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是在从事科学探索或者其他以怀疑为必要素质的职业，怀疑以及由此产生的不信任，尤其是个人与个人或者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不信任，会极大地影响你的生活状态。试想在一个傍晚，出租汽车司机借着弱光反复检视你递来的百元钞票是否为假币，作为回报，你也将找零中的五十元钞票反复检视，你们双方都会感到黑暗中的不自在。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可能并未改变这笔交易的最终结果，但双方都支付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并或多或少减损了你平安到家的欣慰和司机挣到报酬的快乐。
    没办法，这是一个怀疑盛行的世界：爱吃油条的，担心街头摊位提供地沟油烹炸的食品；喜欢购物的，担心店家贩卖假冒伪劣的货物；正在买房的，担心掉进开发商精心设置的合同陷阱；与政府打交道的，担心遇到正在疯狂寻租的腐败官员。如果在这样一种充满不信任的环境中生活，你面对选择时会更加犹疑，遇到机会时会更加迟钝，久而久之，你本不轻松的生活会更不轻松，你对陌生人社会将更感到陌生，焦虑甚至暴躁的情绪不可避免，进而会以某种足以使他人不信任的行为反射到社会当中。于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大了，社会生活的紧张状态增强了，互不信任的倍增效应开始显现出来。
    当然，这不是不信任的错，而是造成不信任的那些原因的错。对处于你个体能力范围之外的不信任原因，你难以采取有效的消除措施。在不信任的心理状态下，回避或拒绝交易是一种通常的选择，然而你有时却不得不在欠缺信任的情形中建立社会联系，如同许多人一边认为医生都在收红包唯利是图，一边又不得不将患病的自己交给医生处置。如果不信任仅仅是在提高交易成本和减少交易机会，那也就罢了。实际上，不信任还在减损你对生活的应付能力，如同许多人听到禽流感出现时，会匆忙放弃喜欢吃鸡的爱好，尽管染上禽流感的概率与买福利彩票中500万元大奖的概率不相上下，但他们不信任禽流感控制机制的有效性。不信任还会影响你对社会现象的判断能力，当破案数量比以往增多时，信任警察的人会认为警察工作有成绩，不信任警察的人会认为那是发案率升高的联动效应；当破案数量比以往减少时，信任警察的人会认为是社会治安好转导致犯案数量降低，不信任警察的人会认为那是警察工作不努力的结果。不信任还会消解制度本身的实际功效，如果诉讼要找法官哥们儿的律师帮忙成为广泛流传的观念，司法公正的制度设置与个案公正的审判努力均将功消绩解。当然，这仍然不是那些执着于不信任心理的人们的错，而是社会信任机制没有发挥应有效能的错。社会不信任曲线的攀升是最为令人担忧的社会状况，因为固化与泛化的不信任会销蚀公众对未来的信心。
    当人们的社会生活不再以熟人信任为基本依赖时，社会信任机制的建构与运行便成为法治的任务。不管法治有多么宏大的目标，维系社会信任是其最基本的使命所在。分工不同、需求有别的陌生人之间自由地建立可信赖的社会联系，除了法治，没有更好的制度依赖。在法治的环境中，你在大街上不必担心警察的无故打扰，但有人侵害你时，保护你的警车会及时呼啸而至，于是你信任未曾认识的警察；你的财产不会受外力包括公权力的袭扰，而当有人侵害财产时，公权力机关会及时出面救济，于是你信任向你征税的政府；你进行交易时不必采取过度的安全措施，但对方若是违约，公正的强制执行会通过判决如期而至，于是你信任平时不打交道的法院。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你会生活得更为安全、更为轻松，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信心，而这一切全赖法治所赐。信任使人们生活得痛快，衡量法治社会水准的一个重要心理指标，就是看这个社会中的守法公民生活得痛快不痛快。
    法治构筑社会信任，既需要理念，也需要技巧。根据责任制度，在个案中追究侵权或违约的法律责任，可确保你对他人对社会以至对法律的信任不致落空。但个案处理的公正并不能替代消除合理怀疑的制度安排，即使每一个案子实际上都得到公平处理，但若没有回避制度，谁又会相信还有程序正义？可见，消除公众合理怀疑的制度安排对形成社会信任更为重要。公务人员财产申报也有这种制度功效，形成你对官员财产数量以及来源方式的想象，是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的阳光效应，还是清廉典型的事迹表白？为巩固公众对官员廉洁的信任，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当及早推行。没有对法律的信任，就没有社会信任。涉法信访的制度化，可能有损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法律不能一边在制造信任，一边又在解消信任。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法律对公众的信任，物权法规定对物权实行平等保护，就是信任所有主体拥有的未经证实为非法的财产都是合法财产。当制度先把你的财产推定为合法财产时，你会感到被制度信任的愉快。
    
    
    本文发表于《法制日报》2007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