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在生命的晚年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了遥远而古老的希腊文明，并且对希腊城邦制度作出了细致入微的考察。这种研究方向的大转移自然有其内在价值取向和历史境遇，但希腊城邦在西方文化世界的独特定位和全新思维的确令人不敢冒然轻视。让-皮埃尔o韦尔南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希腊问题专家，他在总结希腊社会的精神世界时作了精辟的发言：
    
    "首先，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 ---（但话语）不再是宗教仪式中的警句格言，而是针锋相对的讨论、争论、辩论。它要求说话者像面对法官一样面对听众，最后由听众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在辩论双方提出的论点之间作出选择。这是一种真正由人作出的选择，它对双方话语的说服力作出评估，确认演说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
    
    城邦的精神世界还有另一个特征：那些组成城邦的公民，不论他们的出身、地位和职务有多么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同类人'。这种相同性是城邦统一的基础，因为对希腊人来讲，只有'同类人'才能被'友爱'联系在一起，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这样，在城邦的范围内，人与人的关系便表现为一种相互可逆的形式，取代了服从和统治的等级关系。所有参与国家事物务的人都被定义为'同类人'，后来又以更抽象的方式被定义为'平等人'"。
    
    话语、公共领域和平等概念规定了希腊理性的基本要素。希腊理性是这样一种理性，它以实证的、反思的、系统的方式影响人，而不是改造自然。韦尔南总结道：
    
    "希腊理性不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形成的，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它的发展不是得利于那些对世界发生作用的技术，而是得利于那些对他人发生作用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共同手段就是语言，它是政治家、修辞家和教师的艺术"。
    
    把语言作为工具并成为一种政治理性的技术，不是韦尔南的发明。亚里士多德在说人是政治动物时就表达了这种希腊式的理性，但言称这种理性通过语言的技术制约人而不是改造自然，则意味深长。这个意义上的技术，严格区分了希腊理性和后来出现的科学理性。前者以改善人的精神生活品质和追求善为目标；后者通过可实验的精算控制和征服自然。西方历史本可以沿着希腊理性的制式发展下去，却由于苏格拉底的过早退场，使西方文化传统缺乏对话的对象和场景，无可奈何地滑入对自然的无意识报复的历史过程当中。
    苏格拉底在西方文化场景中的缺席首先是一历史事件。对他的审判和处决标志着以希腊理性为显著特征的雅典城邦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A .E .泰勒在分析柏拉图以戏剧性对话形式记录苏格拉底时指出，
    

    
    不同于耶酥受难，苏格拉底是自愿赴死的。他本可以选择不死。在维护真理和服从城邦法律的名义下，苏格拉底放弃了生的种种机遇（也可以阐释为生的另外一种意义），但实际上，在藐视城邦法律方面，苏格拉底是西方历史第一人。事实上，讲解西方公民不服从理论，往往需要从苏格拉底谈起。不仅如此，苏格拉底自己就出演了英勇就义的仪式，二千多年来，人们不断重播着这一场面，简直成为一道历史的"公众景观"（福柯语）。但要注意，这是哲学殉道者的死亡仪式，而不可能是福柯所描述的旧式的处决仪式。旧式公开处决的显著特点是惩罚被当作一种公开表演，如对肉体的肢解、在面部和臀部打上象征性的烙印、示众和暴尸等。福柯说：
    
    "这种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暴行。它经常向他们展示犯罪，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
    
    二十世纪末，用现代化先进武器打击"调皮倒蛋者"或"邪恶国家"（不论其正义程度有多高）所展示的现场表演，据说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但也恰好启动了人们欣赏对同类伤害或死亡的现代仪式，而这比旧式的公开处决高明不到哪里去。科索沃的导弹、阿富汗贫瘠国土上的炮火以及伊拉克战争有力地摧毁了福柯先生惩罚示众场面消失的论断，惩罚的公开表演活动复活了。如果福柯先生地下有知，也会在冥冥之夜挑灯修正他于1975年出版的名著--《规训与惩罚》。
    在世时，苏格拉底向城邦公民传播了足够多的富有技巧的哲学智慧，这也给他带来同样多的麻烦，可惜的是，他在赴死时也干干净净地带走了。用他的话讲，灵魂在死时可以脱离肉体，真正的哲学家是应该死的。他的这番临终前的遗言，使西方从此缺少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公众视线中公然带走希腊理性，无疑使希腊文明成为永恒的历史标本。问题仍在于苏格拉底的不在场本身又是在场的。试图令苏格拉底再生或复活的信念始终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旋律。尼采对希腊理性的反动，与其说是在摧毁这种苏格拉底式理性，不如说是无力复活的绝望呐喊。康德显然意识到科学理性的局限性，为此，他发自内心的呼吁：为了信仰，我们得拒绝理性。哈贝马斯重新拾起了遥远的古希腊的古典概念，创造了新的人际关系所需的交往理性这一核心概念。这样对西方学术历史的颇为简单的观照，着实让人大吃一惊，但就如同在早春暖洋洋书房中抬起头来，瞥见了窗外树枝上的新绿，忽然发现春天已经到了。
    希腊理性中的话语权已被苏格拉底以降的哲学先知所垄断。一方面，他们声称继承或扬弃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并试图用各种"话语"解说人类文明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却在各自的精美阐述中建构了各种"文字上的真理"，形成了即相互攻击又相互依从的精英文化阶层。苏格拉底没有为后人留下文字上的只言片语，这也许不是苏格拉底的诡谲之处，而是话语活动的规律。
    真正的话语权属于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公共领域是大众言语而不是先知传播智慧的地方。在公共领域，是大众而不是先知，充当了话语的主体。不过，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历史，公共领域不仅远离了大众，而且反过来又成为社会少数特权阶层驾驭和统治人民的工具。他们的成功之处便在于用可控的书面文体，例如宗教、哲学、文学、法律等。大众失去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共领域，也失去了他们可以相互交流的场所。这种情景，正如王小波所言，沉默不语的是大多数人。
    科学理性是人的肉体与灵魂分离后为满足肉体的物欲而迅速发达起来的一套技术。在整个二十世纪，这套技术近似疯狂地开足了马力，到二十一世纪初，已经发展到可以轻而易举创造肉体的程度。不仅牛可以被创造，创造者也可以创造自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创造者在完成了足以毁灭自己的核技术后，把它们轻轻放置在身边，然后煞有介事地探讨人类和平的法则。几乎所有的人都体验或感悟到人类苦难的原因，却没有人有能力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新的世纪，人类社会需要救星，而且是大救星。
    二十世纪中后期，大众开始在虚拟的却真实的世界------互联网世界开始话语，起初是悄悄细语，很快便人语沸腾。人们发现，在这样一个无中心、无极限的领域里，他们可以不受限制的相互交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交流无需知道交流者是谁。"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不是一只狗"。话语者是谁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思想、意见、情感是什么。一个类意义上的公共领域雏形诞生了，这或许是人类社会自古希腊城邦以来第一个真正的人类公共领域。
    网络社会正在形成。说来令人不可思议，造就网络社会的仍是一项人类技术，如同作为语言的希腊理性技术一样，这项技术就是网络技术。网络技术关注人自身及其资源。它的特征是：第一，信息的人类性；人与人之间在信息交换方面第一次在全球意义上冲破了地域的界限，节约了人力和自然资源。这是人从类意义上开发自身资源而非自然界的重大成就。在此之前，人类为了打破时空制约，盲目地无节制地开发自然，在得到的同时也失去了许多，最终惩罚了自己；第二，对话的平等性；网络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话成为可能。这种对话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也非自下而上的乞求，而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思想、情感的交流；第三，普遍的个性化；网络技术着力于加强个人权力、自由和价值。人的自由创造的天赋通过这一技术极大的被释放出来，提高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质量。国家权力或中央权力向个人权力的过渡，是这一社会的发展趋势。由于人有条件成为自己的主人，并且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国，则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也将被削弱。
    圣经中通天塔的故事隐喻着人类之间不能相互交流的原因在于语言沟通上的障碍。互联网技术不仅是一项技术，也正在创造一种语言，一种令新人类都可接受的计算机符号。其实，语言就是一种符号。后现代主义者把语言作为其命题的前提，依然是在从符号学上做文章，有谁能够思量到几十年、几百年后，人类不是在使用一种人人可通的世界语？那时，这种语言是否有意义，完全是"在场"人的事情。还有，现在的你管得了吗？
    然而，技术的或语言的力量真正改变的却是人的主体的历史。在网络社会中，人实际上并没有变成狗，操纵网络的是人，不过已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是"类"意义上的人，这样一种人又是平等意义上的人，但我们不会陷入现代社会所标榜的以公民身份作为平等的形式主义的幻像之中。近代启蒙运动成功地将人从封建臣民的身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人新的身份------公民。作为公民的人既被除了魅------他只信仰自己和时时表现出得对法律效忠，又被抽调了道德的文化成份------只要是好公民，是不是好人，已不大重要了。公民有选择的意志自由，这是人们平等的标志，但麻烦在于，公民的这种选择的自由是临时存放在他那里要随时准备交出而且经不起折腾的东西。被迫进行选择才是意志自由所处心积虑要追求的目标。在史学家钱穆看来，一个平民自卖为奴，如同参加了一个大的企业组织，也如现代社会的一个农民走进大公司当职员。把自己卖掉，不同于把自己的儿女卖掉，后者实在是刘小枫所言的"负罪的抉择"，而前者则毋须有内疚的感觉，人在公民身份的摧眠下不动声色地失去了自我。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得不抉择的现代社会里，意志自由至少是在公共领域中不具有意志权力，说得更为具体一点，就是公民所拥有的意志自由是一种有限的意志自由，缺乏力量，有意志却没有权力------话语权被虚置，对话成为道具，成为表演的工具。
    把公民还原为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以公民为主体形成的公共领域不是加强而是消解了人的类意识，无论如何对公民身份的任何言说都不能跳出民族国家的范畴。值得欣慰的是，网络社会硬是打造了这样一个人类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这是一线曙光，尽管离天亮还有时许。当然进一步的追问还将继续，这里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人们对虚拟的真实哲学态度以及网络技术在走向成熟期之前所带来的负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