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诸多学界同人在忙着做的一件事情是为律师职业“定位”，而定位的参照系又往往是西方国家那群同样被叫做“律师”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然而，这样一种思路显得太过简单了。“定位”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按照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仿佛每个人对自己准确“定位”之后，即可各守本分，社会亦可和谐发展。但实际上，律师的定位并非凭借某种浪漫的理想进行，而是由一系列客观现实条件决定的。比如，有学者称“社会正义的工程师——这就是律师理想的职业形象”，然而，这一上帝式的论断让我们仍然充满困惑，其含义究竟如何？这一理想如何实现？如果抛开一系列客观现实情况，仍然无从谈起。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工程师是能够独立完成某一专门技术任务的设计、施工工作的专门人员。公、检、法、律作为社会正义的共同守护者，均是履行不同专门职能的工程师。如果仅将律师的职业形象定位为社会正义的工程师，那么，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职业形象就不能定位为社会正义的工程师吗？反之，如果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职业形象也可以定位为社会正义的工程师的话，仅仅指出律师的职业形象是社会正义的工程师又有何意义？况且，律师与工程师是专业技能不同的两种职业，用一种职业形象标准对另一种职业形象作出要求，又有何说服力？

笔者认为，所谓定位，是在一系列现实条件下的定位，其内容表现为对一系列相互关系的阐释。

现代法治社会，律师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所谓“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我国这一情况似乎尤其明显。实际上，这种冲突根源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永恒对峙。法律与道德之分离是人类通往正义之路上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也是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主要特征。站在纯粹道德的立场上看，法律是不完美的，但又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种不完美的法律必须借助于一大群人参与其中才能运转，律师便是这一人群当中的一分子。因此，谈到律师的定位时，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律师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说，法律是法官的圣经。其实，对于包括律师在内的其他法律人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律师作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其执业的一个基本前提便是依据法律，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构成整个法律体制运行中的一环。

但是，说到律师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站在律师的角度看，法律不仅是需要律师去贯彻的对象，而且一套成熟、完备的法律对于律师还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保护。西方法律传统中，律师普遍都是一个不受世人欢迎的角色，但律师行业却能够在不断的谴责声中逐渐发展壮大。究其原因是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又时刻处于法律的保护之下。这种保护将律师与纯粹道德隔离开来，提高了其面临纯粹道德性批判时的免疫力。

不得不承认，我国现行法律尚不足以为律师提供足够的保护，律师常常发现自己动辄就陷入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境地。其原因在于法律原本就不具有权威地位，当法律都屡屡被嘲讽、被轻视的时候，律师的处境必然举步惟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理想中那个以维护委托人利益为目的律师形象，仍然还是很遥远的，其根源并不在于律师自身，而在于法律。

有学者指出：“律师关注的焦点是委托人的利益，而非社会的公共利益，所谓社会正义的实现，可以留给一只‘看不见的手’去操纵。”但这种论断恐怕太过理想化了，当法律的权威缺失之时，正义的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就失灵了。至少在现阶段，这种完全以对抗制理念为前提的论断是很难照搬到我国的。因此，本文关注的第二对关系是律师与其他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即在现阶段，律师应当以何种方式参与到实现社会正义的事业当中。

律师是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已为学界所认同，但是，律师与其他法律职业之间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关系，对于明确律师的定位而言尤其重要。世界各国的诉讼模式存在千差万别。在笔者看来，这种模式的区别实质上无非是各个法律职业之间分工的不同，每一种模式其实质就是一种分工方式。

站在这一角度上看，律师的定位也就并非仅仅一种选择。总体而言，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存在一支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的律师队伍，因此，更多的工作得以交由律师去完成。而职权主义诉讼则是把更多的责任加给了司法机关，律师承担的工作相对减少。但无论采取哪一种分工方式，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即社会正义的实现，这才是根本。

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存在一种危险倾向，是将对抗制诉讼之下的法律职业分工模式当作唯一真理在我国鼓吹，而忽视了客观现实条件的差异。许多律师原本无法完成的任务，被以“加强当事人对抗”、“提高诉讼效率”为名赋予了律师。其后果使得律师要么难以有效维护其委托人的利益，要么不惜逾越法律界限，铤而走险。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将许多原本由司法机关承担的任务交到律师手中，看似赋予了律师更多的权利，但在实施过程中才发现这些权利都成了“空头支票”，从而造成当事人权利保护的更多真空地带。这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十年之后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总之，我国现阶段的律师职业仍然处于逐步发展阶段，他真正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这一条件下，诸如所谓“社会正义的工程师”，所谓“看不见的手”等等，仍然还只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理想。我国律师业需要的是来自方方面面的善意且有效的支持与扶助，而非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只有如此，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才是真正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