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学教学中存在的四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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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当然要高度重视教学，没有人能够否认大学教学的重要性，问题只是怎样对待大学教学才是真正高度重视大学教学？反观目前大学教学，我认为存在以下四大误区。
大学教学需要一定的课时量，才能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受到全面系统严格正规的学习和训练，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都明确规定并要求每位教师和学生每学年或每学期要完成一定的课时。但这并不等于说上课越多就越重视教学。
大学生跟中小学生的一大不同，就是大学生无论在生理心理、心智水平还是在知识基础、学习能力等方面都要高于优于中小学生，大学生具有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一个大学生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就不可能“大”“学”，而只能是“小”“学”，因而也就成不了大学生。所以，教学最重要的使命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使学生能够自己主动、积极地去学习，使教学越来越少，以至于不教而会，无师自通。如果教师上课越上越多，使学生越来越离不开教师，只能通过教师上课去获取知识，那么这种教学就是失败的；如果学生没有养成自学习惯并具备自学能力，那么教师上再多的课也不可能使学生最大化地学习，自己不学的学生是谁也教不会的，是无论教师上多少课都教不好的。
现代大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多样，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性、兴趣爱好和具体条件去安排自己的学习，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让所有的学生能同时依照自己的兴趣学习不同的知识，这才是大学。林语堂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对于毕业生的期望，不过要他博览群书”，就是尽可能地多读书，“如此读了两年可以抵过在大学上课四年”。[1]钱歌川也认为，“人类的知识大都是从眼睛输入的，用耳朵听来的东西，毕竟有限”，所以，“学生治学，固然要听，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读。英国大学里有些学生终年不去听讲，学校里也让他们如此，而且多认为他们是优秀学生”，“因为勤读胜于勤听”。[2]据何兆武先生回忆，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个人行为非常自由”。正是这种“自由”甚至“散慢”的学术氛围，才培养了学生的“独立之精神”，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并造就了大批杰出英才。蔡美彪先生也回忆说，当年在北大读研期间，开学伊始，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先生就告诫他“不要忙于听课，把时间都浪费了。”[3]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批评地指出，目前我国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共同问题是课程排得太满，学生没有自己的时间，不能培育自己的爱好，结果“跟蒸包子一样一屉一屉的，出来都一个模样”，难以造就创新型人才。[4]因此，千万不可只局限于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有特定的时间地点、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限制，难免整齐划一、循规蹈矩，缺乏针对性，不能因材施教，如果教师本身不优秀的话，那么可以说通过上课获取知识有时是成本最高的一种方式。所以，自有学校和教育以来，教学方式都是不拘一格的，像孔子的“游学列国”、老子的“坐而论道”，苏格拉底的“对话教学”、柏拉图的“散步辩论”，等等，都是很重要、高水平的教学方式。
教师的精力和水平有限，根本上不了太多的课，硬要上那么多的课，我不知道他（她）哪有那么多东西可讲，又怎能讲好。在我看来，讲课是极其严肃的事情，要讲就讲好，讲不好就不要讲，绝不可多来乱来。上课太多，就是学生也受不了。如某高校法学院，既开国际经济法，又开国际投资法，还开WTO和国际贸易法，有时还是同一个教师对同一拨学生上这些课，我看教师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也不可能同时讲好这些课，教师只能是重复授课，学生也只能是重复上课，效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有时教师讲课非常投入认真，累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但讲课内容未必合乎学生的口味和需求，也未必能让学生领情和满意。这里也有一个类似市场调节的问题，就是看教师讲课学生爱不爱听、学生是否欢迎来决定教师是否要上课以及上多少课。尽管教学总是相提并论，但教的目的是为了学，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因此是否要教以及教多少课应由学生来决定。如果学生不需要或不愿听，教师就应少讲或不讲。而且，教师给学生上课太多，学生自学的时间和自由就大大减少了，这不利于学生自学成才。国学大师任继愈就曾批评目前中学和大学教育中存在的共同问题：课程排得太满，学生没有自己的时间，不能培养自己的爱好，不能培养创新型人才。大学应给予学生最充分的自学时间和自由，不应根据学生是否听课来考核学生，不上课的学生未必是差学生，只有既不上课又不自学的学生才可能是差学生。如一代话剧大师曹禺，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就不太爱上课，却经常泡在图书馆里写他的话剧《雷雨》，结果，他年轻轻的就一举成名。我看《雷雨》不是曹禺听教师讲课才写出来的，《雷雨》也肯定比清华大学发给曹禺的毕业证书更有价值和意义，哪怕这张毕业证书记载的都是优良的成绩。
教学的本质是试错，就是通过教学试探学生的兴趣，发现学生的天赋，进而加以培养。大学教学尤其如此，大学教师讲课，一旦发现学生没有兴趣和天赋，就不用多讲，因为学生没有兴趣和天赋，教师多讲也没有多大用处；而一旦发现学生有兴趣和天赋，教师也不用多讲，因为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天赋是自学的基础。试探学生的兴趣、发现学生的天赋用不着上太多的课，学生在自学中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兴趣、发现自己的天赋，因此，与其要教师多上课，还不如让学生多自学，变学生被动听课为主动学习。而且，学生被动接受的东西往往忘得很快，但主动学到的东西常常记忆深刻，甚至终生难忘。
所以，大学教学不要看重上课数量而要强调教学质量，只要把那些基础课、核心课和主干课讲通、讲透、讲好就可以了，至于其它课程由学生自修即可。
长期以来，大学教学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许多学校明确规定教师上课不得迟到和早退，还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教学检查。应该说不可谓不重视教学。但不能因此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教师在课堂上满堂灌、讲个不停才是重视教学；教师讲得少、没有讲满课时就是偷懒、不重视教学。因为这种教学方式导致的结果经常是，教师上课念讲稿，学生上课记笔记，复习背笔记，考试抄笔记，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效果并不好。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指出：“教育不是单行道。信息的传递不单靠教师对学生的传递或者反复的测试”。他特意介绍美国前总统伍德鲁·威尔逊（1913――1921），威尔逊在成为总统之前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再之前是该校的知名教授。他在上课时“会尽量表现自己”，努力向学生传播知识。这在20世纪被认为是正确的教学方式。在当时许多大学，教授们主要是通过讲授的方式授课，学生们记取了大量的笔记并加以记忆，然后在考试中把知识返还给教授。现在，虽然许多课程仍然采取讲授的方式，但还有其它多种方式可以采用，教师不再鼓励学生去记忆书本上的知识，取而代之的是鼓励学生们进行独立思考，参与研讨会并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现在研讨会已成为美国顶尖大学和文科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的基础部分。[5]我国著名科学家谈家桢院士也曾尖锐地批评大学教学中广泛地存在的“卖条头糕”的教学方式－－“教师在上面一条一条讲，学生在下面一条一条记，等到考试一结束，就把什么都忘记了。”他认为“这种学风一定要改变，因为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并把相关建议书呈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和李岚清副总理，呼吁进行教育改革。[6]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教师再有知识、再高明，也毕竟是一孔之见，一家之言，而且教师的教学内容大都已经写成讲义或者可以写成讲义，甚至可以把课堂发挥的内容也包括其中，即使不把课堂发挥的内容写进讲义，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在课堂上加以发挥。教师把讲义写好以后可以事先发给学生阅读，不必在课堂上宣讲，而把时间主要用于组织和主持课堂讨论，解答学生的疑问，启发、引导学生思考和研究问题。人多智慧高，在教师和学生的交流和讨论中，能相互启发，彼此促进，共同提高，更能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如果教师讲课只是讲他（她）的讲义，那么就大大地限制了教学的内容和学生的视野。
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教师讲的时间长了，不仅教师受不了，就是学生也受不了，如果讲课成了疲劳战术，那么讲课就没有效益，也达不到讲课的目的。教师讲课要言简意赅，要言不烦，要讲得少而精、精而好，只有当教师确实有话可讲，而且非讲不可的时候，教师才有讲课的必要。如果教师讲得不好，那么更要讲得少，切不可为讲课而讲课，为完成教学任务而讲课，找学生当听众或者把学生当作诉说的对象，胡说八道,满堂废话，更是要不得，这样久而久之，会极大地损害学生对该学科甚至整个学科的兴趣，使他们不想问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大学教学中有些内容需要反思、重构和更新，有许多问题尚处于探索求解之中并没有正确或标准答案，教学作为探求真理的过程需要有不同的知识、观点和思想的碰撞、交流和融合，这些都决定了大学教学不适合教师满堂灌，不应让教师唱独角戏，不能“由教师一个人说了算”，而应让师生共同参与，相互研讨。教学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学生才是教学的主角，应让课堂成为他们求知问学的天堂。
大学的使命也决定了大学教学的目的：不是培养只带耳朵听课的听众而是培养会动脑动手的创新型人才；不是培养只会死记硬背地接受已有知识的能力而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课重要的不是学生记笔记而是学生独立地思考、研究和撰写论文并得出自己的结论；重要的不是教师讲授了多少而是学生学到了多少。因此，大学教学应始终把学生当作主体，根据学生是否需要，以及学生怎样才能多学到东西来决定教师课堂讲授时间的多少，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自由，不可简单地误认为教师课堂讲授得越多就越重视教学。
给学生上课并上好课是一切教师的天职。教授作为教师，是高职称的教师，往往水平也较高，当然要给学生上课，这样更有利于传授知识，给学生打好基础，培养学生的兴趣，教授不上课确实是失职，称之为教授也名不副实。但不能就此走极端，认为教授就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并且必须每学期给本科生上课，有的学校还明文规定，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将不能聘为教授或者不再续聘。如果严格按照这些规定，那么有许多教授都会被开除，因为有些教授不但不上课，而且有时从校长、院长和室主任都不知道他（她）在干什么，可是几年以后，他（她）们往往取得巨大或杰出的成就。所以，对教师重要的是信任宽容，而不要仅就上不上课而论。
其实，大学教授的身份和职责是多重的，不仅要教学，还要科研。大学教授跟中小学教师的一大不同，就是大学教授首先要搞好科研，只有科研搞好了，才有内容可讲，才能把课讲好。在大学里，不搞科研只讲课的教师是评不上教授的，也不能有只讲课而不搞科研的教授，这样的教授往往没有真才实学，只能充当别人的“喉舌”或者“传声筒”，照本宣科，有一说一，这样是讲不好课的。叔本华就曾说过，“总教书，我什么都学不到”。当然，在大学里也没有不讲课而只搞科研的教授，因为对许多大学教授来说，当他（她）们取得科研成果以后会有一种无可抑制的诉说冲动和讲课要求，自然就会有讲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重视科研才是真正重视教学。教师只有把科研搞好了才能有真知灼见，才能言之有物，才有经验可谈，才能把课讲好。没有科研作基础的大学教授只能是“教书匠”，根本不可能把课教好，这种教授也不配当大学教授，甚至就不应有课上。
大学教授上课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对所教课程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书本知识有所更新和深化，如果大学教授的讲课内容跟书本上的一模一样，那么就用不着教授讲，学生自己看书就可以了，如有看不懂的地方，学生多看几遍或问教授就是了。相比较而言，大学教授应更重视科研，因为科研难于教学，有时甚至高于教学，科研是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这是一种开拓创新的基础研究工作，而教学尤其是纯粹的教学只不过是传播普及科研成果，就是讲课也离不开科研，大学教师讲课是带着研究的态度和精神讲课的。其实，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是有所分工的，大学教授应主要负责科研，而讲师应主要负责教学，何谓“讲师”？本意就是讲课的教师，在过去，讲师是教授的助手，教授把科研成果做出来了，写成讲义了，让讲师对学生宣讲就是了。更何况有的教授还讲不过讲师呢。如果教授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以至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科研，而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讲过课的人都深有体会，要把课讲好，要准备好长时间，讲完课以后，累得什么也不想做。把教授束缚在课堂上，有时是大材小用，没有用其所长。现在的许多大学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其目标就是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教学型大学，把研究放在教学的前面，不重视科研，不把科研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是不可能成为研究型大学的，不重视科研的大学，有违大学的本质和使命，甚至根本不配称之为大学。大学是一个社会和国家知识创新的地方、科技发明的场所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并以之促进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不重视科研、没有科研成果的大学难以培养出会科研、能创新的人才，对社会和国家就没有多大贡献，就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
诚然，大学担负着教学和培养人才的使命，但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教会学生从事科研，让学生在科研中学习和成长，成为创新性人才。实践证明，只有用不断创新的科研成果去培养学生，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也才是真正培养了人才。如果没有教会学生从事科研，那么就没有真正完成教学的使命。没有以科研作基础的教学往往是“炒冷饭”，步人后尘，人云亦云，就不可能给学生教授“高新尖”的知识，更不能让学生自主创新知识，这种教学会贻误学生。这些都说明，教师科研在大学中的极端重要性。
讲课是一项高度自觉的事情，全靠教师的自觉，教师自觉才能把课讲好，教师不自觉就不可能把课讲好。教师讲课也是一种良心活，每个教师都想把课讲好，没有那个教师不想把课讲好，或者故意把课讲坏，因为人都有自尊心、事业心和荣誉感，为人师表的教师尤其如此，教师们都愿意毫无保留尽其所能地把自己所知所会的东西教给学生，没有哪个教师自愿在学生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因此，对教师讲课其实用不着监督监查，也无法监督监查，对于那些讲不好课的教师，他们往往已尽心尽力了，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对他们进行监督监查也无济于事。对于那些不愿讲课或不善讲课的教师，硬要他们讲课是不可能把课讲好的，这样做也不是真正重视教学。
所以，绝不能就讲课与否来评判和取舍大学教授，在大学里面，应该给那些不讲课但从事科研的大学教授留有一席之地。
作为一位大学教师，应该把课讲好，把课讲好是每一位教师的天职和追求，没有哪位教师不想把课讲好。并且，教师讲课的好坏跟其自身水平有内在的联系，一般说来，讲课好的教师往往水平也高，讲课不好的教师往往水平较差，谁不想把课讲好以表现自己的水平并赢得学生的爱戴呢？。
但不能一概而论，以为讲课好的教师就一定水平高，讲课不好的教师就一定水平差。这里的问题是，看对谁讲，有些教师跟本科生讲课，讲得滚瓜烂熟，形象生动，妙趣横生，通俗易懂，讲得似乎很好，但这只是讲课水平高，甚至只是在本科生听来觉得水平高。有些学生听课更喜欢听一些趣闻、笑话、故事，有些教师投其所好，把讲课变成了搞笑，逗的学生哈哈大笑，笑声不断，但笑过以后呢，却收效甚微。本人在重点大学从教几十年，教过许多学生，当学生毕业以后，我问他们，过去你们都认为我讲课讲得还不错，你们都记住什么了？从他们的回忆和回答中可以得知，他们除了记住了一些笑谈轶事以外，几乎没有记住别的。这种现象具有极大的普遍性。这也是我主张教师要少讲课，不要过分强调讲课，也不必把学生对教师讲课的评价看得太重的原因之一。我甚至认为让学生给教师讲课考核打分、在网上对教师讲课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是不足取的，这是徒弟给师傅打分，而且往往是低水平的人评判高水平的人，怎么能够做出客观公正而正确的评判呢？
教师讲课讲的是学问学术，要心平气和，条分缕析，严肃缜密，言之确确，细细道来，难免沉闷枯燥乏味，讲课不是耍嘴皮子、更不是搞笑，而是要传授知识道理，要讲出真才实学来，很难有搞笑的效果，也不应追求那种效果，令许多学生不感兴趣和大失所望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也应诚恳地告诫学生，听课不是凑热闹而是听门道，只有那些真能坐得住听得进去的学生才能受到系统的教育，严格的训练，打下坚实的基础，大有收获，并将终生受益无穷。教师讲课当然要寓教于乐，我看没有哪个教师不想如此，也没有哪个教师不想把课讲好，但不可也不必乐而忘教，许多教学内容是无法寓教于乐的，还就得一本正经地苦教和苦学，因此教师不要一味地迎合学生，就低不就高，舍本求末，这有违学校和教学的本质和初衷。相反，教师应引导学生，取法乎上，培养学生对学问和学术的兴趣，把学生带到教师现有的高度和更高的水准，这才是学校和教学的目的和任务。
人的能力有所差异，有的人不善言辞，却长于科研，他（她）讲课不好，但科研很好，这种人也是人才，同样为大学所需要，就大学的性质和宗旨而言，这种人甚至更是人才，更为大学所需要。如奥斯丁，就不善讲课，讲来讲去把学生都讲跑了，最后讲不下去了，但就是这么一个很不会讲课的教师，却是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一位开宗立派的大法学家。当代最富盛名的思想家罗尔斯，口吃严重并困扰他一生，有时口吃让他难以完整地说出一个单词，他的讲课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了不因自己的口吃而影响学生的理解，不惜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精心准备讲义，讲课前把讲义分发给学生，使得学生不用听讲也能通过讲义了解讲授的内容。庆幸的是，美国学生并没有因为罗尔斯的口吃和讲课不好而不听他的课，相反，学生们争相听他的课，以至于他的课堂人满为患。又如梁启超，满口的地方话，让人很难听懂，讲课时只好用力地做手势，讲课效果也不会太好，但他是大家公认的国学大师。还有沈从文，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准备了一节课的内容，二十分钟就讲完了，急得满脸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好在黑板上写道：“同学们，对不起，我的课讲完了”，但谁能因为沈从文讲课不好而否认沈从文在文学上乃至在其它众多方面的巨大成就呢？再有顾颉刚，钱穆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唯多写黑板。”但由于他板书的内容是他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长，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而且还觉得别具一格。如此看来，对于教学来说，教学内容比教学形式更重要，在教学中，重要的是教师的思想而不是教师的口才，要用教师的学识思想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这才是教学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东西。
上述四大误区危害甚大，我们必须努力加以克服，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高度重视大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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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语堂：《读书的艺术》。
[2] 钱歌川：《读书的习惯》。
[3]参见《光明日报》2007年8月29日第12版。
[4] 参见《读者》2007年第7期第57页。
[5]参见《新华文摘》2006年第24期第145页。
[6]参见《大家》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