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害怕写回忆先贤的文字。斯人已去，哲人其萎，本来已是创巨痛深；再翻检记忆对自己都不啻是雪上加霜。然而，要写的理由，常常压倒了自己的痛苦，让我不得不在电脑前，任由记忆信马由缰，记录一些碎片，心香泪酒，啼鹃哀声，聊以表达自己微末的感动与悲恸。而为郑老师写悼念文字，真的是太早了。我感觉老师还在民法室对面的小楼的一隅，真诚的微笑着。
我和郑老师算不上熟悉。和大多数无缘亲炙先生风范的人一样，初初知道郑老师，是因为"读其文"。在川大读书时，我就知道郑老师的声望，因为我们的教材就是他的书。那时候对学界名宿，大抵都是五体投地；诸名家也难分轩轾，一股脑儿占据了我并不发达的大脑。日后到北京求学，才知道郑老师在知识产权学界是前无古人的。硕士时候上知识产权法，课后遇到不懂的问题，看的也全是郑老师的书。时至今日，我那点有限的知识产权法知识，大部分也还是来自于郑老师的书。
第一次见到郑老师，是在1999年的法学所开学典礼上。他穿茄克，瘦小，脸部的轮廓特别坚硬，一个典型的老知识分子形象。更确切点，有"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的感觉。我和郑老师唯一的接触，是在2000年。因为我有些编辑经验，时任法学所所长的夏勇老师让我编一份小报，以便下情上达，让师生共享一小块精神家园。我给郑老师电话，小心翼翼地问他能否为小报写点文字。他很愉快地答应了。报纸出来后，我们给每个研究室分发了一些；郑老师有没有看到，我不得而知。现在依稀记得，郑老师文章中提到文风问题，他反对民法学界一度相当盛行的台湾半文言体，并引了龚诗来慈惠后学。那期报纸因为时间长了，我又搬家数次，早就踪影全无，连个纪念都没有留下。
此后在法学所上班，偶尔见到郑老师，他总是微笑着，让人感觉非常温暖。这种温暖也包含了一种安全感：你可以不断叨扰这样的老师，而他给你的结论一定是最有说服力的。但由于专业的隔阂，加之我那些年专注于基础理论，对细节问题不太关注，从没请益于郑老师--现在想起来，未尝不是终生遗憾。
虽然民法与知识产权本来是一家，但两者的知识传承却大不相同。就理论而言，民法学沿用的还是史尚宽先生等奠定的概念、理论和体系；知识产权法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新事物，所以两者的杆格难免。2002年郑老师揭孽了物权法与财产法之争。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争议无关对错，它只是个立法者的选择问题。争论双方从自己的学科出发，捍卫各自学科的纯洁性，都无可厚非。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郑老师对我搞的一个纯德国法的研究很是赞赏，我想，他对德国法其实是没有什么成见的。
近年来，法学界真可谓玉树凋零，山颓木坏。每当我翻开前人的作品，总是心怀敬畏。在字里行间，我彷佛看到了数代人的身影：青灯枯坐，披沙沥金的清癯老者；目不窥园、穷经皓首的壮年学者；不时"跑警报"的联大教授……那个白衣胜雪、怒马琴剑的时代已经慢慢消逝了，也许还拖着常常的身影，也许什么都没有。
一位网友在悼念郑老师的留言中写到，不知道天国有没有知识产权？我想，天国不应该有知识产权，因为天国的人都纯粹而干净。先生的在天之灵并不寂寞，他还注视着这个国度，这个他为之奉献终生的国度，带着往常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