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采用实证主义考证方法。实证主义考证，也许有堆积史料之嫌，但作者认为，这种方法将使结论较为可信，更能接近历史真实。作者以此考察明代政治态势的发展，探寻明代司法走向，分析了明代十七朝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司法是政治的反映，或者说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是延伸，尤其是刑狱，明代司法概不能外。中国古代的司法反映了古代中国的政治，而明代的政治演变，使明代的司法具有自身的特色。一方面，明代沿袭了古代中国基本的司法体制，另一方面，明代的司法又对前代的司法有所损益，特征彰显。同时，明代历朝政治历史背景不尽相同，使之特点各异。本书名之为《明代司法续考》，是基于《明代司法初考》进行的。《明代司法初考》着重于明代司法的基本体制及一般特征，《明代司法续考》则更倾向于明代历朝司法的特点。

㈠续考动因及其方式

《明代司法初考》所考证的是明代司法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基本制度的建立，以及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和沿革。该书完成之后，对于明代司法的历史真实，在许多方面仍处于茫然之中，尤其是明代司法的实际运作究竟如何，尚未明了，对于明代司法的总体特点以及历朝的特点所知不多。为此，该书定名为《明代司法初考》，作为探寻明代司法的第一步。《明代司法续考》主要探寻历朝刑狱特点，尤其是中央司法权的运作，包括刑事司法中的皇权、内阁司法权、厂卫司法权（及其与司法机构的冲突）、司法机构职能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与限制。这些内容在司法机构的基本职能和基本制度中并无反映，或者说，很少涉及。因此《明代司法初考》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而《明代司法续考》系统考证的明代十七朝的刑狱大多发生于中央机构，虽然并非是全面的考证，某些内容仅仅择要考述而已，但正是对《明史》记载的近千个具体案例的综合与分析，毕竟展现了明代刑狱的基本概貌，更加贴近历史真实。《明代司法续考》也只是梳理了明代司法的发展和演变的轨迹，众多的疑问还有待解答，进一步考证依然是必要的。完全重现历史真实是不可能的，但尽力接近历史真实则是学者的职责。

本书追求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并存。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从学术价值而言，新不一定真，真不一定新。求真与求新，作者更倾向于真。当然，在任何时候，“真”都难以得到绝对的保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对的。所谓求真，就是尽可能走近真实。为了使研究结论更接近历史真实，采用实证主义方法对明代的刑狱进行考证。体例、结论，没有先入为主的定见，而是心跟着史料走，可以说没有“主见”。从全面真实的历史环境中阐述司法。为此本书用90%史料，而只有10%的论述和结论。正是这些史料支撑着作者的学术观点。

从史料价值而言，一方面本书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素材，每读一次，作者都会产生新的感受，并有新的发现，因此有利于继续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相关史料线索。

在史料运用方面，以《明史》为主，并参阅《明实录》、《国朝典汇》及其他明代文献。对于明代前期，《明史》记载较为简略，而需加以补充，而对于明代后期，《明史》记载十分详尽，更多的是删除、概括。

㈡明代中央司法权

在对明代司法进行深入考证之时，首先遇到的是司法权的概念问题。对于中国古代司法，法律史界有司法与行政合一之说，并有许多学者认为，地方司法是行政与司法合一，在中央则有专门的司法机构。其实，中央有专门的司法机构，并不能得出明代司法在中央一级与行政分离的结论。

1、司法权的概念

在古代中国并无司法权的概念。司法权的概念，应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予以确定，司法及司法权是舶来品。即使在西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离，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之前，司法权的概念在欧洲究竟如何，笔者没有掌握确切的史料，不敢妄断。但既然提出三权分离，说明司法权在此之前并未分离出来。而近代欧美国家建立三权分离制度也经历了不短的时间。

唐宋有司法参军一职，此后似乎没有专门称为司法的机构或职衔。明代中央的司法机构称为三法司，而刑部作为六部之一。皇帝享有最高司法权，而内阁在皇帝和三法司之间具有承接的作用。东厂、锦衣卫与三法司、内阁及皇帝均产生一定的联系。中国在引进司法权的概念之后，已赋予自己的含义，形成大司法的概念，在刑事方面，包括侦查、逮捕、审判、执行，与明代三法司的职能相当。从历史的角度，明代的司法结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亦有其弊端和局限。

2、刑事司法中的皇权

⑴皇权行使的方式

明代皇帝与历代一样，掌握最高司法权。这种最高司法权表现为死刑复核权、重大疑难案件决定权，对一定级别官员拘捕、审讯、用刑或量刑的决定权。本书探讨的是后者，即对官员司法处置的权力。厂卫被视为耳目，因而厂卫的缉事权，即侦查权，亦应作为皇权的一部分。

对官员的拘捕、审讯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接受奏劾，决定是否受理。在明代历朝的案狱中，大部分是这种方式。奏劾的主要的是御史和给事中，亦有其他官员，甚至内阁成员。在很多的情况下，有多人奏劾，或联合奏劾。皇帝对这种奏劾，根据情况决定受理或不受理。有不少的案件是经长时期的奏劾才受理的，如嘉靖时的严嵩一案。在受理之后，决定下诏狱或刑部狱审讯。其二是指令拘捕、审讯。这种方式的使用也多见。如洪武的空印案，永乐靖难之狱，而最多的是建言“忤旨”，即触犯皇帝，而下狱，似乎历朝均有，只是多寡不同。最集中的是嘉靖时的大礼之狱，及正德时的谏南巡之狱。

用刑，主要是廷杖，均由皇帝指令。宣德时号称宽典治平，却因建言有立棰死者，其后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亦有廷杖，间有死者，正德、嘉靖最多。正德时谏南巡廷杖是武宗所为，而刘瑾曾矫旨廷杖。天启廷杖则为魏忠贤矫旨而行。

量刑，主要行使批准权。一般由锦衣卫或刑部审讯后，上报狱情，由皇帝决定是否量刑，皇帝可要求重审。在皇帝批准量刑或要求量刑后，由法司拟刑报批。如认为法司拟刑不当，或轻或重，可要求重拟，并可能处罚法司官员。因议狱不当下狱并不少见，如正统时刑部尚书魏源，天顺时刑部尚书陆瑜。

⑵皇权的限制

皇权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来自法司、内阁、御史、给事中以及其他廷臣，甚至锦衣卫。若奏劾不纳，或用刑过轻，往往出现连续奏劾，甚至“抗章极论”。若逮讯或刑重，或廷杖，则有疏救。洪熙御史舒仲成、大理少卿弋谦以言事得罪，因杨士奇疏解而免。此类疏救极为多见。法司也经常坚持所拟刑罚，并不惜自陷刑罚。弘治时邹智一案，刑部尚书何乔新、侍郎彭诏，吏部尚书王恕等力争。张天祥一案，内阁刘健再四争执。闵珪、戴珊力救大理丞吴一贯。在嘉靖时刑部尚书胡世宁曾言：世宁司刑而杀忠臣，宁杀世宁。刑部尚书刘讱持法而被黜。给事、御史更是多所论救。崇祯时思宗密旨锦衣卫使骆养性潜杀姜埰，骆养性封还密旨。当然最终决定权在皇帝，皇权受到的限制，历朝各异。如崇祯时大多不纳。

⑶皇权的旁落

明代十七朝，大多数皇帝自操威权，特别是洪武太祖、永乐成祖、嘉靖世宗、崇祯思宗始终掌握最高司法权。但也有皇权旁落的，典型的是正统英宗、正德武宗、万历神宗、天启熹宗。四者均年幼即位。正统英宗依赖宦官王振，但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即三杨，为太皇太后所重。正德武宗、天启熹宗皆耽于嬉戏，少理朝政，宦官刘瑾、魏忠贤专权。万历神宗，早期首辅张居正专权，后期神宗怠政。

3、内阁司法权

明代内阁在司法中起很大的作用。《明史•职官志》有关于内阁设置的记载。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权归六部。内阁置于永乐成祖之时，阁臣“参预机务”自此开始。阁臣称大学士，由翰林官或侍郎出任，经公推产生，以阁、殿为衔，如文渊阁、华盖殿、谨身殿、中极殿、建极殿，初不置官属，亦不得专制诸司，阁臣可升任尚书，官以尚书为尊。后阁权日重，景泰时吏部尚书入内阁，有诰敕房、制敕房，并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嘉靖以后，阁臣位六部之上。

内阁的职责主要是“拟票”，但要经内监批红。拟票，即拟定皇帝诏书，是内阁对司法影响的主要方式。阁臣拟定诏书，经皇帝审阅批准后下达。其次，阁臣还通过上疏的方式影响司法，一是疏救，二是奏劾。疏救之事大量发生，奏劾也不少，崇祯时有温体仁劾钱谦益。

阁臣有持平的，也有深刻的。弘治之前的阁臣多比较持正。如景泰时阁臣有江渊、胡濙、高谷、商辂。江渊禁讦告王振余党；王文欲杀林聪，胡濙不肯署；高谷力救林聪、刘俨、黄谏；商辂力救钟同、章纶。天顺间有阁臣李贤、吕原、岳正、薛瑄。石亨等欲置王文、于谦极刑，薛瑄力言于帝，获减一等。李贤言夺门是非，议革冒功者四千余人；锦衣官校恣横为剧患，李贤累请禁止。吕原与岳正列石亨、曹吉祥罪状。成化阁臣中，商辂在位其间笔下不妄杀一人，刘珝曾解林俊之狱。虽万安构邢让、陈鉴之狱，尹直则陷尹旻父子得罪，但亦非用刑深刻。正德以后，间有持正阁臣，如正德李东阳、王鏊，嘉靖末、隆庆初徐阶。

正德内阁焦芳、刘宇依附宦官刘瑾，成为阉党，刘瑾所为皆其所导。嘉靖时张璁、桂萼、严嵩导世宗猜刻。万历阁臣相互排挤，张居正逐高拱，与冯保合谋，欲以王大臣事抅杀之。沈一贯相继以楚宗人案及妖书案欲陷郭正域。天启党争，阁臣各为其党，顾秉谦依附宦官魏忠贤而为首辅，票拟事事徇指。崇祯时依旧纷争，阁臣树党倾轧。

4、中央司法机构职能的运用

从总体而言，明代历朝三法司大多能发挥正常职能，力持律意，用刑得当，但也时有酷吏。典型的酷吏有永乐时都御史陈瑛、正统时右都御史王文、天顺时都御史萧维桢。“希旨”，或“希指”是酷吏的特色。希旨是迎合帝意，引律深文重拟，尤其是陷人于狱。希指，是迎合宦官或权要，如阁臣之意。同时，司法官员，尤其是御史因执法被抅陷比较严重。抅陷，即诬以罪名，陷之于狱。被抅陷者大多为御史、给事中、按察使，因执法或奏劾，而为宦官、权要衔恨，历朝皆有。最典型的是万历众多的矿税之狱。

而在成化、弘治之后，御史、给事中依附宦官、权要之事逐渐增多。如成化时听汪直、万安、尹直嗾使而构项忠、马文升、尹旻之狱。又如弘治时邹智、汤鼐一案，御史魏璋为阁臣刘吉之党，托名上疏，又嗾御史陈璧上疏。至万历末年，因朋党之势已成，众多御史、给事中各为其党，相互奏劾，不少刑部、大理寺官也参与其中。

5、厂卫司法权

厂卫专横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点，但历朝各异。在多数的情况下，只是其缉事权和审讯权与法司有冲突，特别是侵夺刑部的权限。厂卫的势力也经常受到抑制。因正统、正德、天启三朝均为幼君即位，故而倚重宦官。正统司礼监王振、正德司礼监刘瑾、天启掌东厂魏忠贤专权。而成化时汪直掌西厂，因两次奏罢，时间不长。王振在正统前期尚受阁臣制约，后期才跋扈。刘瑾只在正德前期，后被劾谋反论死。天启掌东厂魏忠贤的权势达到极盛。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均屡造大狱。万历冯保虽得势，并有王大臣之狱，但无过多的举动。亦有平恕者，如成化司礼监怀恩、掌东厂陈准，万历司礼太监陈矩、张宏，天启初司礼监王安。

而锦衣卫受宠的，永乐时有指挥使纪纲，天顺时先后有逯杲、门达，大兴狱案。天启时依附魏忠贤的，有掌锦衣卫事田尔耕、掌镇抚司许显纯使用酷刑。正德时钱宁掌锦衣，虽受宠，似无大过。崇祯初年吴孟明掌锦衣卫持正。

㈢历朝刑狱特点

明代刑狱的总体特点是“大臣多下狱”， 本书考证的大多也是大臣之狱。但是，本书汇集的狱案中，涉及吏治的极少，这似乎与“严于治吏”无关。而有其自身的原因和传统。明代的开国方式与其刑狱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正是因为开国方式的不同而与历代刑狱有所不同。明代开国与汉代相近，其刑狱也比较接近。明代大臣下狱发轫于太祖朱元璋，其后，成为明代的传统。而各朝在承继传统的前提下，又有自身的特色，历朝原因不一，轻重各异。无论重刑或轻刑，其特点各不相同。而这些特色同样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寻的。各朝君主的背景、年龄、性格、情绪、喜怒、用人对当朝的刑狱起决定的作用。明显重刑的有洪武、永乐、天顺、嘉靖、天启、崇祯。洪武为开国，永乐因篡位，天顺因复辟，嘉靖为藩王，天启则邪党宦官相结，崇祯亦为藩王。而明显轻刑的有建文、洪熙，而泰昌时间短暂，似可忽略不计。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弘治、隆庆、万历则介于中间，又各有区别。由于大臣下狱以政治因素为多，大部分在下一朝，甚或在当朝，平反复官、荫子、起用。

1、洪武刑狱特点

洪武是开国之朝，其刑狱特点与此有关，并对以后各朝产生影响。相对于以后各朝，洪武刑狱是最重的，因而本书只对《明史》所载死刑案件加以考证。洪武刑狱特点是以政治性杀戮为主，同时滥刑、重刑、轻刑兼而有之。滥刑、重刑、轻刑相互交错，或同时并行。政治性杀戮主要集中在中后期。空印案、郭恒贪污案以及胡惟庸和蓝玉党案是洪武年间发生的四次大狱。被杀的官员中大部分实际上没有触犯律文，显然并非在于吏治。胡、蓝两狱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动机，其目的在于杀戮功臣，发生在朱元璋的晚年。除功臣骄恣横暴、难以管制的原因之外，更多的是朱元璋的猜忌，以及考虑皇权转移的安全，借用罪名，以实现其目的。经胡、蓝两狱，洪武功臣大多被清除，仅少数得以留存。滥刑的典型是空印案、郭恒贪污案。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仅凭猜疑定案，丞相、御史皆不敢言，惟有布衣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冤。郭恒贪污案，因法司逼令妄指，致使拟罪者数万人，而朝廷追赃，令民代偿，似乎还带有敛财的目的。

《明史》亦载有不少“坐小过” 处极刑之例。《明大诰》及其他文献也也大量重刑的案例，似乎可以作为“重典” 治吏的例证。但相对杀戮功臣而言，吏治仍较为宽容。当时君臣之间就用刑的轻重已有争论，大臣反对重刑，很大程度是反对政治性杀戮。

2、建文刑狱特点

据《明史》所载，建文一朝未见重大刑狱。

3、永乐刑狱特点

永乐亦用重刑，但与洪武有明显的区别。其刑狱特点是与朱棣作为篡国之君相适应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使用酷吏进行政治杀戮。靖难之狱、宫僚之狱是永乐一朝的两大案狱。靖难之狱发生在永乐前期；宫僚之狱发生在永乐中、后期。靖难之狱的目的在于剿灭建文忠臣，或在于正名。宫僚之狱则因汉王高煦谋求夺嫡而起。二者均与政治相关。相较之下，靖难之狱涉案人数更多，时间更长。与朱元璋一样，朱棣也抑制勋臣，尽管有死者，但未大规模诛杀，或禁锢，或废为庶人，或夺爵，而且人数也不多。

《明史》所载洪武酷吏仅有刑部尚书开济。永乐有众多酷吏，主要有都御史陈瑛及锦衣卫指挥使纪纲。酷吏被目为忠臣而受宠任。酷吏表现为希旨与诬陷。陈瑛大兴靖难之狱，希旨论劾勋戚大臣。锦衣卫指挥使纪纲诬陷致死浙江按察使周新。久而宠任渐疏，陈瑛、纪纲亦被劾诛死。

4、洪熙、宣德刑狱特点

依律诛杀，没有政治性案狱是洪熙、宣德两朝的刑狱特点，被称施行宽典，有治平之象。《明史》称“仁宗性仁恕”，而“宣宗承之”。仁宗朱高炽在位仅一年，《明史》所载洪熙案狱不多。宣德案狱亦不多，并皆为个案。宣德有以贪暴或凌迟或斩的，大多是论死系狱，在英宗即位后得以复官。但对忤旨却严厉，有多起案狱因言得罪，因而下狱，甚至立棰死。

5、正统刑狱特点

正统的刑狱特点是幼君、宦官、酷吏相结合，施用重典。倚重宦官始于英宗。英宗幼年即位，而太监王振因曾侍英宗于东宫，而掌司礼监。二者互相依靠，英宗虑臣下欺己，而王振假以立威，倾向采用重典。正统六年以前，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即三杨，为太皇太后所重，王振尚有所顾忌，在不同的程度上对重刑的施行有所缓解。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三杨或卒或退，王振专政跋扈。王振采用授意、指令、受案的方式，摭小过，兴大狱。酷吏希指也是正统重典的一大内容。尽管正统刑狱不少，但实际处死的不多，大部分是论死系狱，减死谪戍，或为民，甚或释狱。死刑的数量似乎少于宣德。

6、景泰刑狱特点

景泰刑狱特点是案狱不多，用刑不重。英宗因土木之役北虏，立宪宗为皇太子，郕王监国，随后即位为景帝，改元景泰。景泰元年七月英宗还京师，居南宫。三年五月更封太子为沂王，立见济为太子。四年十一月，太子薨，谥曰怀献，葬西山。景泰八年正月英宗复辟，改元天顺。景泰年间围绕土木之变、易储、复位、复太子位产生了一些政治案狱，有磔、夷族、籍家、廷杖，有杖死者。而当时阁臣劝用轻刑，锦衣、太监亦无大害。

7、天顺刑狱特点

天顺一朝亦用重典，其刑狱的特点是因复辟而起纷争，产生诸多重大狱案。英宗经“夺门”而复辟，导致了政治纷争，呈现功臣、阁臣、锦衣卫相互争斗态势。重用功臣，而倚重锦衣卫，是天顺的特点之一。英宗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官校为耳目，司法官有希指者。李贤、吕原、岳正、薛瑄等阁臣对重刑的抑制起了一定的作用。天顺刑狱显现阶段性。先是“夺门功臣”为复辟正名而大肆杀戮。此后御史因劾功臣，及阁臣以计离间而反被诬。其三是“夺门功臣” 争权。其四是功臣被劾下狱，或谋反。为复辟正名，有于谦案；功臣争权，有徐有贞案；阁臣罗列功臣罪状，功臣诬陷阁臣，有岳正案；锦衣劾奏功臣，有石亨案；锦衣之间争宠，有袁彬案；阁臣请禁锦衣恣横，锦衣欲陷阁臣，亦见袁彬案。功臣谋反，有曹吉祥案。

8、成化刑狱特点

成化刑狱特点是慎刑狱，谴言官。这是《明史》作者的评论，是比较适当的。成化一朝大臣死刑不多，主要为谪戌、镌官闲住或斥为民。另一方面许多御史、给事中，以及诸如刑部员外郎等官因上疏被责，以廷杖为多，有两挞於庭的，甚至廷杖几毙。成化一朝没有酷吏。阁臣既有不妄杀一人的，亦有陷害他人的。宦官汪直虽受宠而屡兴大狱，但也受到一定的制约，所掌西厂，两次奏罢，存续时间不长。

9、弘治刑狱特点

弘治刑狱的特点是用刑较轻，死刑不多，大多是下狱得释，或下狱谪官。孝宗委任大臣，前后所任刑部尚书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皆持法平，没有酷吏，宦官为害不烈。建言忤旨下狱是弘治狱案的一大案由，庞泮案给事中、御史系狱竟达六十二人，以至六科署空。因处罚不重，给事中、御史甚至以忤旨下狱为荣。抅陷是弘治狱案的又一大案由，来自宦官和势要。虽忤旨、抅陷之案多发，但时有疏救者。

10、正德刑狱特点

正德刑狱特点是刑不重，多冤案，滥廷杖。其政治历史背景是宦官独大、佞幸邀宠。武宗年幼即位，耽于嬉玩，嬖幸环绕，少理朝政。前期刘瑾、中期钱宁、后期江彬，三人皆因投武宗所好而获宠信。宦官刘瑾通过左右武宗，操纵内阁成员去留，造成部分内阁大臣，及包括三法司在内的众多廷臣依附，实际权力已超越司礼监，凌驾于内阁之上。阉党焦芳等人导刘瑾为恶，而阁臣李东阳、王鏊虽处境艰难，却尽力救狱，使刑狱有所轻缓。正德刑狱，少有死刑，大多数是冤案，因触犯权要，尤其是刘瑾，被诬下狱。刘瑾虽大起刑狱，只是罚米、削籍、除名、为民、戌、杖、谪、籍、荷重枷。钱宁掌锦衣，典诏狱，势虽炽，似无大过恶。江彬诱导巡幸，引发南巡之谏。刘瑾时先后有数十人被廷杖，数人被杖死，荷重枷亦有死者。谏南巡是明代两大廷杖案狱之一，百余人被杖，十一人杖死。被杖、被谪的多为谏官。

11、嘉靖刑狱特点

嘉靖刑狱特点是多重刑大狱。世宗以藩王入主帝位，意主苛刻，肆行诛戮，这是重刑的主要原因。大礼之狱，廷杖百数十人，杖杀十余人。因深恶言官，疏言者每获刑责，或斩，或戍，或杖。对统兵之将亦大加诛杀。阁臣夏言因失其意而遭刑。其次是权臣排陷。阁臣虽前期有杨廷和，后期有徐阶，但张璁、桂萼、严嵩极尽排陷。张璁、桂萼以李福达、陈洸之狱牵连数百人。严嵩更是肆意刑杀异己，多所抅陷。徐阶力反严嵩所为，劝导世宗宽大，而使诏狱渐虚。

12、隆庆刑狱特点

隆庆刑狱特点是阁臣倾轧，而无大狱。穆宗仁厚，阁臣徐阶持正，亦无酷吏，高拱虽欲中徐阶重罪，但得化解。而高拱掌吏部，多以考察排除异己。太监李芳骤谏忤穆宗，命刑部置重辟，刑部尚书毛恺奏以罪状未明而得贷死。

13、万历刑狱特点

万历刑狱特点是，除军伍失事外，大臣少有死罪，多用谪戍、廷杖、斥为民，偶有籍家。万历没有酷吏，厂卫亦无大害。万历阁臣甚多，而且相互排挤。虽然张居正欲抅杀高拱，沈一贯欲陷郭正域，终未能施行。然而神宗多施廷杖谪戍，以抑疏谏，且多矿税之狱。

14、泰昌刑狱特点

光宗朱常洛在位1月，时间短暂，泰昌无大狱。

15、天启刑狱特点

天启刑狱特点是，因朋党之争，其中邪党依附宦官魏忠贤，杀戮东林。党争起于神宗之时，为是非之辩而相互清洗，日益扩大并趋激烈，由初始的贬斥，而至最后的残杀。天启狱案是循环案件，或者说相互关联，牵涉人员极广。熹宗即位年仅十六，其母已亡，依赖乳母客氏，宦官魏忠贤因私通客氏并宠。东林行为过激，致使魏忠贤与邪党相倚日紧，全力反扑。熹宗忠奸不分，又耽于嬉戏及引绳削墨之事，少理朝政，致使魏忠贤做大。

天启之狱分为三个阶段。三法司官员各为其党，犹以御史为甚，相互奏劾。先是东林以议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罢斥邪党，并劾魏忠贤。其后，魏忠贤寻结外廷，邪党欲谋倚内廷。魏忠贤已掌东厂，并引顾秉谦、魏广微入内阁。东林与邪党及魏忠贤互劾。大狱发生在后期。以杨链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为转折点。邪党导魏忠贤为恶，魏忠贤复用廷杖，杖死万燝以立威，逼去阁臣叶向高，随后罢韩爌、朱国祯。顾秉谦为首辅，票拟皆徇魏忠贤之意。先后有汪文言案、熊廷弼案、周起元案等，多为诬指或伪造，而刑部尚书皆希魏忠贤指，坐以重辟。魏忠贤有“五彪”使用酷刑，死者大多拷毙于诏狱。迄熹宗崩，毙者二十余人，谪戍数十人，削夺三百余人，革职贬黜者难以胜计，东林多罢，邪党再起。

16、崇祯刑狱特点

崇祯刑狱特点是轻罪重刑，大臣多死。《明史》作者对崇祯狱案的评价是刑罚不中，刑章颠覆。这既有思宗用重典的因素，法司拟案，因从轻典，多被责遣，同时也来自廷臣之间的相互倾轧，并且阁臣专务深刻。思宗出于藩王，以威刑驭下是重刑最主要的原因，而内外军事危机也是一大因素。因封疆之事，阁臣一赐死，一遣戍，诛杀兵部尚书二人、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但也有与军事无关的。刑部尚书刘之凤只因议狱轻拟，疑受贿坐绞瘐死。刑部尚书乔允升因狱囚越狱坐绞，减死戍边，而副都御史掌院事易应昌亦因奏乔允升等无死罪，论死缓刑戍边。辅臣薛国观之死则因私愤悬赃。朋党依然纷争，一方面逆党力求翻案，另一方面又继续树党。相互之间排挤争斗，由此制造许多案狱，但已无内臣可依。崇祯之重刑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来自于多种方面，东厂、锦衣卫虽仍受倚用，曾奏罢缉事，封还潜杀密旨。法司定罪，虽有法官引律希旨重拟，但引轻典亦多，疏救虽多不纳，却仍力争。