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审理米洛舍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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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南斯拉夫法庭是1993年由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前南斯拉夫境内自1991年以来在各民族之间发生的互相残杀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罪行而设立的特设法庭，当时包括中国等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全体安理会成员国均投了赞成票，中国的李浩培、王铁崖和刘大群先生相继在该法庭担任法官。虽然在审判米洛舍维奇等个案上中国认为存在不适当的政治干预，但总的来讲，它代表了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刑事审判水准和最先进的刑事审判理念。
我在国际刑事法院工作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不同于前南斯拉夫法庭等临时性机构，它是2002年成立的一个永久性机构），有一天，刘大群法官携其家属邀请我和夫人共进晚餐，席间我夫人问了一个在我看来有点不太可能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听审米洛舍维奇吗？”没想到刘法官却说：“当然可以。在联合国网站上可查到哪天有他的审判，然后带上你们的护照去就行。”
9月27日，在联合国网站上查到次日9点至下午1点有米洛舍维奇一案的开庭，于是28日一早就和夫人一起赶往法庭。在入口处验过护照，通过安检，存好包（相机等不让带入），即进入大厅。前台的接待人员友好地告诉我们，现在离9点开庭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可在自动售货机里投币买点喝的，坐下等一会儿。
9点整，在一名女保安的提示下，我们走进二楼的一个审判庭，在右边的听众席上就坐（听众席前排有两排VIP贵宾席，左边是记者席位），保安交给我们每人一个耳机，并帮我们调到听英语的位置（还可以听法语等）。抬头望，前面是透明的玻璃将我们与里面的法庭隔离开。法官还没有出来，法官席下坐着三名穿黑袍的法官助理，右边是着黑袍、系白巾的检察官及其助理，其对应的左边是着同样服装的两名律师和两名“法庭之友”工作人员（米洛舍维奇虽然本人拒绝请律师，但法庭还是为其指定了两名律师，并且邀请“法庭之友”出庭“监督”开庭）。
朝律师后上方望去，只见那里坐着一个似曾面熟的人，白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还是那身蓝色西装，系着那条红色领带，他的身边坐着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他就是米洛舍维奇，前南斯拉夫总统，今天的被告。
就在这时，三个穿红色法袍的法官出来了，只听见法官助理一声“起立”，全体人员都站起来。米洛舍维奇本人虽然明显看出有点不情愿，但还是站起来。三个法官一个白人，一个黑人，还有一个黄种人（事后得知是韩国人）。
法官落座，全体人员也随之落座。在我们的听众席前方，左右各有一台电视，直播庭审，据说此直播也面向全世界，还可以通过英特网来看。在法庭旁的两间房间里，可以通过玻璃看到同声翻译和电视、网站转播工作人员在里面工作。
今天的开庭已经轮到米洛舍维奇的证人出庭作证了。在他的第一个证人被传唤到证人席上后，我们的耳机里却突然听不到声音了，抬头看电视，上面写有“不宜公开、暂停转播”的字样，经打听，得知这是因为该部分内容涉及被告的隐私或者事关证人的保护。这一下除了能看到里面的人员走动（法官助理拿着相关资料在证人、检察官、律师、米洛舍维奇本人之间传送），什么也听不见，而且时间还不短。保安好心地告诉我们，三楼也在开庭，我们不访先上去看一看，待到这里直播，再上去叫我们。
三楼开庭审理的被告是一个英俊的穆斯林小伙，据说此人不到30岁就当上了高级军官，成为本民族的英雄。从他对法官的礼貌看（我们上去正赶上法庭休息，他站起来朝法官恭恭敬敬地鞠躬，然后才退出；重新开庭时，他也是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迎候法官），他的态度似乎要好许多。确实，听法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此人是真的认罪和悔罪，他说，仇恨和残忍使大家失去了理智，他希望自己的被定罪能带给被害者家属以抚慰。
再下到二楼，法庭也刚刚结束休息的时间。现在开始对外转播了。由于是米洛舍维奇的证人，因此检察官先发问（如果是检察官一方的证人，则由被告方先发问）。发问环环紧扣，但证人也显然是有备而来，不断给予猛烈的攻击，中间征得法官允许，或分别放映自己带来的录像带，或向法庭提交有关的书面材料。米洛舍维奇的律师也偶尔发言，而米氏本人却总是逮着发言的机会就长篇大论一通，以致法官不得不经常打断他的发言。
米洛舍维奇虽然因其特殊身份而引人瞩目，但不要忘记，他只是已被起诉的162个前南法庭被告人之一。目前，前南法庭有来自79个国家共1100人的职员队伍，其开支是庞大的，光2004-2005年联合国对它的年度预算就是2亿7千多万美元。这种开支一方面反映了国际法庭的优越性，即它能提供那些因战乱或经济不发达而导致国内司法系统所无法承受的财政支持，使它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如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保证审前羁押和刑罚执行羁押的较好条件）、被害人的补偿、证人的保护和援助、调查取证和证据保存的技术与费用等问题上无后顾之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际法庭的缺陷，即由于不同语言、文化等因素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花如此代价来“寻求正义”，旨在“为人类的和平而投资”，但由于这个地球村上的大小“家族”在制度选择、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上仍有如此大的差距，注定建立一个真正客观、公正的国际法庭仍然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我在国际刑事法院工作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不同于前南斯拉夫法庭等临时性机构，它是2002年成立的一个永久性机构），有一天，刘大群法官携其家属邀请我和夫人共进晚餐，席间我夫人问了一个在我看来有点不太可能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听审米洛舍维奇吗？”没想到刘法官却说：“当然可以。在联合国网站上可查到哪天有他的审判，然后带上你们的护照去就行。”
9月27日，在联合国网站上查到次日9点至下午1点有米洛舍维奇一案的开庭，于是28日一早就和夫人一起赶往法庭。在入口处验过护照，通过安检，存好包（相机等不让带入），即进入大厅。前台的接待人员友好地告诉我们，现在离9点开庭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可在自动售货机里投币买点喝的，坐下等一会儿。
9点整，在一名女保安的提示下，我们走进二楼的一个审判庭，在右边的听众席上就坐（听众席前排有两排VIP贵宾席，左边是记者席位），保安交给我们每人一个耳机，并帮我们调到听英语的位置（还可以听法语等）。抬头望，前面是透明的玻璃将我们与里面的法庭隔离开。法官还没有出来，法官席下坐着三名穿黑袍的法官助理，右边是着黑袍、系白巾的检察官及其助理，其对应的左边是着同样服装的两名律师和两名“法庭之友”工作人员（米洛舍维奇虽然本人拒绝请律师，但法庭还是为其指定了两名律师，并且邀请“法庭之友”出庭“监督”开庭）。
朝律师后上方望去，只见那里坐着一个似曾面熟的人，白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还是那身蓝色西装，系着那条红色领带，他的身边坐着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他就是米洛舍维奇，前南斯拉夫总统，今天的被告。
就在这时，三个穿红色法袍的法官出来了，只听见法官助理一声“起立”，全体人员都站起来。米洛舍维奇本人虽然明显看出有点不情愿，但还是站起来。三个法官一个白人，一个黑人，还有一个黄种人（事后得知是韩国人）。
法官落座，全体人员也随之落座。在我们的听众席前方，左右各有一台电视，直播庭审，据说此直播也面向全世界，还可以通过英特网来看。在法庭旁的两间房间里，可以通过玻璃看到同声翻译和电视、网站转播工作人员在里面工作。
今天的开庭已经轮到米洛舍维奇的证人出庭作证了。在他的第一个证人被传唤到证人席上后，我们的耳机里却突然听不到声音了，抬头看电视，上面写有“不宜公开、暂停转播”的字样，经打听，得知这是因为该部分内容涉及被告的隐私或者事关证人的保护。这一下除了能看到里面的人员走动（法官助理拿着相关资料在证人、检察官、律师、米洛舍维奇本人之间传送），什么也听不见，而且时间还不短。保安好心地告诉我们，三楼也在开庭，我们不访先上去看一看，待到这里直播，再上去叫我们。
三楼开庭审理的被告是一个英俊的穆斯林小伙，据说此人不到30岁就当上了高级军官，成为本民族的英雄。从他对法官的礼貌看（我们上去正赶上法庭休息，他站起来朝法官恭恭敬敬地鞠躬，然后才退出；重新开庭时，他也是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迎候法官），他的态度似乎要好许多。确实，听法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此人是真的认罪和悔罪，他说，仇恨和残忍使大家失去了理智，他希望自己的被定罪能带给被害者家属以抚慰。
再下到二楼，法庭也刚刚结束休息的时间。现在开始对外转播了。由于是米洛舍维奇的证人，因此检察官先发问（如果是检察官一方的证人，则由被告方先发问）。发问环环紧扣，但证人也显然是有备而来，不断给予猛烈的攻击，中间征得法官允许，或分别放映自己带来的录像带，或向法庭提交有关的书面材料。米洛舍维奇的律师也偶尔发言，而米氏本人却总是逮着发言的机会就长篇大论一通，以致法官不得不经常打断他的发言。
米洛舍维奇虽然因其特殊身份而引人瞩目，但不要忘记，他只是已被起诉的162个前南法庭被告人之一。目前，前南法庭有来自79个国家共1100人的职员队伍，其开支是庞大的，光2004-2005年联合国对它的年度预算就是2亿7千多万美元。这种开支一方面反映了国际法庭的优越性，即它能提供那些因战乱或经济不发达而导致国内司法系统所无法承受的财政支持，使它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如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保证审前羁押和刑罚执行羁押的较好条件）、被害人的补偿、证人的保护和援助、调查取证和证据保存的技术与费用等问题上无后顾之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际法庭的缺陷，即由于不同语言、文化等因素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花如此代价来“寻求正义”，旨在“为人类的和平而投资”，但由于这个地球村上的大小“家族”在制度选择、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上仍有如此大的差距，注定建立一个真正客观、公正的国际法庭仍然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