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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即将结束为期一年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程，一年中收获巨大，感慨良多，其中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感觉到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场合缺乏中国学者的声音。
由于笔者此次访学正逢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身处这场危机漩涡中心的美国自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学术界召开了各种学术研讨会，各国著名经济、金融、法律专家纷纷撰文就如何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重大国际问题展开讨论，国际组织中的官员、首席经济学家、法律顾问也参与其中，各类学术观点、主张纵横交错，热闹非凡。作为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由于身处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因而有幸参加了几场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虽并未作为发言人与会，但与著名学者交流的机会自然不会错过。在学术探讨中，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理应在国际组织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但他们同时指出，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场合很难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这对中国十分不利。因为一般来说，凡是国际组织的每一次重要改革和规则调整之前都要经历国际学术界广泛研究、探讨、展开辩论，并提出若干建议方案，以供相关国际组织决策层参考，即便有的改革方案仅限于国际组织内部讨论，但各国著名学者就相关问题发表的重要见解和主张也会直接影响该国际组织的相关决策。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国学者不能参与其中并发出声音，单纯依靠中国政府派出的官方代表就国际学术界已多次讨论并提交、或已较为成型的国际组织改革方案发表看法势必错过了最佳表达意见的时机，往往很难改变大局。况且，由于派驻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受到身份、授权、外事纪律等方面的限制，很多时候只能在各种方案讨论中阐明官方所持原则立场，不可能深入细节并参与国际学术界讨论，而学者则不同，尽管也是维护本国利益，但在学术讨论中可以畅所欲言，充分阐述各自的观点、主张，即便有些观点不妥也无需承担什么责任或造成什么后果，相反，如果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权越大，影响国际组织决策的力量就越大，中国政府话语权实现的机会也就越多，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那么，究竟为何国际学术界普遍感到国际上缺乏中国学者的声音呢？这里有历史上的原因，应当指出，国际上许多重要学术刊物系由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机构、大学创办，众多国际组织总部也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例如，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广受诟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就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一般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举行，这些客观因素自然决定了西方学者拥有比中国学者发表学术见解的强大优势。但也应当看到，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传统看法，他们越来越重视来自中国学术界的声音，即便如此，为什么当前国际上还缺少中国学者的声音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可能会回答说，这是由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较大造成的，但据笔者观察，事实并非如此，原WTO上诉机构法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瑞特女士就亲口对笔者说：中国人很聪明，她所能接触到的中国学者就某些重要问题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很有创意。而且不止麦瑞特教授这样认为，其他许多接触过中国学者的美、欧专家也这样认为，可见问题的症结并非单纯出在学术研究的水平上。就笔者的所闻所见而言，问题在于：大多数中国学者，特别是一些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尚不能运用国际通用语言--英语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参加讨论，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权。
诚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各类专家、学者层出不穷，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不乏真知灼见，其中的许多人也曾拥有过多次赴英语国家进修、深造的机会，但坦率地讲，对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熟练地运用英语撰写文章、演讲的能力依然十分有限，这就造成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仍习惯于国内著书立说，却始终走不出国门，变成了影响力仅限于国内的"国际问题专家"。笔者注意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召开了大量的各类学术会议，众多学者也纷纷建言献策，十分踊跃，但对国际学术界而言，却仍然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由此看来，尽快提高英文写作、演讲水平从而争取国际上的话语权已成为中国学术界当务之急，特别是那些从事国际政治问题、国际经济问题、国际法研究的学者应率先逾越这道门槛，积极地走出国门，广泛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在重要国际场合就重大国际问题发表中国学者的见解，真正融入重要国际组织各种改革方案的学术讨论、辩论之中，这是实现中国政府在国际组织话语权、决策权提升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和前提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英语运用能力问题看似是一个很小的语言问题，但实际却是关乎中国国际地位的大问题。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9年5月26日，第一版，发表时有删节，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