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所图书馆近年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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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所图书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之一，也是国内馆藏法律文献数量较大、内容丰富、门类齐全、并具有一定特色的专业图书馆。它于1958年10月3日伴随着法学研究所的成立而诞生。46年来，法学所的图书资料工作从一个简单的图书资料室到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法学图书馆，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阶段，即基本建设阶段（1958—1966年）、全面停滞阶段（1966—1975年）、平缓渐进阶段（1975—2001年）、逐步向现代化法学专业图书馆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图书馆在基本建设阶段，于1958年至1959年先后接收了清华大学、北京铁道学院等院校调整前的藏书和原国务院法制局、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与法律出版社等被撤销单位的藏书，总数近20万册。这些书包括中、西、俄、日等多个文种，涉及到法学各个领域，而且有很多是国内外少有和非常罕见的文献。它对研究法学理论特别是中外法律史具有重要价值，为法学所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和学术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法学研究工作被迫全面停止，图书资料工作也自然被迫中断,使法学文献的收藏形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断层。
1975年9月图书馆重新恢复工作，但真正全面开展图书资料工作还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和社会对法学研究和立法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图书馆开始建立法学专题资料库的工作。工作人员以550余种全国报刊为对象，对法学相关资料进行圈选、剪辑、分类和整理。至2000年底，图书馆连续剪辑收藏的法学资料近12万份，分37大类近千个专题。作为全国唯一一家馆藏法学专题资料的图书馆，22年的资料积累，不仅充分反映了我国法学研究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轨迹与成就，而且由于馆藏法学资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为法学所乃至全国的法学研究、立法、执法和法学教育等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今后我馆的自动化建设（包括论文资料的联机编目、回溯和建立法学专题资料数据库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平缓渐进与现代化阶段中，1994年4月法学所新图书楼落成，时逢政治学研究所同法学研究所合并，随后两所图书机构合并，正式更名为图书馆。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图书馆在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严重不足，使图书馆的工作没有能够同飞速发展的法学研究工作与时俱进。
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图书馆从狠抓基础建设入手，以馆藏图书电子检索系统的建立为工作重心，并辅以通过全面装修改造整体环境，同时通过引进人才调整人员结构，全面推进了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工作。
第一，通过整理和补充重新建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岗位职责条例(试行)》、《借阅规则》、《对外服务收费标准》、《工作人员参加课题项目的暂行规定》、《工作人员出差的暂行规定》、《对参加业余学习培训以及学术会议等的补贴奖励办法》，等等。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的同时，以“如何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为中心课题，狠抓了制度的具体落实。尤其是在2003年元月实行了工作人员填报工作日志制度（2003年10月改为网上填报）以来，个人的工作内容有了更高的透明度，由此完善了个人工作的量化评价机制。现在，全馆工作人员在劳动纪律和精神面貌方面较之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第二，2002年8月，根据1998年我院领导“要在5年内完成全院中文图书回溯的编目任务”的指示精神，开始对馆藏图书进行回溯。即采用丹诚软件和国际MARK格式建立馆藏图书目录数据库，将原来用《科图法》分编的图书一律改用《中图法》分编。我馆尽管因为各种原因开始这项工作的时间较晚，但在2003年7月已经实现了利用计算机检索查询和借阅馆藏中文图书。至今，又陆续完成了馆藏西文和日文图书的回溯工作。在这段工作中，需要对中外文书库中的20余万册书刊搬出搬入、重新排架和对回溯后的图书进行验收与改错等，尤其是还有一段同后述装修改造工作交叉，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且不辞辛苦，做出了极大的奉献。
第三，2002年10月开始装修改造，2003年1月完工。装修改造后的图书馆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分散式格局，实现了封闭式的一体化和一体化馆内完全开放的格局和管理。装修改造后的馆舍面貌一新，首先，有效使用面积由原来的1137平方米增加到1342平方米，总体格局分为7个中外文书库、4个阅览厅、室（包括报刊与工具书阅览厅、中文资料阅览室、电子阅览室、访问学者阅览室等）、4个办公室和1个会议室；其次，与原来各书库相对独立分散、工作人员各自为战相比，在一体化格局中改用前后台工作的两分法，实现了减员增效。相对宽敞的馆舍给图书馆工作提供了相对独立和发展的空间。从此，我馆正式更名为“法学图书馆”。
第四，2004年7月，图书馆安装了图书防盗设备，并组织力量加班加点，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突击完成了对21.5万册书刊贴防盗磁条的工作。
第五，面对情报信息向电子化、无纸化发展的新形势，我馆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先后引进了网络图书资料系统，如，《国家法规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法宝》等法规数据库，《清华大学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人大书报社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外文新书目录索引数据库》，购买了美国OCLC FirstSearch和 LexisNexis 公司数据库的使用权，等等。在此基础上，2003年4月又增添了由1台服务器连接的8个工作站。图书馆实现了利用计算机检索和借阅服务，在现代化管理上前进了一大步。
第六，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研工作，图书馆开展了多种服务项目：（1）通过新书报道、新书陈列、本所科研成果（书）展等方式，为所内外及时提供更多更新的相关信息；（2）组织书刊的阅览、外借和预约借阅；（3）开展咨询服务，指导读者查找图书资料和使用工具书。（4）定期提供法学专题性的检索服务;开展代查、代译、专题跟踪等情报资料工作。（5）开展文献复制、情报检索等技术服务项目。
第七，近年来，我馆参加国家、院、所科研项目达几十项，提供专题资料近万份。这些资料涉及立法、依法治国、西部开发法、人权、婚姻法与家庭暴力、反邪教立法、金融犯罪、死刑、法制史考证、沈家本法律思想、美国法、日本法等等，为启动法学理论的创新研究和立法、司法、法学教育都做出了极大贡献。
第八，在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由于法学研究所在国内外法学界的重要地位和本馆丰富的专业馆藏，使本馆受到国内外同行业文献工作者的极大关注。我馆是联合国托存图书馆成员，现有联合国托存书刊近千册。近年来，接待了十几个国家的多批专家学者参观、座谈、讲学；接受来自各国学术单位的赠书；另外还与日本·成文堂出版社建立了长期受赠图书的关系。
第九，在学术研究方面，我馆现在是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和北京高校情报研究会法律信息分会的集体会员。除每年定期参加全国或地区性专业图书馆的学术年会及各类学术研讨会外，还积极举办和参与大型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另外，我馆在法学所中国法学网上主办了《法律图书馆论坛》，为法学图书馆界同行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最近我馆还主编了《法学图书馆年刊》，将在今年上半年出版。
目前，本馆的馆藏总量为35.7万册（件）。其中，中外文书刊21.5万册，英文图书缩微片2.5万张、中文法学剪报资料 11.7万余份、中文法律数据库VCD光盘百余张。主要特藏图书和期刊包括：线装古籍5640种38227册（其中善本书400余种3000余册）；近代期刊合订本490种4970册；近代图书6294种31622册；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辑出版和收藏的日文图书1421种2213册、中文图书95种186册。
善本书中包括明代至清代的抄本和清代乾隆时期以前的刻本。明代善本书有：1384年的刻本《无冤录》、1517年的刻本《密勿稿》、1533年的抄本《牧鉴》、1581年的刻本《古今廉鉴》、1593年的刻本《问刑条例》等等。清代善本书有：1650年的刻本《治开录》、1662年的刻本《左侍御公集》、《治径政略》以及清代抄本《金谷琐言》、《谕告文件抄本》、《奏折汇钞》等等。清代善本书中最珍贵的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清末法制改革派首领沈家本的手稿，在我图书馆藏有39种98册，是研究清末法制史和沈家本法律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馆现藏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辑出版的图书资料，是国家级重大的历史遗产。如满铁机构出版的日文书《关于八路军及新四军的资料》、中文书《东三省行政组织一览（附东支铁道组织一览）》和中文调查报告稿本（如《吉林调查局法制报告》）等。这些都是研究满铁组织机构与日本侵略统治活动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馆藏法学专业书刊的主要类别划分是：法的理论、法的历史、国内法、国际法、比较法等。馆藏特点是法律图书的专业化收藏。
多年来,法学研究所图书馆在院、所两级领导的正确领导与大力支持下，坚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坚持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事业服务，履行搜集、整理、存贮、提供国内外法学文献资料的职能，在面向本所科研工作和科研人员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为全国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和立法、司法工作服务。图书馆的建设和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今后，图书馆的任务和发展规划是：1、继续引进必要的现代化设备和技术手段，全面实现管理现代化；2、把定期和不定期培训图书馆工作人员作为长远规划，不断提高法学专业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3、根据法学研究所科研方向与任务的要求不断调整自身的工作内容，提高馆藏质量，完善信息管理，全面建立现代化的法学文献检索系统,以更高的质量完成所内外交办的搜集、编辑任务，并完善咨询业务；4、加强图书馆学、情报学和现代化技术等理论和应用研究，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研究领域不断做出新贡献；7、积极开展国内外法学专业文献情报系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把法学图书馆建设成具有国家一流水平的现代化的法学专业图书资料中心。
几年来，法学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本着全心全意为科研人员服务的奉献精神，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地做着琐碎而又不可或缺的图书资料工作，为法学研究所乃至全国的法学科研工作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在国家日益昌盛、法学日趋繁荣的今天，法学研究所将在中国法治的历史进程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法学研究资料库与工具库的法学图书馆也必须与时俱进，为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进而为中国的法治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图书馆在基本建设阶段，于1958年至1959年先后接收了清华大学、北京铁道学院等院校调整前的藏书和原国务院法制局、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与法律出版社等被撤销单位的藏书，总数近20万册。这些书包括中、西、俄、日等多个文种，涉及到法学各个领域，而且有很多是国内外少有和非常罕见的文献。它对研究法学理论特别是中外法律史具有重要价值，为法学所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和学术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法学研究工作被迫全面停止，图书资料工作也自然被迫中断,使法学文献的收藏形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断层。
1975年9月图书馆重新恢复工作，但真正全面开展图书资料工作还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和社会对法学研究和立法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图书馆开始建立法学专题资料库的工作。工作人员以550余种全国报刊为对象，对法学相关资料进行圈选、剪辑、分类和整理。至2000年底，图书馆连续剪辑收藏的法学资料近12万份，分37大类近千个专题。作为全国唯一一家馆藏法学专题资料的图书馆，22年的资料积累，不仅充分反映了我国法学研究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轨迹与成就，而且由于馆藏法学资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为法学所乃至全国的法学研究、立法、执法和法学教育等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今后我馆的自动化建设（包括论文资料的联机编目、回溯和建立法学专题资料数据库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平缓渐进与现代化阶段中，1994年4月法学所新图书楼落成，时逢政治学研究所同法学研究所合并，随后两所图书机构合并，正式更名为图书馆。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图书馆在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严重不足，使图书馆的工作没有能够同飞速发展的法学研究工作与时俱进。
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图书馆从狠抓基础建设入手，以馆藏图书电子检索系统的建立为工作重心，并辅以通过全面装修改造整体环境，同时通过引进人才调整人员结构，全面推进了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工作。
第一，通过整理和补充重新建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岗位职责条例(试行)》、《借阅规则》、《对外服务收费标准》、《工作人员参加课题项目的暂行规定》、《工作人员出差的暂行规定》、《对参加业余学习培训以及学术会议等的补贴奖励办法》，等等。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的同时，以“如何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为中心课题，狠抓了制度的具体落实。尤其是在2003年元月实行了工作人员填报工作日志制度（2003年10月改为网上填报）以来，个人的工作内容有了更高的透明度，由此完善了个人工作的量化评价机制。现在，全馆工作人员在劳动纪律和精神面貌方面较之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第二，2002年8月，根据1998年我院领导“要在5年内完成全院中文图书回溯的编目任务”的指示精神，开始对馆藏图书进行回溯。即采用丹诚软件和国际MARK格式建立馆藏图书目录数据库，将原来用《科图法》分编的图书一律改用《中图法》分编。我馆尽管因为各种原因开始这项工作的时间较晚，但在2003年7月已经实现了利用计算机检索查询和借阅馆藏中文图书。至今，又陆续完成了馆藏西文和日文图书的回溯工作。在这段工作中，需要对中外文书库中的20余万册书刊搬出搬入、重新排架和对回溯后的图书进行验收与改错等，尤其是还有一段同后述装修改造工作交叉，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且不辞辛苦，做出了极大的奉献。
第三，2002年10月开始装修改造，2003年1月完工。装修改造后的图书馆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分散式格局，实现了封闭式的一体化和一体化馆内完全开放的格局和管理。装修改造后的馆舍面貌一新，首先，有效使用面积由原来的1137平方米增加到1342平方米，总体格局分为7个中外文书库、4个阅览厅、室（包括报刊与工具书阅览厅、中文资料阅览室、电子阅览室、访问学者阅览室等）、4个办公室和1个会议室；其次，与原来各书库相对独立分散、工作人员各自为战相比，在一体化格局中改用前后台工作的两分法，实现了减员增效。相对宽敞的馆舍给图书馆工作提供了相对独立和发展的空间。从此，我馆正式更名为“法学图书馆”。
第四，2004年7月，图书馆安装了图书防盗设备，并组织力量加班加点，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突击完成了对21.5万册书刊贴防盗磁条的工作。
第五，面对情报信息向电子化、无纸化发展的新形势，我馆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先后引进了网络图书资料系统，如，《国家法规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法宝》等法规数据库，《清华大学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人大书报社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外文新书目录索引数据库》，购买了美国OCLC FirstSearch和 LexisNexis 公司数据库的使用权，等等。在此基础上，2003年4月又增添了由1台服务器连接的8个工作站。图书馆实现了利用计算机检索和借阅服务，在现代化管理上前进了一大步。
第六，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研工作，图书馆开展了多种服务项目：（1）通过新书报道、新书陈列、本所科研成果（书）展等方式，为所内外及时提供更多更新的相关信息；（2）组织书刊的阅览、外借和预约借阅；（3）开展咨询服务，指导读者查找图书资料和使用工具书。（4）定期提供法学专题性的检索服务;开展代查、代译、专题跟踪等情报资料工作。（5）开展文献复制、情报检索等技术服务项目。
第七，近年来，我馆参加国家、院、所科研项目达几十项，提供专题资料近万份。这些资料涉及立法、依法治国、西部开发法、人权、婚姻法与家庭暴力、反邪教立法、金融犯罪、死刑、法制史考证、沈家本法律思想、美国法、日本法等等，为启动法学理论的创新研究和立法、司法、法学教育都做出了极大贡献。
第八，在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由于法学研究所在国内外法学界的重要地位和本馆丰富的专业馆藏，使本馆受到国内外同行业文献工作者的极大关注。我馆是联合国托存图书馆成员，现有联合国托存书刊近千册。近年来，接待了十几个国家的多批专家学者参观、座谈、讲学；接受来自各国学术单位的赠书；另外还与日本·成文堂出版社建立了长期受赠图书的关系。
第九，在学术研究方面，我馆现在是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和北京高校情报研究会法律信息分会的集体会员。除每年定期参加全国或地区性专业图书馆的学术年会及各类学术研讨会外，还积极举办和参与大型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另外，我馆在法学所中国法学网上主办了《法律图书馆论坛》，为法学图书馆界同行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最近我馆还主编了《法学图书馆年刊》，将在今年上半年出版。
目前，本馆的馆藏总量为35.7万册（件）。其中，中外文书刊21.5万册，英文图书缩微片2.5万张、中文法学剪报资料 11.7万余份、中文法律数据库VCD光盘百余张。主要特藏图书和期刊包括：线装古籍5640种38227册（其中善本书400余种3000余册）；近代期刊合订本490种4970册；近代图书6294种31622册；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辑出版和收藏的日文图书1421种2213册、中文图书95种186册。
善本书中包括明代至清代的抄本和清代乾隆时期以前的刻本。明代善本书有：1384年的刻本《无冤录》、1517年的刻本《密勿稿》、1533年的抄本《牧鉴》、1581年的刻本《古今廉鉴》、1593年的刻本《问刑条例》等等。清代善本书有：1650年的刻本《治开录》、1662年的刻本《左侍御公集》、《治径政略》以及清代抄本《金谷琐言》、《谕告文件抄本》、《奏折汇钞》等等。清代善本书中最珍贵的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清末法制改革派首领沈家本的手稿，在我图书馆藏有39种98册，是研究清末法制史和沈家本法律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馆现藏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辑出版的图书资料，是国家级重大的历史遗产。如满铁机构出版的日文书《关于八路军及新四军的资料》、中文书《东三省行政组织一览（附东支铁道组织一览）》和中文调查报告稿本（如《吉林调查局法制报告》）等。这些都是研究满铁组织机构与日本侵略统治活动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馆藏法学专业书刊的主要类别划分是：法的理论、法的历史、国内法、国际法、比较法等。馆藏特点是法律图书的专业化收藏。
多年来,法学研究所图书馆在院、所两级领导的正确领导与大力支持下，坚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坚持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事业服务，履行搜集、整理、存贮、提供国内外法学文献资料的职能，在面向本所科研工作和科研人员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为全国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和立法、司法工作服务。图书馆的建设和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今后，图书馆的任务和发展规划是：1、继续引进必要的现代化设备和技术手段，全面实现管理现代化；2、把定期和不定期培训图书馆工作人员作为长远规划，不断提高法学专业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3、根据法学研究所科研方向与任务的要求不断调整自身的工作内容，提高馆藏质量，完善信息管理，全面建立现代化的法学文献检索系统,以更高的质量完成所内外交办的搜集、编辑任务，并完善咨询业务；4、加强图书馆学、情报学和现代化技术等理论和应用研究，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研究领域不断做出新贡献；7、积极开展国内外法学专业文献情报系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把法学图书馆建设成具有国家一流水平的现代化的法学专业图书资料中心。
几年来，法学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本着全心全意为科研人员服务的奉献精神，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地做着琐碎而又不可或缺的图书资料工作，为法学研究所乃至全国的法学科研工作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在国家日益昌盛、法学日趋繁荣的今天，法学研究所将在中国法治的历史进程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法学研究资料库与工具库的法学图书馆也必须与时俱进，为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进而为中国的法治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