起来了的话，那么，这种基因拉网式搜索就是不必要的。前不久，一位英国高级法官提出在英国建立这种数据库的建议。[21]不过，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如今在量上已经很突出的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还可能会激增。
从国际和国内基本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制作和储存DNA-图像首先涉及的是人格权，是对这种权利的侵犯。最近几个月，欧洲人权法院判决了一起案件，就涉及到了这样的问题：英国立法者的决定——仅把被嫌疑人的而不是被判刑人的DNA-图像纳入国家DNA-数据库——是否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的规定。[22]除过人格权外，如果DNA-图像超越了DNA的不携带遗传信息的范围，还可能涉及到人的尊严这个核心问题。德国是从特别突出信息自主决定权形式的人格权的角度来讨论解释DNA-图像的使用问题的。[23]因此，在这一点上就涉及到干预（/侵犯）的相当性（/比例性）的问题，这种干预的根据是：高效的刑事司法利益以及高效预防尤其是严重的暴力犯罪和性犯罪。
DNA-图像的侦查导致对人格权（信息自主决定权）的侵犯。[24]从细胞物质中获取的涉及人格的信息越多，这种侵犯就越是深重。从基本法的视角来看，在DNA-分析的时候也涉及到基本权利干预的相当性的问题，也就是涉及到，获得细胞物质的利益和紧接着为了破获过去的和将来的犯罪案件而制作和存储DNA-图像的利益，是否远重于人格权保护的利益（或者说在《欧洲人权公约（EMRK）》第8条所保护的私人领域的利益）。
1997年起，《刑事诉讼法典》就对DNA-分析在诉讼中的运用做出了明确规定（《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1e条，第81f条）。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为了确定来源（/出身）或者为了查明犯罪现场的生物学踪迹是谁留下的这样的案件事实，侦查DNA-图像是必要的，那么，就可以从唾液样本（或者其他含有细胞的物质）中侦查这种DNA-图像。获取的信息仅限于对人的识别。因此，这种DNA-分析限于DNA中不包含遗传信息的部分。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1f条的最初版本，如果所涉及的是不明犯罪现场踪迹（也就是说还没有具体的可以归责的被嫌疑人），那么，只有经过法官书面批准，才能进行这种调查。1998年的《身份认定法》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规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取得一个已经被判刑的犯罪行为人的DNA-图像并储存在联邦刑事侦查局所管理的数据库中。不过，大规模基因鉴定是2005年通过修改过去的一条关于DNA-调查的法律规定得以解决的（2005年8月12日的法庭DNA-分析修正法）。
刑事程序中的DNA-鉴定经过这最近一次改革后，法律规定就变成如下的状况：在出现“不明”犯罪现场踪迹的情况下，分子遗传学调查的法官保留（经法官书面批准）被删掉了。现在，进行这种调查，由检察官和警察书面批准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抽取被嫌疑人含有细胞的物质检材并对其进行分子遗传学的检验来说，法官的书面批准，仍然还是必要的。如果被告人在被告知权利之后，在没有法官批准决定的情况下，同意抽取检材和鉴定，那么，就不再需要法官的书面批准。如今，在联邦刑事侦查局管理的DNA-数据库中（到2008年初存储了大约670000个数据单位，其中大约19%是不明行为人的犯罪现场踪迹[25]）不仅对“重大的犯罪行为”[26]和所有的性犯罪行为进行了DNA-图像的存储，而且，如果再次和多次实施的犯罪行为积累起来总体上看有重大的意义的，对这种再犯和屡犯也进行了DNA-图像存储。此外，这种存储也取决于预测法：相关人未来会继续实施重大的犯罪行为，性犯罪行为或者不断实施较轻的、但是积累起来总体上看属于重大的犯罪行为。[27]
2005年的DNA-分析修正法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1h条规定了DNA-群体检验。根据这条规定，如果是针对生命、身体、自由的犯罪或者性犯罪行为而且有法官的书面批准（法官保留），进行群体DNA-检验就是允许的。法官的书面批准书上必须写明DNA-检验所涉及的特定特征的人的范围（比如：男性， 年龄区间，地区）。批准书所涉及的人没有参加检验的义务并且要告知其参加检验的自愿性。因此，参加大规模DNA-检验的人是没有作案嫌疑的（或者说，是不受作案嫌疑的），这就很清楚了。因为，比如说，如果一起性谋杀案发生之后，人们可能就会认为，家住距犯罪现场特定外围的、特定年龄区间的所有男性，对于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来说，一定程度上都是有嫌疑的，而且这种有嫌疑的程度足以启动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这样，作案嫌疑这个概念就完全有可能会被过度外延而与法治国的规则不符。不过，在这一点上，同样清楚的是，仅仅拒绝参加群体基因检验，还不能说明有行为嫌疑。另外，在群体基因检验中所收集到的数据不允许储存，并且在比对之后要立即销毁。最后，从2005年的DNA-修法还可以看出这样的要求：进行DNA-分析的鉴定人和进行侦查的机关之间要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依据批准书受委托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1e条进行DNA-检验的鉴定人，要么是官方指定的，要么是根据《义务法》有义务的，要么是不属于进行侦查的机关的或者这个机关是与进行侦查的单位在组织和财政上是分开的机关的公务员。
围绕DNA-分析的法律政策上的争论将来还会持续。这些论争的核心是扩大DNA-分析的使用基础，以及已经提到的人格权保护和刑事追诉效率之间的权衡。鉴于主要借助于DNA-分析快速破获严重的犯罪案件引起法律政策讨论的契机，争论的往往是这样的问题：降低DNA-图像的使用前提是否就会扩充DNA-数据库，DNA-数据库跨境联网的问题，以及是否不应从DNA中获取被嫌疑人人格的其他信息的问题。接下来特别重要的是数据信息销毁和销毁期限的问题。从警方侦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与严格的销毁规则相联系的肯定是，严重犯罪侦破会因此受到限制。[28]看一看欧洲其他国家，就可以发现降低使用DNA-分析法律前提扩大使用基础这个方面的例子。英国的DNA-数据库由于在存储犯罪行为人- DNA上很低的法律限制，就可以获得比在德国联邦刑事侦查局的数据库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数据库多得多的图像。不过，大量扩充DNA -数据库，是否可能与成本-收益考量下犯罪侦破率的有理由增长有关，迄今还不敢肯定。这个方面还缺少可资利用的评估研究。虽然，总是有这样的报告，通过犯罪现场踪迹与数据库信息的比对，发现了大量的吻合者（可能是被嫌疑人或者与犯罪行为的干系的提示）。但是，还不能证明，不存在与吻合率有关的DNA知识的情况下，破案的可能性肯定会更小。另外，英国和德国的比较说明，尽管英国有大规模的图像储存，但是，英国的案件整体侦破率和具体严重犯罪的侦破率并不好于德国。而且，对于群体基因检验来说，引入统计录入，看来是必要的；对于这种统计录入，无论如何，可以类比适用电讯往来监控和听觉上的住宅监控的规则——简单的浏览和检查。[29]
具体而言，如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允许分析遗传信息。在荷兰，刑事诉讼法不仅允许分析不携带遗传信息的DNA成分，除此之外，还允许分析可能被证人所注意到的特征（比如，性别，种族，发色或者眼睛颜色）。[30]
2003年，英国政府对其人类基因委员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制作并储存每一个新生儿的基因图像是否是有好处的并且是正确的。该委员会在答复中强调，无论如何，从医学的角度看，好处都可能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技术的和经济的原因以及伦理和法律的原因可能都反对建立这种有前景的涵盖所有居民的DNA-数据库。主要担心的是可能的污点化和歧视的危险，以及基因信息滥用的危险。但是，他们建议将来重新检讨这个问题。英国政府碰及的这个辩论，指明了收集和利用DNA-信息的发展前景。这个发展前景指的是毫无前提条件地系统储存DNA-图像。不过，如果说建立了广泛的DNA-数据库，并且刑事追诉机关有权获得这些数据储备，那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玻璃人（glaeserne Menschen）”。这个概念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对1983年的人口普查法的判决中，在一种受控制的、可预见（透视）的意义上所使用的。不过，这是一种与民主宪政国家的人的假设不相兼容的人类形象。[31]
看一下英格兰/威尔士，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数据收集扩大的可能性。英国法允许在尽可想像广的前提下把DNA-图像纳入国家DNA-数据库。[32]对于存储DNA-图像来说，如果涉及到的是所谓的能够录入或者可以录入的（“recordable”）的犯罪类型而且存在充分的行为嫌疑，那么，图像收集的条件就足够了。这导致，英国的DNA-数据库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DNA-存储，并且成了比上面所提到的更为广泛的诉之于欧洲人权法院而迄今尚未审理的诉讼对象。但是，如今还不曾证明，收集的DNA-图像的广度也与相应的成本-产出-收益有关。[33]英国和其他致力于扩大图像收集的国家都还没有进行这种评估研究。鉴于比对现场踪迹和人的踪迹时有大量的吻合者的报告，以及破获长期悬疑的资本犯罪的报告，通常认为，进行评估研究是多余的。但是，这些报告——除破获长期悬疑的资本犯罪之外——并没有证明：没有DNA，要破案是不可能的。比较英国和德国的破案率，无论如何，丝毫也看不出，英国极力扩大的DNA收集与明显好的侦破率可能有什么关联。最后，吻合率的高低取决于在数据库中储存图像数目的大小、个体生涯的特征以及在犯罪活跃人口中再犯的一般模式。
从1980年代末就开始DNA-图像收集的许多国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DNA-数据库的动态大幅增容。[34]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收集强度。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所管理的DNA-数据库中就有大约500万幅DNA-图像。[35]这些图像绝大多数是被判有罪的犯罪行为人的图像。2006年加拿大的DNA-记录档案收集了近10万幅行为人图像[36]，由此，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图像记录实务收到的约束更为严格。瑞士2006年录入了大约7,5万人的图像。[37]英国国家DNA-数据库2007年已经有大约450万幅DNA-图像。相对而言，法国、德国和荷兰的DNA-记录档案就显得较小。德国和法国的DNA-记录档案各自大约有50万幅（涉及个人的）DNA-图像；荷兰的DNA-数据库2006年收集了2,7万幅图像。[38]增长的动态幅度，比如说，在法国的DNA-数据库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2003年10月储存的图像数总计大约8000幅，2007年1月总数就上升到了大约50万。特别突出的是在英格兰/威尔士的增幅。那里除过8万个现场踪迹被保全之外，每年都有大约40万新图像被储存。[39]
欧盟，象欧洲委员会（注意：不同于欧盟委员会或者欧洲议会）一样，着眼于DNA-数据库之间跨境交换的好处。2005年11月24日欧盟委员会给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通知，肯定了为刑事追诉目的而兼容联网各成员国信息体系的显著需求。[40]欧盟各国在Pruem条约（2005年5月）中对DNA-图像的交换达成了一致意见。该条约中涉及DNA-比对的部分现已转化成了欧洲法。国际刑警组织在2003年也建立了DNA-数据库。[41]但是，那里所存储的DNA-图像数目迄今还相当小。这或许说明，许多成员国对以DNA为支撑的刑事侦查的国际化[42]并没有抱多大的期待。[43]
观察当前以DNA为支撑的刑事侦查实务，可以看到，集中进行DNA-分析的犯罪还并不是严重犯罪。DNA-鉴定的重点倒是财产犯罪。[44]这种比对分析给出的是总体上相当高的吻合率，这种吻合率在英国在时间的纵向维度上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但是，总体上看，DNA还一直发挥着相当有限的功能。因为，英格兰/威尔士警方记录的所有犯罪行为中，仅有0,85%的犯罪行为遗留下了能够用于检测的DNA -踪迹。[45]
正如前面提到的，英国国家人类基因委员会对于全面的DNA -（图像）储存是否可能有好处的问题的回答中，该委员会强调，医学上的益处肯定是无疑的。[46]不过，它同时也指出，目前无论是伦理和法律上还是技术和经济上的原因，可能都反对全面的DNA -（图像）存储。该委员会还着重强调了存在污点化和歧视的危险。另外，还有滥用存储数据的普遍危险。英国政府提出的问题指明了可能有利于DNA-检测和DNA-数据库的发展路线。全面并无条件收集基因信息完全符合安全政策中应用生物统计技术的日趋明显的发展趋势。这里的安全政策所指涉的是非法移民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控制。最后，欧盟最近已经提出了一个法律政策的动议，这个动议的精彩部分就是电讯往来数据的超前存储。[47]这就是，为了预防犯罪和刑事追诉的目的，无条件和不问理由地存储大量涉及私人通信（/涉及人格）的信息。不过，存储所有公民基因信息的控制潜力可能远远超出为监控和基本权利干预而对通话数据进行储存的控制潜力。
围绕刑事程序中DNA的未来的辩论，也说明了多年前Gary Marx对与监控技术相联系的潜在错误所提警告的合理性。[48] DNA –检测被描述为是不会出错的，它的魅力完全来自它对于侦破案件显然无与伦比的潜力。[49]扩大使用DNA -证据（包括DNA数据库）的支持者相信，这样的证据越多越好；而且认为，不断增加的投入可能会产生收益上的直线增长。他们还强调技术在证据证明上的客观中立性。不过，DNA –检测和它表现为DNA –记录档案的结论，都不简单的仅仅是一个技术应用的问题。许多研究证明了这种由于有条件的概率（即：DNA不是100%绝对可靠）而存在于主审程序的严重的潜在错误源。[50]轻率的相信技术解决方法，也可能隐藏着忽视其他的侦查方向和忽视应用更为细微而隐秘的方法的危险。[51]这里涉及到是鉴定的自动化（和由此对专家知识很省钱的操作运用）以及刑事程序基本规则和保守经济上重要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其一，这种鉴定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所谓的、能被外行人马上就用的检测-试剂盒（自动化）[52]，而且试剂盒的鉴定结论当然也可以进入刑事程序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认罪会导致（不再举证证明的）简易程序的例行解决结果]。其二，在法庭精神病鉴定活动中有名的“有罪而认定为无罪”和“无罪而认定为有罪”的鉴别风险的问题[53]，也同样出现在一个包含了需要追寻新的错误源的新的领域。在美国，激烈争论的是这个问题：生产“DNA –试剂盒”的公司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有义务公开基于这些工具（产品）而获得的产品升级换代的数据[54]，这也是一个可能会扩大延伸到其它学科的测试程序的问题。这种（产品开发的）基础研究对于刑事辩护利益的基本意义，从程序公正或者说法治国程序的视角来说，是不可怀疑的。[55]不过，试剂盒的生产商会以企业商业秘密的利益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为由拒绝公开产品开发的基础研究数据。[56]但是，无论如何，被告人在（基本法上受保护的）公正刑事程序上的利益可能最终要占上风。[57]
存储DNA -图像的实务并没有证明生物技术的客观中立性。许多DNA -数据库在不同阶层和不同种族上的收集和存储都有和警方的记录和官方的犯罪统计一样的偏向和失真。近来，在英格兰/威尔士的争论就是围绕着这样的问题：国家DNA -数据库中少数民族有着明显超高的比例。[58]因为，根据微量（/抽样）人口统计数据的估算和国家DAN-数据库中种族的分布，可以看到，目前，英格兰/威尔士的大约40%的黑人男性被录入了数据库。而亚洲男性居民的大约13%和本国男性土著居民的大约9%被录入了DNA -数据库。因此，基因监控体系特别关注的这一部分居民，就是在刑事追诉实务和刑事司法中特别突出和显眼的那部分居民。因此，这种DNA –记录重复（并深化）着刑事政策的决定和刑事追诉的实务所预先确定的选择程序。在这一点上，前不久美国纽约联邦州的立法建议提议——应该把DNA -登记扩大到轻微的轻罪，遭遇到特别激烈的批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扩大到轻罪的DNA-登记可能会导致一种种族和人口统计上有偏向的失真选择。[59]尤为突出的是，轻微的毒品犯罪（大麻）可能被纳入这种修法之中，那么，这种犯罪的登记就要遵循有明显偏向的（并因而是选择性的）刑事追诉的规定。虽然，这种偏向和失真并不是由DNA -数据库的属性产生的，但是，可能主要是对于因特定法律政策所设定的重点（比如毒品）而落入刑法的社会控制的关注领域的居民群体，强化监控的结果。
对于DNA -数据库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总的看来，显示出来的可能是一种“简约的”策略。除过种族问题、法律问题，尤其是具体表现为扩充数据库的数据保护法上的问题之外[60]，——像不需要理由记录电讯往来数据一样——这里突出的是这样的问题：出于安全忧虑和刑事追诉的目的，在什么范围和程度上容许社会超前存储涉及个人人格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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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rn, 2. Februar 2005.
[2] Spiegel Online, 19. Juli 2004.
[3] Innocence Project: Facts on Post-Conviction DNA Exonerations. www.innocenceproject.org/Content/351.php.
[4] Gross, S.R., et al.: Exon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9 Through 2003.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95(2005), S.523-560.
[5] Recommendation Rec (2002) 5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to member states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gainst violence 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on 30 April 2002 at the 794th meeting of the Ministers’ Deputies.
[6] Besselink, E.: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in Forensic DNA Typing. Universit?t Amsterdam 2003.
[7] Roach, J., Pease, K.: DNA evidence and police investigations: a health warning. Police Professional 2006, S. 1-9, S.2.
Spielberg 执导、Tom Cruise主演、2002年发行上映的科幻侦破片《少数派报告》（也被译为未来报告、关键报告）剧情简介：
在2054年的华盛顿，人类的司法审判制度已经“进化”到了在犯罪发生之前已能预知犯罪并逮捕将要犯罪的罪犯的地步！这种“预知犯罪”的能力得益于一种“心理科技”的发展，比如电脑具备了显示人类最隐秘的思想的能力。一位华盛顿特区的警官让-安德顿一直以这种心理科技为法律武器逮捕犯人，从未质疑过这种制度，但有一天他突然被当成“将要犯罪”的犯人被通缉！猎手突然变成猎物，安德顿惟有一边逃亡一边寻找自己无罪的证据……
在乔恩亡命奔逃的过程中，他知得政府用来预测感知犯罪意向的是三台具有人脑智能思维方式的超级电脑“pre-cognitive beings ”，一个人的罪名最终是否成立，其决定权不再是落在人数众多的陪审团手中，而仅仅是由这三位“pre-cognitive beings”来判断被告的生死。当其中的两位“pre-cognitive beings”认定罪名成立，而另一位“pre-cognitive beings”却持相反分歧意见时，如果最后这位“pre-cognitive beings”（也就是“Minority”——少数派）的判断才是正确的，那么这名“pre-cognitive beings”的意见就被称为“少数派报告”。
对乔恩罪名的宣判，三位“pre-cognitive beings”就出现了分歧，其中一位认定他是无罪的，那么在众多精乾探员的追逐下早已精疲力竭的乔恩，到底能否利用这份“少数派报告”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8] Samuels, J.E., Asplen, C.: The Future of Forensic DNA Testing: Predictions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Washington, November 2000.
[9] Samuels, J.E., Asplen, C.: a.a.O., Washington 2000.
[10] Garland, D.: The Culture of Crime Control. Oxford 2001.
[11] Ericson, R.V., Haggerty, K.D.: Policing the Risk Society. Oxford 1997.
[12]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The forensic use of bioinformation: ethical issues. London 2007.
[13] The New York Times, 11. Oktober, 1995, Simpson Trial Shows Need for Proper Use of Forensic Science, Experts Say.
[14] Bieber, F.R., Brenner, C.H., Lazer, D.: Finding Criminals Through DNA of Their Relatives. Science 312 (2006), S.1315-1316.
[15] The Forensic Science Service: Annual Report 2004-2005. London 2005, S.9.
[16] Hutchings, B., Mednick, S.A.: Criminality in Adoptees and their adoptive and biological Parents: A pilote study. In: Mednick, S.A., Christiansen, K.O. (Hrsg.): Biosocial Bases of Criminal Behavior. New York 1977, S.127-142; Christiansen, K.O.: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riminality among Twins. In: Mednick, S.A., Christiansen, K.O. (Hrsg.): Biosocial Bases of Criminal Behavior. New York 1977, S.89-108.
[17] Zusammenfassend Duster, T.: Backdoor to Eugenics. London 2003.
[18] Bieber, F.R., Brenner, C.H., Lazer, D.: Finding Criminals Through DNA of Their Relatives. Science 312 (2006), S.1315-1316.
[19] Antwort der Bundesregierung auf die 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neten J?rg van Essen, Gisela Piltz, Rainer Funke, weiterer Abgeordneter und der Fraktion der FDP – Drucksache 15/3374 – Rechtsgrundlage für so genanntes Massen-DANN-Screening, BT-Drucksache 15/3560.
[20] Davis v. Mississippi, 394 Unites States: Supreme Court Reports 721, 1969.
[21] BBC Mittwoch, 5. September 2007, All UK ‘must be on DNA database’。
[22] European Court on Human Rights, Decision as to the Admissibility of Application nos. 30562/04 and 30566/04 by S. and Michael Marper against the United Kingdom, 16.1.2007.
[23] Grundlegend BVerfG NJW 1984, S.419.
[24] BVerfG 2 BvR 1741/99.
[25] Datenzugang unter www.bka.de
[26] Hierzu BVerfG 2 BvR 2391/07.
[27] Hierzu BVerfG NJW 2001, S.879f.; BVerfG, 2 BvR 429/01 vom 20.12.2001.
[28] Haas, C., Vaegeli, P., Kratzer, A., B?r, W.: a.a.O., 2006, S.561, wo auf durch L?schungsverzicht erm?glichte Aufkl?rungserfolge in England verwiesen wird.
[29] Vgl. die Antwort der Bundesregierung auf die 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neten J?rg van Essen, Gisela Piltz, Rainer Funke, weiterer Abgeordneter und der Fraktion der FDP – Drucksache 15/3374 – Rechtsgrundlage für so genanntes Massen-DNA-Screening, BT-Drucksache 15/3560, S.2, wo festgestellt wird, dass Erkenntnisse zur Anzahl durchgeführter Reihengentests nicht vorliegen.
[30]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Dutch DNA Testing (Convicted Persons) Act. Den Haag 2006.
[31] BVerfG NJW 1984, S.419.
[32] Antonow, K.: DNA-Analysedateien für Strafverfolgungszwecke in England und Deutschland – Ein Rechtsvergleich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Urteils R v. LS and Marper (House of Lords) vom 22. Juli 2004. Juristische Rundschau 2004, S.99-102.
[33] McCartney, C.: The DNA Expansion Programme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6 (2006), S.175-192.
[34] Schneider, P.M., Martin, P.D.: Criminal DNA databases: the European situation.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119 (2001), S.232-238.
[35] www.fbi.gov/hq/lab/codis/index1.htm.
[36] The National DNA Data Bank of Canada. Annual Report 2005-2006. Ottawa 2007, S.6.
[37] Haas, C., Vaegeli, P., Kratzer, A., B?r, W.: Die Schweizerische DNA-Datenbank Rückblick auf sechs erfolgreiche Jahre. Kriminalistik 2006, S.558-566, S.560.
[38] Nederlands Forensisch Institut: Jaarverslag 2006 van de Nederlandse DNA-databank voor strafzaken. Den Haag 2007, S.6.
[39] The Forensic Science Service: Annual Report 2004-2005. London 2005, S.18.
[40] 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European Data Banks in the field of the Interior and Justice (24.11.2005).
[41] Schuller, W.: Interpol/DNA-Datenbank. Internationale Kooperation, Der criminalist 2005, S.151-154.
[42] Leary, D., Pease, K.: DNA and the Active Criminal Populati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3, S.7-12.
[43] Johnson, P., Williams, R.: Internationalizing New Technologies of Crime Control: Forensic DNA Databasing and Datashar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Policing and Society 17 (2007), S.103-118.
[44] Vgl. die Ergebnisse des BKA bis 31.3.2008(www.bka.de); zwei Drittel der Treffer beziehen sich auf Diebstahl, Raub und Erpressung.
[45] McCartney, C.: The DNA Expansion Programme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ritisc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6 (2006), S.175-192, S.182.
[46] Human Genetics Commission: Profiling the newborn: a prospective gene technology? A report from a Joint Working Group of the Human Genetics Commission and the UK National Screening Committee. London, March 2005.
[47] Richtlinie 2006/24/EG der Europ?ischen Union zur Speicherung und Nutzung von Telekommunikationsverkehrsdaten.
[48] Marx, G.T.: Some Information Age Techno-Fallacies.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11(2003), S.25-31.
[49] McCartney, C.: The DNA Expansion Programme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ritisc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6 (2006), S.175-192.
[50] Henderson, J.P.: The use of DNA statistics in criminal trials.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128 (2002), S.183-186; Kaye, D.H., Valerie P.H., Dann, B.M., Farley, E., Albertson, S.: Statistics in the Jury Box: How Jurors Respond to Mitochondrial DNA Match Probabilitie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4 (2007), S.797-834.
[51] Roach, J., Pease, K.: DNA evidence and police investigations: a health warning. Police Professional 2006, S.1-9.
[52]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DNA Evidence: The Future of Forensic DNA Testing: Predictions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2000, S.3, 5.
[53] Balding, D.J.: When can a DNA profile be regarded as unique? Science and Justice 39 (1999), S.257-260; Balding, D.J., Donnelly, P.: Inferring identity from DNA profile evid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2 (1995), S.11741-11745; Balding, D.J., Donnelly, P.: Evaluating DNA profile evidence when the suspect is identified through a database search.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 41 (1996), S.603-607.
[54] Mellon, J.N.: Manufacturing Convictions: Why Defendants are Entitled to the Data Underlying Forensic DNA Kits. Duke Law Journal 51(2001), S.1096-1137.
[55] Edward, J., Imwinkelried, E.J.: Coming to Grips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in Daubert’s “Brave New World”: The Courts’ Need to Appreciate the Evidentiary Differences Between Validity and Proficiency Studies. Brooklyn Law Review 61 (1995), S.1247-1260.
[56] Zur Auseinandersetzung sowie zum Stand der Rechtsprechung vgl.Mellon, J.N.; a.a.O., 2001, S.1112ff.
[57] Mellon, J.N.: a.a.O., 2001, S.1137.
[58] BBC Wednesday, 5. September 2007.
[59] Levine, H.G.: Hearings of New York State Assembly Committees on Codes and on Corrections Regarding Pending and Proposed Legislation to Collect DNA from all People Convicted of a misdemeanor in New York State and also Regarding New York City’s Epidemic of Marijuana Possession Arrests. Albany, New York, 31.Mai, 2007.
[60] Tutton, R., Oonagh C.(Hrsg.): Genetic Databases: Socio-Ethical Issues in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DNA, London,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