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从概念提出、理论阐释及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运用和发展，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腊，无论是《管子•明法篇》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关于“以法治国”的论述，均为依据实践经验针对当时“礼治”或“人治”出现的弊端提出的革新。新的理论虽曾遭到某些批评，但作为“百家争鸣”的一家或辩论的一方，却为社会变革提出了新思路。
    居于国家统治地位的历代帝王、尤其是开国君主，无不将编撰法典、严密法网作为首要任务。经汉、魏、晋、南北朝，在递相沿袭的基础上，至《唐律》，就已使“刑杀之书寓于慈祥恺恻之意”，影响东亚诸国的中华法系基本上形成。古代欧洲，源自罗马法的成文法，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发展，为大陆法系形成奠定了基础。源自英国的“普通法”，从确认普遍适用于全国的判例到“衡平法”的出现和适用过程，也表明了统治者对法律的重视。正是这些法律保障了中国和欧洲古代文明的发展，也保障了国家在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当然，在王权至高无上，以公开不平等为特征的封建社会，法律的局限性是显然的。统治者们往往只将法律作为治民的工具，而自己则超越于法律之外，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就使古代社会只有“法制”而无“法治”。
    法治是随资产阶级革命胜利逐步建立的。革命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将人权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法治的价值取向，并将其与民主相联系，建立了“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制度。不过，资产阶级所主张的“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它不仅曾排斥大量无产者，甚至长时期排斥本阶级的妇女。尽管经过人民群众长期艰苦斗争，情况有所改变，法治进程开始受到较普遍监督，但至今民主仍受金钱控制，司法仍屡受行政干预，穷人在许多情况下仍然无能力争得司法公正。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真正民主与法治仍然是有待实现的目标。
    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为现代法治建设展现出广阔前景，然而实践证明，道路也是曲折、坎坷的。客观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苏维埃国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由于都长期受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包围、封锁和遏制，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的年轻国家的领导者们，为保卫国家，追求效率，不得不以高度集中的类军事手段组织生产，管理社会。加之，主观上受封建家长制影响多，受民主法治影响少，国家权力运行中往往以个人意志代替人民群众意愿，以命令、指令代替法律，宪法和法律时而成为具文。结果，民主和法制的破坏为苏维埃国家解体埋下了伏线，也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
    法律是理智的产物，一定意义上它是冷峻的，但弱者却对它感到亲切。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利饱受“全面专政”侵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痛定思痛，强烈呼唤法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法治；中国、外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都证明法治之重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党的决议，成为治国方略，并通过修宪程序载入国家宪法，奉为宪法原则。这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有重要意义。
    实践也表明，写在党的决议和宪法上的治国方略和原则，并非都是现实的。要充分认识目标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充分认识“官本位”和“以言代法”在我国政治生活、社会、文化建设以及经济运作过程中影响的顽固性，认识不正当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可能对法律实施造成的障碍。只有下决心迎接实施法治过程中的种种挑战，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夺取全面建设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